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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象:“丑化”的溥儀和“錯扮”的公民

馮象
2014-11-02 09:5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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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節,校園靜了,正好寫東西。忽接友人短信:下雨啦,出來遛個彎?人藝上演《公民》,“大導”林兆華講溥儀的故事,爭議很大!還沒回,電話來了。我說這年頭,有哪樣營銷不靠“爭議”吸引眼球?她說不是噱頭,是溥儀親屬和授權傳記作家嚴正質疑,說不定哪天就禁演了呢,您一定感興趣!

        被她說中了。我跟《我的前半生》一案,就是溥儀夫人李淑賢同溥儀的合作者李文達先生(及群眾出版社)的馬拉松官司,有點緣分。那是法學院二年級,選修知識產權,受該案啟發,作了一篇論著作權回溯適用跟政法策略演變的文章。投去全美音樂作者與出版家協會(ASCAP),居然得了獎。我留學八年才回國探親,用的是那筆獎金。而且馬上,麻省兩位參議員肯尼迪和克里就寄來了賀信——因我是麻省居民,協會通報了他們。其實那會兒法學剛入門,對于抽象物上的私有產權掩飾社會矛盾改寫歷史等諸多問題,理論上如何把握,遠未想明白。真正攢了心得,是在港大教了幾年書以后。所以后來帶研究生,也不要求他們想法成熟了再動筆,論證略不周全亦無妨。第一要緊的是能調查實際,有理論自覺,見潛力。年輕人做學問,不能讓一篇僅有五個人讀(往往也就隨便翻翻)的論文給拽住了。

        這回人藝演溥儀,又鬧出什么爭議呢?上網查看,原來是劇團聘了一位歷史顧問,他跟質疑方的作家打過著作權和名譽權官司,敗訴了。不過著作權保護的是作品的表達,不管情節內容。編劇構思,參考一下某書;邀作者來給演員聊聊末代皇帝,說些故事人物的生活細節,便是顧問了吧。恐怕還簽了合同,明確萬一發生法律糾紛雙方的責任,誰承擔費用。而劇本若有虛構抑或戲仿,關乎言論自由,不應以著作權壓制。哪怕所據原著涉及侵權,只要劇本沒有整段抄錄侵權文字,就不存在違法。因為侵權作品本身,包括行政部門禁止出版的,仍帶著著作權(人格權和財產權),故作者也能授權他人使用。這是慣例(詳見拙著《中國知識產權》,英文增訂版,Sweet & Maxwell, 2003,80頁以下)。

        至于逝者的名譽,若是認為遭了貶損,近親屬可以起訴。但司法保護的范圍是個案決定或因人而異的?;谘哉撟杂?、民主監督等公共利益的考量,所謂“公眾人物”的保護門檻,要比老百姓的高。換作法律術語,便是原告須承擔較高的舉證責任,例如證明被告系惡意捏造,而非發表意見、文藝爭鳴。故而難以勝訴。溥儀是歷史名人,按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屬于公眾人物。好比革命導師,身后免不了毀謗謠諑;訴諸法律既然不是辦法,只能留待歷史,相信人民心中自有公論了。

        言歸正傳。打著傘來到首都劇場,友人已經站在門口撥手機了。進去存了傘,入座,人還真不少。后排一位中年父親帶一個男孩,小學生模樣,正拿著節目單念:“公民的身份對我們而言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溥儀]……五十三歲才開始擁有這個十分特殊、十分重要的身份認同?!蹦鞘恰熬巹〉脑挕保衣犃擞X得別扭,當時未多想;頂燈就暗了。

“青年溥儀”象征他的回憶,時不時冒出來,譏嘲數落“公民溥儀”,用往日的丑事罪狀乃至隱私來刺激他。

        說實話,人藝這些年的戲,沒法期待太高。便是保留劇目,那幾部經典,也退步了。好在《公民》不是《雷雨》,不是歷史上知識分子搞啟蒙的新文藝,一招一式沒那么講究(參閱黃覺:《戲劇和劇場的歷史碎片——李暢訪談》,載《藝術手冊》2014卷,39頁);觀眾也不是拿周萍、繁漪和四鳳“吐槽”的中學生小外星人,聽幾句“民國范兒”腔就“雞皮疙瘩掉一地”(《新京報書評周刊》2014.7.27)。故事挺簡單:建國十周年大赦,溥儀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回到北京與親人團聚,分配在香山植物園工作。這臺戲的賣點,卻是一組“電影蒙太奇”式拼貼。由一個身著藍馬褂、鬼魂似的“青年溥儀”象征他的回憶,時不時冒出來,譏嘲數落“公民溥儀”,用往日的丑事罪狀乃至隱私來刺激他。可是,這些小伎倆被“公民”一眼就看穿了。或者說,頭兩趟還有點害怕,回話的聲氣發顫,一下褲子沒提住,攤地上了——不知算不算丑化——但那鬼魂來訪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就是管理所的共產黨干部一直盯著,要自己批判唾棄剝削階級臭思想嘛。遂嚴詞駁斥了。

        反而是幾位他傷害過的后妃,還有勞動婦女出場,從婉容、文繡、倆“貴人”到小腳奶奶、貧農劉大娘,讓溥儀十分愧疚,恨不得給她們下跪請罪。這時,那藍馬褂的蒙太奇出鏡喋喋不休,便顯得冗贅了,不啻遜帝早已剪掉的那根辮子。換言之,他被懺悔者的誠實與謙卑還原為編劇替觀眾,而非溥儀,布置的一個假惡魔的幻象,一種膚淺的道德優越感。而觀眾此時看得真切,有一顆懺悔的心,即使是真梅菲斯特(Mephisto)也無法潛入。

        于是突然想起節目單上那段“編劇的話”為何別扭了:是文思叫“公民”這大詞兒套住了,所以擺弄出這么個幻象,著力渲染溥儀在“確認‘公民’身份時,痛苦、糾結地回味自己的感情經歷和那些復雜的生命狀態”。然而,溥儀真是1959年大赦時才獲得公民身份?不,公民是共和之樹的果實,不是脫了囚服換上的新裝。辛亥革命,遜位詔書頒布,神州大地“走向共和”,末代皇帝就當了公民,同昔日的臣子奴婢一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后發生的一切,不論他在紫禁城里拿太監惡作劇,因“辮帥”張勛復辟坐幾天龍椅,還是十六歲大婚,被馮玉祥奪宮,避居天津租界,在法律看來,都是公民的行為,絕非“家天下”的延續。否則抗戰勝利,“康德皇帝”何來認賊作父、當日本人傀儡的叛國罪名,被政府追究責任?戲中有一場,在天津時候,淑妃文繡請了律師提起離婚。溥儀雖不愿意,以為有辱皇室,但不敢應訴,只好簽協議認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實際上,溥儀蒙大赦而恢復的身份權利不叫公民,而是服刑期間喪失的政治權利,包括“年滿十八歲的公民”所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五四《憲法》第八十六條)。尤為重要的是,公民在新中國的日常政治含義,是近乎“人民”,與“階級敵人”相對,可冠以“同志”稱號的。憲法規定,“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同上,第十九條、九十一條)。可見那不是如今法治社會的公民概念,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依照西方式民主的“國際標準”,政府怎能改造公民的思想呢?而且是勞動改造!倘若遜帝作了惡,給他請辯護律師,依法審理,定罪判刑,就算實現了正義。他腦袋里藏著什么錯誤的頑固的東西,哪怕當過“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也是公民的私事,國家管不著。相反,那是憲法“供奉”、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

        如此,這戲名為《公民》就很說明問題了。創作者完全沒有意識到,新法治下“公民”云云,不是別的,恰是戰犯的改造和新生所要克服、否定的舊物。在得了新生而熱愛勞動,決心同工農群眾一道做“集體皇帝”的溥儀面前,那個開口閉口“性無能”的陰暗的鬼魂,除了回去找“康德皇帝”斗嘴,他還能跟誰“糾結”?

        我想,《公民》的時代錯位(anachronism)或錯扮“公民”,一個原因,是忘了“用時代本身的聲音來講述時代的歷史”(盧那察爾斯基語,引自高音:《舞臺上的新中國》,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140頁)。然而究其病根,還是在法治化的意識形態,對新社會“造新人”的倫理意義及悠長傳統的遮蔽。

        造新人,歷史地看,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獨有的理想;在西方,可以上溯古以色列先知關于報應日耶和華造“新天新地”的預言(賽65:17以下)。圣者寄望于新人,乃是現代激進平等主義的一個思想源頭?!都s翰福音》三章:耶路撒冷經師尼哥蒂摩夜訪耶穌,人子道:阿門阿門,我告訴你,若非重生 / 生于上,人不得見上帝的國。經師困惑了,說:我這把年紀了,又如何誕生呢?難道可以重歸母腹,再生一趟?耶穌回答:阿門阿門,我告訴你,若非誕于水和靈(喻受洗),人進不得上帝的國。

        這兒,經師沒聽明白,是因為希臘文“重生”(gennethe anothen)兼有“生于[天]上”的意思,故可暗喻悔罪的洗禮(參約19:11,耶穌答羅馬總督:若非上面 / 重新賜予,dedomenon anothen,你絕無辦我的權柄)。只不過,耶穌與眾門徒來自加利利,是講亞蘭語的下層猶太人;跟尼哥蒂摩交談,至多引一兩段希伯來經文,決不會說希臘話。而無論亞蘭語、希伯來語,“重生”都沒有“生于上”的雙關。所以故事不可能發生在耶穌身上——這是題外話了。關鍵是,至遲在公元一世紀末,《約翰福音》成書時,耶穌運動的一個或數個社團,已經接受了這一受洗入會眾而平等的思想,并歸之于受膏者(基督)的教導。尼哥蒂摩以為,天國是重新來世;他信奉的還是傳統的人“生于女人”的形式平等。人子的真道,卻是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實質平等。這就必須否定人“生而平等”的舊教義,破除“塵世之城”(civitas terrena)的“公民”(cives)迷思。因為娘胎不可能平等,“生于女人”意味著不僅容貌財富天資各異,還要分出貴賤親疏。唯有“生于上”,“誕于水和靈”,通過受洗悔罪而入居基督,在主內受造為新人(林后5:17,迦6:15),方能達到人人為兄弟姊妹而蒙救恩,“催來”天國。

        同樣,社會主義的思想改造,就其理想目標而言,對于受改造者,也是一場“生于上”或“脫舊人,穿新人”(弗4:24,西3:10)的革命的洗禮。溥儀之為改造的典范,正是在此意義上確立的:人不能選擇自己的階級出身與家庭環境,但可以通過勞動、學習和互相關愛而又講紀律的集體生活,爭取加入革命隊伍,成為人民的一員,做“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難怪對于這一新人的洗禮,1980年代以降,幾乎所有關于末代皇帝的故事、小說、電影,都取了回避態度。故而那一次又一次的煽情,錯扮“公民”,就不可簡單地看作“丑化”溥儀,而是出自一套精巧的改寫歷史的文化屏蔽機制。表現在《公民》,便是那伶牙俐齒的藍馬褂,以及托他從舊時代喚回的“公民”舊教義了——借此在觀眾與新人之間立一堵墻,阻斷對話、驚愕而冷靜的思考;教人相信,舞臺上那兩腿哆嗦掉了褲子的,他全部的不幸,只在生不逢時、遭命運捉弄。然后,眾人便可以沾沾自喜,為皇上點嬪妃、傀儡受窩囊氣或者“公民”的“性無能”而哄笑;而想象不到自己的笑聲,不過是戲里那個小腳奶奶趔趄著跑來給真龍天子磕頭的翻版。

        好在戲不長,不是《雷雨》。

        前半場,身后不時傳來細細的話音,是那位父親在給兒子講解:婉容文繡什么關系,太監大臣如何分辨。后來就沉默了。我邊看邊想,這故事小學生也會笑么?落幕時,回頭瞅去,孩子倚在爸爸肩頭睡著了,他沒能看完。

        2014年10月大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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