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權宣布實施金圓券方案，以取代業已完全破產的法幣。推動這一幣制改革的前后波折，也是近期熱播劇《北平無戰事》的歷史背景。

        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融史專家吳景平看來，電視劇的藝術性可圈可點，但無需和歷史對號入座。事實上，1948年主導幣制改革的不是蔣經國，“建豐同志”還遠沒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樂道的“上海打虎”是場鬧劇，依據的規定不合理，和國民黨的覆亡也沒關系。“奸商”的囤貨居奇、中共地下黨的作戰，都不是金圓券失敗的原因；劇中常出現的“孔先生”（孔祥熙）、“宋先生”（宋子文），當時一個被趕去國外，一個被“發配”廣東，對改革決策更無影響。至于兩位爺爺輩男神“方步亭”、“何其滄”，以他們的身份則不可能參與起草這次幣改法案。

        追溯歷史上的1948，蔣介石的金融幕僚已經指出幣制改革的巨大風險，當局為何仍堅持推進？收兌金銀、運送臺灣是蓄謀已久的嗎？同樣是不能兌換金銀外匯的紙幣，為什么人民幣沒有崩潰、金圓券破產了？民眾對改革又為何從配合走向對立？

        帶著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吳景平教授，請他介紹歷史上的金圓券改革。

       

        澎湃新聞：1948年改革前的物價、貨幣情形嚴峻到什么程度？為什么？

        吳景平：之前使用的法幣，是從1935年開始發行的。在8年抗戰中，法幣的發行數額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發行總數是14億，1945年已經是5500多億。物價上漲比例更高，如重慶物價上漲1795倍，上海約86000多倍。所以抗戰結束前夕，貨幣問題已經非常嚴峻，這是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

        原因還有一點，法幣推行初始，是依靠中央、中國、交通三家政府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來維持法幣的匯率，實質就是幣值的穩定。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外匯市場關閉了，中英美平準基金到1943年也相繼終止，法幣貶值就控制不住了。

        抗日戰爭結束后沒有馬上改革貨幣，拖到1948年發行金圓券前夕，市場上已有660多萬億法幣，情況惡化到難以收拾。

        

        澎湃新聞：抗戰以來國民黨內就一直有提議，要改革貨幣、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為什么1948年才付諸實施？

        吳景平：蔣介石意識到法幣不行了，但幣制改革不能以他的名義直接提出，應由財政部長提出，由行政院長拿到中政會上通過，走這樣一個合法流程。1945年抗戰結束后，蔣介石幾乎每年都要求行政院、財政部、中央銀行拿出方案來。

        但當時這幾個方面都認為，戰爭剛結束，國民經濟還很困難，改革幣制是動大手術，國民經濟如同一個虛弱的身體，沒有這個底子來承擔變革。宋子文（1944年底-1947年2月主掌行政院）及其任內的財長俞鴻鈞表示，幣制改革須有基本前提，即經濟穩定、國際貿易平衡、有金銀外匯作為準備金等等，當然還要有和平環境。后來宋子文下臺，張群接班，他和他任用的央行總裁張嘉璈，也都比較謹慎，他們始終認為條件不成熟，沒有同意。

        1948年行憲以后，翁文灝任行政院長，找了王云五當財政部長，這兩位是很少對蔣介石說“不”的。蔣要馬上改革貨幣的計劃，第一次得到了行政院和財政部方面的認可。改任央行總裁的俞鴻鈞抵擋不住蔣、翁、王的“多數”壓力，只好違心地不再反對新幣改案。蔣興奮地在日記中說，宋子文、張群、張嘉璈、俞鴻鈞“皆畏縮不決”，只有翁文灝、王云五“能毅然實施”，“可謂奮勇難得”。

        問題是，此前幾位都是在金融領域歷練多年的人物，王云五主要是教育界、出版界出身。他在回憶錄中寫了很多體會，但沒有表現出獨立的、基于金融知識的改革思想，所有事都要經過翁文灝讓蔣介石批準，因此他不是決策者，只是蔣介石旨意的領會者和執行者。

        澎湃新聞：幣制改革的方案在公布前是否經過嚴密的論證？應是絕對保密的？

        吳景平： 從臺灣的檔案中可以看到，出席1948年8月19日中政會并批準了這個方案的人，后來曾說，我們當時開會總共就兩三個小時，他們突然跑來說有這么一個方案，總裁是支持的，要我們通過。我們根本沒有好好研究，大家就舉手通過了。所以當時沒有經過黨內、政府內的專家、行政人員充分溝通，沒有充分論證通過。

        這個方案在拿到中政會通過以前都是不能公開的，涉及到收兌金銀外匯，絕對不能事先泄露。有傳言說存在重大泄密事件，但是我們目前沒有明確的歷史資料證明這一點。應該說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澎湃新聞：既然蔣介石身邊的金融家幕僚都反對，他仍然急切地推進幣制改革，有沒有必要性、合理性？

        吳景平：舊法幣在客觀上已破產，蔣介石作為最高決策者非常著急，要盡快改變這個狀況，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法幣運行的外部環境很糟，但拖下去只會更糟糕。

        另外蔣介石有兩個考慮。一是久懸未決的美援終于落定。戰后初期美方曾承諾給中國5億美元援助，1946年這個案子擱淺了，當時國民政府行政、財政、央行系統都提出，過去的貨幣改革（法幣改革、平準基金）都有外匯支持，現在完全靠中國自身的力量實施幣制改革是不行的。而且起初的改革方案里還要開鑄部分貴金屬幣，沒有外來援助不可能實現。但到了1948年4月，總額為4億6300萬美元的美國援華法案通過，而且其中1億2500萬美元左右是可以讓中方支配的。在蔣介石看來，這大筆美元可以作為改革的依靠。

        二是共軍還沒有在軍事上顯現出巨大優勢（1948年8月）。蔣介石認為當時國民黨仍控制著局面，延安也打下了，在全國主要戰區，包括東北，國民黨軍隊都還沒有呈現敗象。軍事上的大轉折其實就發生在改革推行后的第二個月，即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以及同一個月開始的遼沈戰役。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金圓券最后陷入惡性通貨膨脹，變得一文不值。但它的制度設計有十足準備金、最高發行限額等等，看似穩妥，這個制度本身有問題嗎？

        吳景平：根據《金圓券發行方法》，新幣制以金圓為本位幣，規定有法定含金量，發行采用十足準備制，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設立20億最高發行額、有發行準備監理會等等。但制度設計是否合理，要結合具體的歷史條件來談。

        改革方案中有一條，1元金圓券對應收回300萬法幣（即1:300萬），此前舊法幣的發行額是660多萬億，那么理論上2億多金圓券就可以收回全部法幣。實際限定的最高發行額是20億，也就是放寬了10倍。所以，如果改革只是用新的貨幣來收回舊法幣，按這個比例是綽綽有余的。

        但我們知道，最后完全失控了。2億就可以解決的事情，20億都沒有解決，最后發行了560000多億金圓券（截止到1949年5月）。為什么呢？

       

2億就可以解決的事情，20億都沒有解決。金圓券改革宣告破產，《北平無戰事》劇中主角、曾可達（國民黨國防部預備干部局少將督察）在改革失敗后自殺。

        所有的貨幣改革，如果市場不接受，是無法持續的，因為貨幣本身就是市場經濟商品交換的產物。除了金圓券本身，還要注意一系列相應的規定。

        過去是銀本位，自由買賣銀元，所有貨幣發行銀行都承擔著兌現的義務，即發行的是兌換券，如100元面額的持券人隨時可以向發行銀行兌換100銀元。現在央行統一發行金圓券，按理說，能夠隨時以紙幣換回金圓，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金圓本位。

        問題是，它同時又規定，“任何人不得持有、買賣金、銀、外匯”，否則就是違法，而且限期到央行或者指定機構去把個人持有的金銀外匯全部換成金圓券。黃金不能買賣了，不能持有了，它和貨幣就沒關系了。

        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有矛盾。按字面上說，收上來的金、銀、外匯是發行準備金。什么叫準備金？從貨幣理論上來說，它是防止別人拿紙幣來兌現。但它又規定任何人不能持有金、銀、外匯，也就是說不可能兌現，這就變成謊言了。

        這兩條方案同時出臺，其中一條就是假的。現在我們知道，強制收兌金銀外匯是真的，限期上交，市場上買賣、個人持有都屬非法。收上來以后大部分運去臺灣，并沒有放在那里準備別人來兌現。最后留在上海中央銀行總行的庫房里的金圓券準備金少之又少，和后來發行的幾十萬億金圓券是完全不相稱的。也就是說，國民黨留下了不名一文的紙幣金圓券，帶走了金銀外匯。

        澎湃新聞：所以金圓券瘋狂貶值，與沒有準備金、不能兌現有關？

        吳景平：不兌現，不是唯一的失敗原因。后來人民幣也不兌現，但它沒有破產，沒有濫發，物價沒有亂漲。什么原因？生產、流通、消費各方面都能夠正常運轉。貨幣是保證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媒介，只要這些生產交換環節正常進行，貨幣的功能也就正常。

        當時老百姓拿著金圓券，買不到金、銀、外匯，那就只有一個去處，到市場上購買貨物。接下來的問題是，市場上有沒有足夠的商品？有充分的糧食嗎？有日常必需品嗎？工廠要開工，有足夠的原料嗎？

        推出金圓券的同時還頒布規定，說物價和勞務價格都凍結在8月19日這一天（即“八一九防線”）。如果生產和交通運輸都處于正常狀態，人心平穩，不急于拿著錢就去搶購，那么或許可行。可當時戰火紛飛、交通中斷、生產極少，大家對金圓券的購買力，對物資充足、物價不漲，根本不抱積極預期。后來事實也證明這是假的：商品也沒有，價格也管不住。

上圖為國民政府發行的金圓券，下圖為1949年發行的第一版人民幣。同樣不能兌現，為什么人民幣沒有失敗？

        澎湃新聞：部分改革政策違背經濟規律，蔣介石對其中的矛盾和風險是否心知肚明？他對財經金融的了解有多少？

        吳景平：蔣介石非常關心財經狀況，因為他的權力需要通過財政資源的配置來體現。他很在意交通、生產、物價如何。他在日記中記載，上海米價如何從1948年2月底的每石300萬元猛漲至6月10日的700萬元，而6月16日竟高達980萬元，用今天的話說，當時的物價已經是“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經濟形勢已至最險惡之境地”，他必須排除種種反對的主張，盡快推出新的幣制方案。

        對于金圓券政策的風險，蔣介石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住局面，試圖通過完全的高壓統治來和市場較量：民間交出金銀外匯，物價工資不準漲，完全由政府來組織生產和供應，他認為他可以做到。

        推行金圓券之初，戰局沒有發生大的逆轉，大城市的感覺還是平平安安的。貨幣比較集中的工商業中心城市，像天津、上海、廣州，沒有太大問題。一方面是高壓政策下的遵循，一方面大家也感到法幣不行了，不斷在貶值。現在既然當局出臺一個政策說，我們回到小面額紙幣，減少發行數量，300萬元變成1元——即所謂“把泡沫擠掉”——不要幾百萬收入，就是實實在在的幾元錢，可以買到東西，那這樣也行。所以一開始大家對這個方案，不論是否理解，最初一個月比較配合。

        剛開始收兌金銀外匯比較順利。雖然可能有些大戶、銀行家、工商企業家，不會把金銀外匯全部交出來，但一般老百姓都交了。問題是一個月以后不行了。首先是市場上買不到東西。你說不能漲價，不等于商品成本不變啊。大城市商店進貨，靠外地運來，交通中斷了，原先的成本進不了貨，光是運費成本就上漲了，你又不讓加價出售，那我只好不出售。政府不可能查到所有的囤貨，上海這么大，我把貨物放在郊區的小船里、民房里，等你價格放開了我再把貨物運進來。把穩定金圓券和市場對著干，要壓住市場，最后證明是不行的。

        后來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通貨膨脹越嚴重，金圓券被市場否認也越嚴重，天津、上海、廣州都是這樣的。為什么呢？這些地方居住人口多，經濟活動頻繁。你要經濟秩序停頓、凍結、凝固，這是不可能的。

       

        澎湃新聞：所以出現囤積物資的情況是很正常的。

        吳景平：囤積物資的情況可以說比比皆是，囤多囤少的差別而已，對幣制改革成功失敗不起主要作用。因為如果主要的生產流通領域是健全的，囤貨的價值、經濟意義就不存在。

        澎湃新聞：影視作品里說，當時的孔、宋集團囤貨居奇、投機倒把，尤其是孔令侃的揚子公司。您怎么看？

        吳景平：歷史的復雜性遠遠超出“商人囤積物資——改革推行不下去——國民黨失敗”這樣簡單的邏輯。需要打的“老虎”也絕非一兩個。就蔣經國沒能處置揚子公司、孔令侃的倉庫這一個案而言，和金圓券的失敗也沒有直接關系。

        大家都不愿意以正常的價格出售商品，金圓券政策不可能因為一家公司的囤貨沒有拿出來就導致失敗。它的貨物不到市場上來，意味著在違反經濟規律的限價狀態之下，根本不可能做到貨物源源不斷、正常銷售。

        蔣經國在上海堅持不下去，是因為市場很快就失控了。物價控制不住，人們的不滿重新爆發而且越來越嚴重。并不是因為他沒有處分孔令侃，而是說老百姓吃飯的事情怎么辦，手上票子貶值成這樣而誰都不管。

        無論孔、宋，都對幣制改革的決策沒有影響。孔祥熙當時已經在國外，他都被蔣介石趕走了，更不要說他的兒子能造成什么影響。宋子文也被趕到廣東去了。

        

《北平無戰事》劇中，宋家的棉紗公司、孔家的揚子公司，是兩大“奸商”企業。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被叫做“孔總”。

        澎湃新聞：剛才提到政府強制收兌金、銀、外匯，民間態度是從合作到對抗的？

        吳景平：對，一個月以后就變了。把民間金銀外匯收上來的時候，政府規定等于是承諾：物價不漲、工資不漲，大家放心，睡安穩覺。結果老百姓發現控制物價的情況下我們買不到東西，一個月以后市場的實際情況是限價失靈，物價猛升，大家感到上當了。我把金銀外匯都交了出去，結果換來你的錢貶值了。待到10月底，王云五不得不以辭職對幣改和限價的失敗承擔責任。11月22日，行政院通過了“修正”后的金圓券發行方法等，“準許”民間持有金銀外匯，只是每兩黃金的兌換價，已經從起初的200元金圓券調整為1000元，等于金價上漲5倍，或金圓券貶值了80%。        

        澎湃新聞：大企業的態度呢？

        吳景平：從檔案里可以看到，財政部專門在上海設立金融監理局，和央行代表一起整天去銀錢業同業公會催，你們有多少金銀外匯，必須報出多少數字，交不出不準走——就是硬性攤派。

        十幾年前法幣改革的時候，大小銀行家是一致叫好，說白銀本位制下我們吃過苦頭，發行紙幣的銀行，別人一擠兌、我們就完蛋。那么干脆收回發行權，我再也不用擔心因為發出去的錢無法兌現而關門。現在的問題是什么呢，我的資本金，從原來的金、銀、外匯，換成了你的金圓券以后，虧了、賠了，經營不下去了。另外改革中還有其他措施，剝奪了私營金融機構在市場上應有的權利，比如定價權。

        總之這樣一場貨幣改革，沒有工商業特別是金融業的配合，很難行得通。

       

        澎湃新聞：誰控制這些金銀外匯？運送臺灣是蓄謀已久的嗎？

        吳景平：從結果來看，就是蔣介石。甚至1949年1月他下野了，李宗仁都不能碰，沒有權來動這些金銀外匯。他從容不迫地讓中央銀行、海關、海軍運去臺灣，整個央行還是聽令于他。所以幣制改革就是蔣介石一個人操控的。

        蔣介石對于把臺灣作為長期較量的基地，是很早有部署的。他確實想穩定局勢，認為和共產黨較量勝負未定，但是他知道這是很嚴峻的較量。在和共產黨作最后的攤牌時，他認為必須掌握盡可能多的金銀外匯，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十分堅定的主張。

       

《北平無戰事》劇中中央銀行北平分行收兌的黃金。

        澎湃新聞：美國援助在幣制改革的成敗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吳景平：主要是軍事上的，濟南戰役失敗后美國撤走了軍事援助，這不僅對于國民黨的軍心、也對于國統區民心起了很大的震撼作用。

        但要說援華法案的那幾億美元，作為物資援助緩不濟急，蔣介石當局可以動用的1億多美元也沒有用，因為金圓券的制度設計就是不允許別人購買外匯。當時政府只是把金圓券撒出去，買不買得到東西他不管。宋子文在1946年的大半年里，千方百計調來黃金、外匯，拋到上海等各市場回籠法幣，市場上法幣少了，物價暫時可以穩一陣。但推行金圓券時政府沒有這樣做，管不住物價，最多打幾只“老虎”給你看看。        

        澎湃新聞：電視劇中出現的“建豐同志”引起觀眾很大興趣。蔣經國在1948年的作為，包括在上海“打老虎”，應如何評價？

        吳景平：對，幾乎每一集他都要出來說幾句話，仿佛在各勢力的較量中他說話最管用。但歷史上，蔣經國當時還沒有這樣大的權力，在黨、軍、政各界都還沒有多大的影響力。蔣介石確實要提拔他，但就推行金圓券而言給他作為的空間很有限，就是在上海，作為俞鴻鈞的助手，讓小蔣沖在前面，對于公開抵制的人，催他們交錢，算是給他一個重要的歷練機會。關于金圓券方案和相關財經決策，他都沒有什么發言權。蔣經國是到了臺灣以后，從軍隊里的政工情治系統做起，逐漸走到權力中心。

        上海“打虎”的經歷，就蔣經國個人而言，他可算是悲劇式的英雄，就整個歷史而言那是一場鬧劇。他沒有對金圓券的推行帶來什么正面的東西。金圓券敗得很慘，很快就垮臺了。“打虎”解決不了問題，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調集物資、組織生產。戰后初期宋子文還曾經在平抑物價上有點作為：一般商人要囤貨，我們國營的中紡公司出來賣棉紗，保證每天平價供應，看誰能漲價。蔣經國當時在經濟方面沒有這樣的話語權、沒有這種能量。

        “打老虎”的狀況和1940年代末國民黨的覆亡沒有直接關系，和當時國民黨的軍事失敗尤其沒有關系。當國民黨的覆亡和軍事失敗已經到了鐵板釘釘的地步，宣布要“打老虎”或許有重新收拾民心的考量，但實際作用有限。經濟的基本面不好了，貪腐是火上澆油。況且蔣經國在上海“打虎”依據的是金圓券政策的規定，不讓持有金銀外匯，不能漲價不能囤貨，但這些規定本身不合理，不具備操作性，“打虎”打不下去的結局并不奇怪。

        實際上當時國民黨的反貪腐根本無法推進。整個制度出了問題，蔣介石很早就意識到了。蔣介石在1943年左右就說：本黨完了。國民黨行憲以前開國大，各方為了搶國大代表名額大打出手、哭哭啼啼、抬著棺材去示威；選舉副總統，李宗仁和孫科也是鬧得不可開交。       

        

劇中的蔣經國被稱為“建豐同志”，但是歷史上的他與幣制改革決策無關。他是悲劇式的“打虎”英雄，“經國打虎”卻是歷史的鬧劇。

        澎湃新聞：國共斗爭和幣制改革有什么關系？

        吳景平：有人持“陰謀論”，說是金圓券改革是冀朝鼎（中共黨員，曾任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秘書長、國民黨華北“剿總”經濟處處長）設計的，故意要國民黨失去民心。其實不是，那就是國民黨自己的政策，蔣介石自己的政策。國統區的惡性通貨膨脹，原因只能從執政方的國民黨去找。共產黨可以說是軍事上的對手，但還不具備在經濟領域影響國統區的實力，也不是共產黨發動幾次學生運動就能夠影響的。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金圓券幣制改革？

        吳景平：不能說它是國民黨政權覆滅的唯一原因，但它確實是國民黨若干大的失敗之一。

        這次幣制改革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間，在外部環境很糟糕的情況下推行，但如果要等，環境只會更壞，后面就是深淵。整個國家機器都在崩潰。唯一的辦法是責任承擔者國民黨出局，因為你們已經無法讓社會經濟恢復正常。歷史證明最后靠共產黨來收拾局面，收兌了金圓券的人民幣最終站住了腳。

        金圓券貨幣的性質，是以政府信用做賭的，它是獨家發行，數量也是政府說了算，這點和此前的法幣沒有根本區別。要害在于：國民黨無法以已經破產的法幣來收兌民間的金銀外匯，但帶以“金圓本位、十足準備”為包裝的金圓券卻做到了。

        國民黨在統治大陸的最后這一段時間里，把多少社會財富卷走了事，而把一文不名的金圓券扔下，不管民眾死活。老老實實把金子銀子交出去的，全部變成廢紙；只有悄悄留在箱底的，才渡過劫難。金圓券出籠和破產，說明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完全失去了對于社會正常運作和民眾生計的擔當，其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在人民解放軍進城之前就已經喪失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