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曾闖入黑龍江省密山市某村莊的東北虎在被成功救護后，在穆棱林業局有限公司施業區被成功放歸自然。專家表示，這是我國首次成功救護并放歸野生東北虎。

新華社《新華視點》為此還刊發了一篇《放虎歸山，真沒你想的那么簡單》，介紹了“放虎歸山”可能面臨的問題。

其實也沒那么復雜。“放虎歸山”，面臨的關鍵問題有兩個：如何在放歸自然的過程中實現人虎兩安全，如何盡量讓老虎在野外順利存活。后一個問題，主要是通過了解虎自身有沒有疾病或其他健康隱患，以及確認放歸地選擇是否能滿足野生東北虎的生存需求來解決的。

給虎“體檢”是一個比較單純的技術活，也花不了多少時間。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科研工作起步不算特別晚，特別是大型獸類研究，已經有相當多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積累。即便還有欠缺，國外的相關研究資料也不會太少。夠用了。

難辦的大概在放歸地“選地方”。

至于“如何在放歸自然的過程中實現人虎兩安全”，是安全問題，然而主要大約不是虎自身的安全，而是虎會不會發生新的與人類的沖突，甚至造成人員傷亡。這個風險，也很現實。

放歸地問題與安全問題也有重合。選擇一個放歸地，就意味著與周邊居民的安全產生了聯系，安全因素就要考慮周全。

技術上，無論是對虎的健康評估，還是對虎的風險性評估，包括電子項圈定位等，多年前就已經相當成熟。這些技術問題，不會對“放虎歸山”造成較大的限制。在決策是否放虎歸山、如何放虎歸山過程中，最大的變量，其實是安全責任的評估分配機制，與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

中國社會對安全問題非常敏感，多年來，安全問題都是“紅線”所在，要“一票否決”，自然，也就意味著，在有些情況下，對安全風險的極低容忍度，造成一些環節需要承擔近乎“無限責任”。也就是說，可能決策失誤或者操作失誤在造成安全問題的因素中比重很小，但問責力度卻可能非常大。這也必然導致，除非有足夠強的壓力，否則很多決策者會選擇不一定最好但安全系數最高的決策。

比如這頭名為“完達山一號”的東北虎。假如你在決策者的位置上，不考慮其他因素，主要從安全性上考慮，你會選擇把它關到某個馴養繁殖基地或動物園，還是冒著一定的安全風險，放歸山林呢？

我個人認為，考慮到上述背景，如果決策者選擇前者，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像各地地鐵都配置了安檢設備，那么某地決策者如果不跟進，萬一出現安全事故，他的責任就會無限大。

我不認為在此次東北虎事件中，決策機制有了根本變化。所以這個過程中，最大的變量，是網絡圍觀的民意。

除了大家都看得到的，事件早期人們懷著新奇、刺激的心理“圍觀”關于東北虎的各種段子、視頻，我也很早就注意到，當東北虎被控制后，很快互聯網社交媒體上就出現了對這只東北虎未來命運的關注，而且其中多數意見都認為，野生東北虎應該回到它熟悉的大自然中去。

這種關注及傾向不是偶然和孤立的。“五一”期間爆出的杭州幾頭豹子逃逸的新聞，也引發了類似強度的大眾圍觀。普遍而言，人們對這件事的態度，并非對豺狼虎豹的恐懼，更有點像家中走失了寵物的焦慮。

我可以肯定地說，這種關注及傾向不是一直以來都有的。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的相關機構和野生動物保護工作者都在致力于提升公眾的生態保護意識。這兩次“虎豹事件”中傳遞出的情緒與價值取向，正是野生動物保護者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結果。而這一變化，一方面是日積月累、潤物無聲的教育之功，另一方面，與近幾年來對生態保護的格外強調密不可分。

民眾的大規模圍觀、關注，無疑成為一種對沖力量。圍觀在客觀上促成了決策的透明化、公開化，它可以使決策者可能擔負的無限安全責任有所降低。

“完達山一號”的潛在安全風險雖然不大，但不能排除。在相對公開透明的決策下，相關決策者的選擇天平，才有可能向著“科學合理”而非“萬無一失”一側傾斜。即便未來“完達山一號”出現了安全問題，可以想見，此次決策的決策人承擔的也是“有限責任”而不是“無限責任”。

自然，尋找野外放歸地，也需要足夠好的自然條件。2000年以來歷次大規模的生態保護工程，以及東北近年來經濟社會的變化，包括相關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設立，也為野外放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良自然條件。

“完達山一號”順利放歸充分說明，野生動物保護的核心問題，主要還是人類社會內部的調適問題。很多事情做不到，是人類社會自身的利益調整或者決策博弈出現問題，而不僅僅是自然環境本身的限制。同樣，很多問題能夠解決，也有賴于全社會的思想觀念轉變、安全責任的合理分擔、決策機制的公開透明。

當然，這里不能忽略過去數十年間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積累下的豐碩成果，在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再平衡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也為未來圓滿解決類似難題提供了必要條件。

從“完達山一號”從出現到成功放歸野外的整個歷程來看，在社會對野生動物保護的觀念整體性發生了躍升進步后，互聯網“圍觀”的民意，與職能部門和專家的決策，是可以形成良性互動的。毫無疑問，僅就野生動物保護領域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