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并提出一系列改革舉措。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尹建國稱，大體來看，《決定》從權力的源頭、權力的執行以及權力的事后監督三個方面，對行政權進行了系統化、體系化的約束。

        “這些對政府權力限制的舉措，學術界早有討論。”尹建國說，《決定》可以看作是從國家層面對討論成熟的、有操作性的舉措進行的積極回應。

        他說，不受約束的政府往往會濫用權力，進而滋生腐敗，而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核心都是關注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決定》提到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第一步，“理清權力的邊界，政府越位、錯位、缺位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理清政府權力界限后，再要考慮的就是權力執行的問題。尹建國說，執法過程中，罰沒收入同部門利益掛鉤的問題頗為突出，很多部門罰款那么多，甚至出現設套執法、釣魚執法的現象，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利益的問題，即罰得越多，最后獎得越多。

        “這就把執法活動等同于了商業活動，”尹建國說，現在《決定》有意將利益從執法活動中剝離出來，這就會減少執法人員為了創收而去執法的現象，“少了逐利的心態，就能減少違法行為的發生。”

        至于執法部門的罰沒獎勵利益被剝離后，如何解決其執法成本的問題，尹建國說，這就要求國家對執法的財政保障要跟得上，或者在經費不過分擴大的情況下，通過“三公”經費改革等措施，將節省下的經費用于執法。

        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的問題，同樣是牽扯到行政機關執法過程中的利益問題。尹建國說，銜接的主要問題在于行政執法機關用罰款代替了刑事追責，如偽劣食品問題，罰了款，就不管了，如果犯了十次，就發現一次然后處以罰款，那違法的機會成本太低了。如若對它進行刑事處罰，問題就會不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立法制度上明確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標準，即在何時由行政機關執法，何時由司法機關介入。”

        《決定》還對執法隊伍提出了改革，提出大幅減少市縣兩級政府執法隊伍種類的問題，重點在食品藥品安全、工商質檢、公共衛生等領域內推行綜合執法，有條件的領域可以推行跨部門綜合執法。

        “多龍治水的問題在行政執法中普遍存在，”尹建國說，這造成很多部門交叉管理，不僅浪費人力，還降低了工作效率，“一些執法部門人手不夠，出現大量臨時工，有些臨時工都沒有經過培訓，導致違法執法的問題突出。”

        《決定》還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提出了改革的舉措，即加強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