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明勛，1944年出生，河南省滑縣農民，退休教師，今年70歲。他的兒子尹冠立生于上世紀80年代，長期從事于文化傳播工作，現居鄭州。

        2009年，尹冠立萌發了動員父親撰寫本村村史的想法。2011年，尹明勛正式開始動筆寫作，經過三年左右的修訂與打磨，最近，父子二人合作完成的尹明勛回憶錄及尹莊村村史《遠去的村莊》（中國文化出版社，2014年9月）正式出版。

        全書共分“鄉村風物”“豫北農事”“故事奇談”“多味人生”“佛理散談”“時世評說”“碑志序文”及“豫北一村六十五年變遷”八個單元，分別從微觀與宏觀的角度，記述了豫北農村半個多世紀的風物風貌、農業生產、生活習俗，拾取了民國至今各個時期的村野故事。其中不少篇章，對民俗文化、農耕文化、宗族文化頗有參考價值。

        從史志的角度說，這本書也以一個普通村莊為標本，為現當代豫北鄉土歷史與風物留下了珍貴的民間記憶。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了尹明勛之子尹冠立，聽他講述《遠去的村莊》誕生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80后，你當初怎樣想到動員父親去撰寫這樣一部村莊史的？

        尹冠立：幾個原因吧。我父親是一名小學老師，在退休離校后，生活多少有些不適應，空落落的，為了豐富父親的精神文化生活，我經常會買點書法、詩詞、史志方面的書給他看，并提議他多寫點東西。而他以前的確有這個愛好，也正好再做些嘗試，于是就這樣，他重拾筆墨了。

        我建議他側重述寫村莊史，出于他本人的經歷，也出于對鄉村文化瓦解、社會道德淪陷的痛心疾首。大家也都看到了，因為20世紀的若干政治運動，倫理本位的傳統鄉村社會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而1980年代后利益至上成為一部分人的社會準則，則進一步加劇了鄉村文化的消亡。中國文化的根被蛀空了，而新的健康的價值觀并未樹立起來，所以，當代鄉村呈現出一種空心、錯亂、迷失的精神面貌。

        要改變這一狀況，除了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以外，去打撈我們的歷史，承繼我們的傳統，重新認識父輩與自己，就變得非常有必要了。這是一種尋找家園或說重建家園的努力。       

        澎湃新聞：你父親的文化程度如何？他在當地鄉村社會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

        尹冠立：我父親在滑縣師范學校畢業，在20世紀的豫北，那是一座享有盛譽、功莫大焉的師范名校，可以說是豫北小學教師的“黃埔軍校”。在村里有中學的時候，我父親短暫地教過中學語文，后來中學取消，他改教小學數學，因為教學成績突出，一直擔任著畢業班的數學教學任務。另外，他也時常兼任學校的歷史、地理老師。

        在本職工作以外，我父親對民俗文化、周易文化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并在日常習慣以毛筆寫字，備課教案，也常以軟筆書寫。他們這種角色，就是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老人，農村的婚喪嫁娶、紅白喜事、問吉問兇、堪測風水、續家譜敬祖宗等事務，都是找他們這一類人來主持、策定。他們在鄉村社會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遺憾的是，和許多老行當老絕活一樣，現在他們這樣的人越來越少，瀕臨消亡，后繼無人。我對父親的角色定義就是最后一代鄉村文化老人。

        澎湃新聞：這本書是由你父親撰寫，并由你最終編訂的，它經歷了怎樣的寫作過程？從開寫到最終定稿出版，前前后后總共花費了多長時間？其中有沒有值得分享的故事？

        尹冠立：這本書的寫作是一個循序漸進、日積月累的過程。開始我父親并未有這樣的雄心，對寫作也并不自信，覺得寫書是城里作家做的事，而且在農村各種事情也是相當繁雜，所以在我提議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他并未開始寫作。在經過他自己長期的心理準備和我的反復勸說后，2011年夏天，他終于著手我們村的簡史的寫作，并在一個月余的采訪、寫作后，完成了初稿，這篇文字，即是《豫北一村六十五年變遷（1947—2011）》，這是一篇脈絡清晰、客觀真實、真切細致的微村志。

        初稿完成后，我從北京返家將其錄入打印出來，并和父親一起修改潤色。此后，父親的寫作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在三年時間內，陸續寫下了70余篇文字，最終呈現為《遠去的村莊》這樣一本豐厚的著作。

        關于這部書，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故事，都讓人難以忘懷。其中的曲折、煩躁、感動、振奮，以及背后的工作量與繁瑣程度，簡直難以想象。

        由于我平時并不在家，所以稿件基本是由我在家時將父親的手寫初稿拍照保存，然后再看圖錄入、修改完成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手寫風格，所以盡管父親已盡量寫得清晰，但我仍有許多字跡不能準確辨認，他也沒有帶手機的習慣，所以整理錄入特別麻煩。作品的修改潤色也是不小的任務，父親的初稿有不少有待完善之處，都需要逐字逐句地理順、訂正。

        此外，就是史實、政策、民俗、時間、地點、人物等細節的核對，這方面的工作量倒不大，我發現父親在這方面的記憶力極為驚人，涉及到具體事件時，他的文字就特別流暢，表現出了民間史家的優秀素質。

        然后就是本書的寫作原則與思想傾向問題，在對歷史的態度方面，我和父親高度一致，就是真實第一、客觀第一，絕不撒謊，或情緒當先、事實當后。當我和父親的觀點有分歧時，我會通過商量、舉證、說服，征詢父親的意見，在得到他的認可后，才會作出較大修改。書中一些觀點，有我的升華與延伸，但都是父親認同的。

        總之，父親的優勢是親歷，以及參與、見證的現場感、溫度感，我的優勢是邏輯思維能力突出，以及對網絡資源的運用。在這部書的修訂過程中，我們取長補短，反復商榷，使之最終成為一部層次分明、鮮活生動的作品，它的純民間視角與原汁原味的田野風，也保證了它的可讀性。

        另外，這本書的寫作也離不開許多朋友的熱情幫助。如河南本土文化雜志《中刊》總編封豫麟、主編王向威的關心與支持，《中刊》雜志策劃的“村莊史”系列專題報道，發表了我父親的多篇文章，起到的鼓舞作用是巨大的。滑縣文化局的韓守宗先生、文化館的張秀飛先生，為我父親提供了《滑縣志》等重要參考資料，并多次鼓勵我父親的寫作事業，都讓人非常感動。

        本村的尹明章、李云峰、韓金甫、尹景瑞等街坊鄉鄰，都在寫作過程中提供了許多線索，參與了不少史實、民俗細節的討論，那些場景，歷歷在目。近期，我們村成功列入河南省第二批傳統村落保護名錄，這份收獲也正是因為縣文化局及村中上述人士等的辛勤耕耘。在這樣一個普通、貧窮的小村子中，還有一批人在為文化建設熱忱而不求回報地付出著，想想都讓人感動。

        

        澎湃新聞：你對父親的經歷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什么？父輩那一代人的歷史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尹冠立：印象最深的還是“反右”與“文革”。少年的父親目睹了物理老師因為一句正常的話而無端獲罪，從此變得小心翼翼，不再敢隨便說話，并從此遠離了摯愛的文學，徹底放棄了寫作。直至晚年，他重新拾起筆墨時，仍是如履薄冰。

        父輩那一代人的歷史是極其特殊的，它有獨屬于自己的價值與光榮，但總體來說則是一場噩夢。對個體而言，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禮，它使許多人的人生變得開闊偉岸，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成為光和熱，但卻使更多人飽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磨難，好一點的，是夢想破碎與壯志難酬，差一點的，就是性命不保且死不瞑目。對此，我們在嘆息之余，能做的就是正視、梳理，記住教訓。

        澎湃新聞：無論如何，父子兩代人合作完成這樣一部書是很有意義的，這個過程帶給你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尹冠立：最大的收獲就是完成后的欣慰感、輕松感。每個像我這樣敏感、多思、熱愛自由的農村孩子，對家鄉的情感都是無比復雜的。鄉村是家園，是最初的哺育者，也是桎梏，是天性的壓抑者與人格的摧殘者。這一轉變，發生在青春期。

        隨著年齡的增長，少年們要求更多的尊重、更大的天地，更廣闊的可能性空間，而鄉村是提供不了的，她的貧乏與局限，決定了從此以后她只能作為故鄉存在，而不是永遠的棲息地。這種分裂的痛楚不是一時的，而是貫穿一生的，對此我們既羞愧，又無奈。

        無論我們出走的理由多么理直氣壯，都改變不了我們背叛者的角色事實。所以，為家鄉做點什么，只是我們必須要還的債，還一點，心里就會輕松一點。這部書不僅是我向父親還債，也是向家鄉還債，我的收獲即是負罪感的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