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普通話”，即今天通行的標準漢語，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二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三是以現代白話文為語法標準。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共通語的存在。周秦時期，列國間即通行一種“雅言”，此后歷代皆有“正音”，明清時有“官話”。清末開始，稱為“國語”；1956年起，大陸則改稱“普通話”。這是就概念而言。

        至于推廣標準音的行為，則始于清末讀書人發起的切音字運動。今天我們使用的“普通話”有怎樣的發展過程，“普通”一語有何內涵？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就此問題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東杰老師進行專訪。

        澎湃新聞：中國歷史上一直有標準音，但官方從未在全國范圍內發起統一標準音的運動。直至清末，朝野各方才將“統一國語”推上日程。這是后來“國語”、“普通話”出現的發端。然而這場運動的初衷不僅是要在全國推行標準音，而且要為下層民眾提供識字工具。在清末讀書人的思想中，普及教育和統一語音之間有怎樣的聯系？

        王東杰：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國語運動發端于1890年代開始的“切音字運動”，最初目的是為下層社會提供一套拼音符號，既可作為文字使用，又可用來輔助識認漢字，以迅速普及教育。

        要向普通大眾傳播知識，最便捷的方式是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因此，切音字運動者最初的想法是先在不同地區推行以當地地方音為標準的切音字，使民眾迅速掌握一套讀寫工具；以后再慢慢推行全國統一的切音字，就可以統一語言。但也有人認為，這不但不能統一語言，而且會使得文字也發生分裂。與其先分裂后統一，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推廣全國標準音的切音字。20世紀初，隨著民族主義思想的大量傳播，人們認為國語統一是融會民族感情、培養國家觀念的必由之路，第一種方案受到廣泛批評。

        因此，普及教育和國語統一是國語運動并行的兩大目標。前者意在提升人民文化水準，主要從文字方面著眼，側重在“民”；后者欲打破各地人們的社交障礙和心理隔閡，主要從語言方面著眼，側重在“國”。兩者都服務于民族國家建設。此外，普及教育勢必打破社會上下層的文化隔閡，至少是縮短其差距，和國語統一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但它們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緊張。

        澎湃新聞：統一字音是切音字運動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作為切音字運動實現“統一國語”的步驟，方音切音字與國語切音字在推行過程中都受到了質疑和批評。最終，還是確立以文字統一語言的官方政策，即回歸傳統中國所謂的“書同文”。您如何看待這個變化的過程？

        王東杰：以文字統一語言，有好幾層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先統一字音，以之為標準，去統一各地語音。這和中國過去的“讀書音”觀念有關。過去的讀書人讀書時有特殊的音，和說話的音不同。他們的讀書音實際上也參差不齊，不過總有一個大致共同的方向，就是“雅言”、“官音”。顧炎武就曾說，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應講雅言而不是方言（大意）。這是以文字統一語言的一個歷史基礎。

        以文字統一語言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以比較文雅的書面表達方式來統一并提升各地民眾的口頭語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候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就是這層意思：國語要富有文學性，要精確，不是直接把口頭語搬到紙面了事。

        大體看，自清末始，文字統一語言的觀點就獲得了官方贊同，成為國語運動的主導取向。這其實是對文化傳統，尤其是“大傳統”的尊重。近代國語運動是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變革，不是拋開傳統另搞一套。從歷史上看，中國地廣民眾，而能大致維持統一，正得力于我們有一個各地共享的文化傳統，塑造了我們的宇宙觀、生活方式、社會理想，乃至對世界的感知方式。我這樣說不是輕視地方傳統、民間傳統（也就是所謂“小傳統”）。但我們要知道，“小傳統”和“大傳統”并非對立的，而是有同有異，且相互滋養的。抽離“大傳統”，“小傳統”也會垮掉，至少也會衰落。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澎湃新聞：從傳統中國以文字為中心到近代以語音為中心的文字觀，具有西學背景的讀書人與傳統思想的讀書人有怎樣的觀點沖突？

        王東杰：中國傳統特別重視文字，對口頭表達不大注重（當然不同時代也不一樣）。整個“大文化”都是圍繞文字展開的，即使研究音韻也是在此前提下展開的，主要關注“字音”，而非“口音”；關注古音，而不是當代的語音。直到清末的章太炎寫《新方言》，學習西漢揚雄，廣泛征集各地方言語詞，這個觀念才開始有所轉變，但他的目的依然是證明，各地方言都是古代雅言的遺傳和訛變。所以他還是要從古代典籍中尋找這些俗語的來源。

        國語運動則提出“言文一致”。這有兩方面，一是我們熟知的，方式文言，寫白話文；二是把漢字改為拼音文字，要求文字反映語音，要用“耳治”，不能用“目治”。在這個大方向主導下，有各種“奇怪”的建議，比如曹聚仁提議寫“別字”——“別字”一般都是同音字，曹聚仁認為這是邁向漢語拼音文字的一步。最激烈的建議是廢漢字，錢玄同曾設想直接廢漢字，改用世界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人推行“中國字拉丁化”運動，最終目的也是廢漢字。這個想法在“進步”人士中很普遍。直到上個世紀末，因為計算機解決了漢字輸入法，才逐漸式微。

        要廢漢字，當然是珍視文化傳統的讀書人不能接受的。章太炎、錢基博等都說過，中國識字率不高不是文字本身的問題，是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的問題；拼音文字不一定好學，也有很多使用拼音字的地區，識字率還不如中國。而且要完全實現“言文一致”也是不可能的。語言和文字、文章之間永遠有距離，不可能一模一樣，西洋也并沒有言文一致。任何文化中，口語都難免啰嗦，不精確；文章就要精煉準確得多。

        這個辯論又涉及另外一個問題：普及教育，采取什么方式？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看齊？用20世紀上半期的話說，就是提高還是普及？這是一個大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們今天社會的整體文化素養。從語言運用就可以看出，越粗鄙話的越容易流行，說的人洋洋自得，仿佛粗俗是一種美德。這當然不能完全歸咎于“言文一致”的口號，但跟這個思潮中的某些極端取向有關。今天看起來，反對“言文一致”的人不是沒有道理（我這樣說并不否定近代語文改革運動的成就）。

        澎湃新聞：切音字運動以后，國語運動的討論即集中于推行“標準語”的話題。雍正時期曾設立有“正音書院”，這與后來推行“國語”、“普通話”是否存在聯系，有什么不同？

        王東杰：雍正時候的“正音書院”，被很多學者視為現代“國語運動”的“史前史”。它們之間當然有延續性，但實際上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首先，雍正設立這個機構，主要是因為他聽不懂廣東、福建官員的話，因此，它實際上針對的主要是入京的官員士子，而非普通民眾。其次，除了廣東、福建之外，其他地區也沒有類似建制。實際上，它很快不了了之。到了清末，據說光緒帝還是聽不懂梁啟超在說什么。“國語”在理論上則是每一個國民都應掌握的，并不針對特定人群。

        實際上，我們也不能把“官話”簡單地和“國語”等同起來。它們至少有幾個區別：一、官話是自然形成的共通語，并沒有一套公認標準，其內部可以分為好幾種不同的亞種（北方官話、南方官話、西南官話等）；“國語”的語音、語法標準都是唯一的，可以區分“正確”與否。二、官話的習得基本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比如溫州的大紳士孫鏗鳴1887年寫信給他在北京的兒子，建議他們“添用北邊一仆，時常在旁差走”，這樣“官音自然說熟”。國語則一開始就成為了學校教育的一部分。用陳獨秀的話說，“本國話”也是需要“學”的。后來雖有廣播等設施，但學校仍是傳播國語的主要渠道之一。三、就是前邊談到的，普及范圍的差異。

        它們的根本差別和這兩個概念所產生的歷史條件有關。“官話”主要通行于官員、士子、商人中；它是各地人們通過長期交往“自然”形成的語言，無須國家權力機關的認可。國語卻根植于民族主義的沖動，具有服務于“民族國家”建設的明確自覺，具有對外區分、對內統一的功能；它設定的主體是全體國民；在程序上，它經過了相關政府部門正式頒布，帶有很強的規劃色彩。

        澎湃新聞：“國語”、“普通話”概念是如何進入近代中國的語境中？

        王東杰：“國語”的概念和清末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日本的影響有關。值得重視的有兩個事件，一是1902年，桐城派大佬吳汝綸被朝廷主持學務的張百熙聘請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后，到日本考察教育，同日本教育界人士進行了很多深入討論。其中一位專門負責在臺灣推行日本國語的伊澤修二就向吳汝綸力陳統一語言的緊迫性，提出這是養成國民愛國心最重要的措施。吳汝綸開始還有顧慮，認為新學堂中的功課已經夠多了，再添國語一科，會影響到學習效果。伊澤卻說：“寧棄他科而增國語。”吳最后被他說服了，在給張百熙的信中鼓吹語言統一的重要。而根據吳的觀察，當時大部分中國人還認為國語是“不急之務”。

        第二個事情是1910年，江蘇教育家江謙在資政院提出，學部號稱要推行“官話”，實際用詞不當：“話屬之官，則農工商兵，非所宜習，非所以示普及之意，正統一之名。”其實“官話”的“官”并不是“官員”的意思，而是“公”的意思，也有人說類似于“客官”、“官人”的“官”。但把“官話”看做“官員的話”，是清末很流行的一個看法。而當時正是“國民”思想涌動之時，學部從諫如流，很快就把“官話”改稱“國語”，從而在官方層面確立了“國語”這個概念。

        至于“普通話”一詞，從清末就已經使用了。它最初不是一個嚴格的概念，大體可以視為國語或官話的同義詞。但到了1930年代，隨著中國政治思潮的變化，“普通話”被“左翼”文化人賦予了一種新的政治色彩，不但使其與“國語”區別開來，甚至成為打倒“國語”的武器。1931年，瞿秋白率先提出“普通話”和“國語”的差別，此后，為不少“左翼”文化人接納。

        簡單地說，“左翼”人士認為，“普通話”是各地人民在交往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共通語，它已經有了一些基礎和雛形，但仍沒有完全形成。“國語”則是由官方確定的，故而是“官僚”的；它指定北平音為標準音，對其他地區的人民是不公平的；指定漢語作“國語”，對少數民族也是不尊重的。顯然，“左翼”文化人在這個概念中貫注了非常鮮明的政治訴求。這些評論的依據是其時蘇聯語言學權威馬爾的理論，即語言是有階級性的。50年代初，“國語”的概念還使用過一段時間，直到1955年，官方才正式采用“普通話”概念。盡管這個“普通話”的內涵非常接近此前的“國語”，換言之，它和自己的“敵人”幾乎一模一樣；而且馬爾的語言學理論也已成為被批判的對象（1951年，斯大林發表文章，提出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官方采用“普通話”的概念，只能視為對“左翼”文化的象征性繼承，其實質早已改變。

        澎湃新聞：清末“國語”成為一個流行的概念取代“官話”，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國語”又被“普通話”所取代，您怎么看近代中國標準語經歷的兩次“正名”？

        王東杰：這兩次“正名”都和政治思想的波動、政治權力的更迭有關。用“國語”取代“官話”，主要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啟動有關。它意味著一套統一的、標準的語言正式成為國家建設的目標。

        我們可以借鑒英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對“國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所做的區分來理解“官話”和“國語”的關系。史密斯認為，族群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群體。它“通常沒有政治目標，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公共文化”——只擁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但“共同的公共文化”卻是國族的一個“關鍵特征”。某些族群“為了立志成為國族并被承認為國族”，必須要發展一套“公共文化”。顯然，“官話”乃是族群的“共同的文化因素”之一，但既談不上“標準化”，也不針對“所有成員”；“國語”則是一群人“立志成為”并“被承認”為“國族”而自覺建設的“公共文化”的一部分，為全體成員所共享。

        “普通話”取代“國語”，也有其政治目的。這一概念的鼓吹者同樣想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但他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與“國語”的擁護者產生了分歧：這個統一的現代中國應是怎樣的？不同階級、地區、民族在其中處于何種地位？最重要的，要達成這一理想，應依賴哪種力量，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普通話”原本是“國語”的同義詞，讓它單獨出來扮演“國語”批評者的角色，就是要承載“左翼”人士對這些問題的不同思考。而“左翼”人士的答案，既受到不同層次的政治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語言理論）的影響，也和不同時代變動著的政治需要密切相關（如前所述，“普通話”的涵義實可以新政權的建立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頗有不同）。

        20世紀80年代，曾有一批學者（主要是香港的語文工作者）建議取消“普通話”的說法，恢復“國語”概念，引起過一場討論。但官方并沒有采納。前面說過，從內涵上看，這兩個術語所指涉的對象其實并無差別。那么為什么不恢復“國語”稱謂呢？其中，民族平等是一個最重要的考慮。“普通話”只是漢語標準語，它當然還是各民族的交際語，但不是“國語”。與之類似，在民國時期曾經極為流行的概念，如“國術”、“國醫”、“國劇”等，在20世紀50年代也一并被廢除，也都出于同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