腐敗，是一個長久以來困擾人類社會的重要話題。為控制和預防腐敗，進而形成清廉社會，許多國家和地區作出了不同的嘗試。其中，中國香港在反腐肅貪上取得的成效備受關注。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歷了急劇的轉變。當時人口快速增加，社會發展步伐迅速，制造業蓬勃發展，經濟漸次騰飛。然而，因為人口不斷地膨脹，社會的資源未能趕及實際需求，這種環境助長了貪污的歪風。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簡稱“香港廉署”）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

至2019年，香港廉署成立45周年，國際社會已普遍認同中國香港是全球最廉潔的城市之一。香港廉署2019年年報援引TRACE International發布的《二零一九年賄賂風險指數》稱，香港在全球20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十低風險地區，而“透明國際”的《二零一九年清廉指數》顯示，香港在全球180個地區中排名第16位。

香港走過了一條什么樣的反腐之路？它的廉政治理是如何進行的？其成功的前提條件、關鍵要素和必要程序又是什么？近日，澳大利亞學者施易安（Ian Scott）、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公婷撰寫的《直面挑戰——香港反腐之路》（簡稱《直》）一書已由中國方正出版社翻譯出版，該書聚焦于香港的反腐之路，借此探討廉政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香港的反腐敗之路究竟是什么？也許以下十六個字可以大致概括：法治為本、制度為體、預防為先、民眾為源。”2021年2月，公婷在《直》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

“反貪機構若要成功，必須克服迫在眉睫的沖突”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既是香港經濟逐漸騰飛的時代，也是貪污橫行的日子。

公開資料記載，當時，香港公共服務機構中貪污情況十分嚴重，市民為了維持生計以及盡早獲取公共服務，被迫使用“走后門”的方法。“茶錢”“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層出不窮，市民不僅耳熟能詳，也無奈接受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貪污風氣在警隊中更為嚴重，受賄的警務人員包庇黃、賭、毒等各種非法罪行，社會治安受到嚴重威脅。

1973年，總警司葛柏被曝持有財富逾430多萬元港幣，但在調查期間逃離香港至英國，令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此案也成為香港廉署成立的重要契機和原因。

1974年2月，香港廉署正式成立，以執法、預防及教育“三管齊下”的方式打擊貪污。廉署成立后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1975年初，廉署成功將葛柏由英國引渡回港受審。葛柏后被控串謀貪污及受賄罪名成立，判處入獄四年。

香港廉署官網稱，“葛柏案件充份反映廉署打擊貪污的決心，在香港掀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在香港政府及廣大市民的支持下，令香港蛻變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

《直》書回顧了這段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腐敗情況，以及廉署成立初期面臨的危機和挑戰。本書作者在分析香港廉署早期面對公信力下滑危機時指出，是“廉政公署的媒體宣傳和民眾面對面接觸的活動令廉政公署重新獲得民眾的支持，并且改變了民眾對腐敗的態度”。

香港廉政公署為何能取得成功？

作為公認的反貪機構成功典范，香港廉署在反腐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它使香港從備受腐敗困擾轉變為一個對腐敗零容忍的社會。

香港廉署是如何取得反腐成功的？《直》書從政治意愿、組織保證、法治為本、腐敗認知和反腐宣傳以及良性循環等方面進行了詳盡的論證說明。

作者公婷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時表示，書中包括了大量的一手資料。 比如，我們在寫作過程中采訪了廉署的一些現任和前任官員，聽他們親口講述香港反貪工作中的往事，感同身受。其中包括參與過上世紀70年代廉署早期建設的“元老”級人物，也有現在仍在反貪第一線的廉署工作人員。在寫作過程中，我們查閱了大量的政府文件，也獲得了廉署歷年社會調查的原始數據。我們自己也就香港市民的廉潔觀作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從而能夠以事實和數據為我們書中的重要觀點提供佐證。

《直》書通過解讀香港廉署歷年民意調查報告發現，“民眾非常支持廉政公署，但可能對廉政公署控制某些類型的腐敗的成效心存疑慮。吊詭之處在于，成功地檢控這些類型的腐敗未必會減少民眾的擔心，反而會讓人們覺得在表面之下還潛藏著更多的腐敗。”

對于這一觀點，公婷補充說明道，（香港）這些年出現的腐敗案件一般是孤立的，同廉署建立初期要解決的腐敗問題有很大不同。那時是集團性的腐敗，規模大范圍廣，政府內外勾結挖制度的墻角，直接影響社會的廉潔生態。而今，很少有人把個別官員的腐敗與政府制度聯系在一起，而更多地將他們看作偶然的、個別的事件。

“其實腐敗分子在任何社會中都有，一是看他們是不是制度的產物，二是看政府有沒有決心和能力將他們繩之以法。這是贏得民眾信任和信心的關鍵所在。”公婷強調。

香港反腐模式的可借鑒性

考察香港的反腐敗道路和成功模式，必然帶來廉政經驗能否移植與借鑒的問題。《直》書認為，“追求特定的反腐敗模式是沒有意義的，盲目移植只會造成‘水土不服’。盡管如此，香港反腐敗的歷程卻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本書提出，“如果有足夠的政治意愿展開有效的防貪工作，那么（香港）廉政公署的以下三項舉措可能對其他地區的反貪機構有所幫助：第一，充分了解民眾對腐敗的態度；第二，制定政策并通過實踐建立反貪機構與社會之間的信任關系；第三，與社會和企業之間建立真正的伙伴關系。”

澎湃新聞注意到，《直》書歸納的香港廉政建設的成功要素中，加強反貪機構與市民互動被著重提及。

書中分析稱，“（香港）廉政公署的社區關系處【注：香港廉政公署分為執行處（負責執法）、防止貪污處（負責防貪）以及社區關系處（負責倡廉教育）】一直都意識到宣傳工作對于推廣廉政公署理念至關重要……它（即香港廉署）將反腐宣傳視為預防腐敗綜合體系中的重要手段……廉政公署的宣傳工作比其他反貪機構更有針對性、性價比更高。”

對此，公婷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還介紹了香港廉署在宣傳工作方面值得借鑒的部分舉措：一是要充分了解民眾所想，比如市民的廉潔觀、對腐敗的容忍度、對反腐的滿意度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在宣傳工作中有的放矢，廉署每年的社會調查便是以此為目的。二是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如廉政公署同企業和商界建立“伙伴關系”、在大學招募“廉政大使”。三是宣傳形式多樣，嚴防說教和形式主義，要通過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

在公婷看來，書中關于反腐敗與社會治理之間關系的討論正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之一。

她指出，本書把反腐敗置于社會治理的大格局之下。廉政的目的是營造善治，它是實現善治的條件、路徑、手段，也是治理是否能夠達標的重要尺度和判斷標準。廉政對善治的貢獻在于，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治理的能力和效果，講公平、公正、公開的價值元素植根于社會治理過程，從而促進社會的穩定、繁榮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