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館的孳生，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臺灣藝術家姚瑞中近日出版的《海市蜃樓——臺灣閑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第四輯的書封上赫然寫著這樣一句有些駭人的話。2010年3月開始，姚瑞中和他臺北藝術大學、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兩個班的學生組成了“失落社會檔案室”（以下簡稱LSD——lost society document），開啟了一連串調查、拍攝全臺灣閑置空間的計劃。在三年的時間內，他們共拍攝了300多處由于政策失當、施工不良、規劃不周等各式各樣原因而閑置的公共空間，這一項目既引起了臺灣“行政院”的重視，也得到了媒體和公眾的極大關注。項目本已暫告一段落，不過，2014年相關機構又公布了183處閑置空間的名單，姚瑞中在對比名單后發現，他們還漏拍了80多處，因此在2014年3月再次召集了新一批的學生進行補拍，加上近三分之一學生自己找到的案例，最后完成了《海市蜃樓》的第四輯。

《海市蜃樓》第四輯，臺中市外埔垃圾堆肥處理示范實驗場，內部如同廢墟，建造耗資3億6千1百萬新臺幣。 姚瑞中 圖

小蝦米可以集結力量對抗大鯨魚

        臺灣藝術家姚瑞中過去的藝術實踐大都關乎兩個字——廢墟，在出版了兩本以政治地理學為視角的廢墟紀實后，他將目光對準了“蚊子館”。“蚊子館”是近幾年臺灣的一個熱詞，大意是指耗資巨大卻又利用率極低的公共建筑，游人門可羅雀，蚊子卻猖狂安家，這個名字倒很是貼切。一個人，一臺相機，姚瑞中開始用鏡頭記錄，“可是我發現越拍越多，一個人根本拍不完，因為官方正在活化(建筑專有詞，指將舊的或廢棄的建筑重新投入使用），我要跟它賽跑。“于是姚瑞中召集了臺北藝術大學和臺灣師范大學兩個班的學生，組成了”失落社會檔案室“，先由姚瑞中教授基本的攝影和沖片技巧，接著便放學生們外出尋找身邊的蚊子館。

        與其說是藝術實踐，整個項目的進程其實更類似理科實驗，程式且規范。姚瑞中先根據每位同學的家鄉分配其責任區域，有些來自臺北這樣重復率高的縣市的同學就會被外放到離島進行拍攝。姚瑞中規定，每個人必須找到五處案例，每個案例必須拍攝一百張以上不同角度的照片，并需事先調查案例背景。拍攝完成后，輪流在課堂上報告，通過交叉討論，甄別確認是否為蚊子館，對于不確定的案例回鄉再次確認拍攝，再依據案例大小配以一定文字的手記。

        調查的結果是驚人的：耗資1.5億元新臺幣的嘉義縣新港鄉停一立體停車場，停車格的使用率不到三分之一；金門文化園區，雜草生命力旺盛地破窗而入，空曠地面上只有夸張的積水映出一室詭異；云林縣離島式基礎工業新興區，是在臺灣海峽上人工堆出的島嶼，島上空無一人，如同超現實的電影，耗資100億新臺幣……

        根據臺灣“行政院工程會”2007年發布的數據統計，過去興建這些”蚊子館“的經費保守估計就超過474億元新臺幣，不過綜合各方統計資料，實際的數目可能超過數倍，這樣的例子在3年多來集齊了300多個，對于每一個案例來說，設施地址、主管機關、管理機關、建造日期與建造經費都是必需的信息。姚瑞中會審查學生的數據是否正確，并確保其文字沒有過度謾罵或情緒化的字眼。最后他會和同學們一起挑選照片、編寫圖說、校稿、邀請專家撰文。姚瑞中和LSD的學生們用圖片、數據和自己調查的所見所聞，以一年一本的進度，編成了辭典一般厚的三輯《海市蜃樓——臺灣閑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2014年10月，根據相關機構最新公布的閑置空間名單，第四輯出版，又增加了100個新的案例。

        事實上，第一輯《海市蜃樓》出版之后，就引起了媒體的極大關注，而輿論的強烈反應也讓臺灣“行政院”不得不做出回應，2010年11月11日，臺灣“行政院新聞局”召開發布會宣布：“姚教授等所著的《海市蜃樓》一書中所列舉的案件，如有公共設施限制或低效使用的情況，請各主管機關依據本院工程會訂定的策略法立即輔導，立即追蹤其活化過程，并于一年內予以活化。”官方的承諾和介入，似乎讓這個原本只是帶有記錄式初衷的藝術項目開始有了一些社會運動的意味。

        “我們姑且不談藝術能夠如何介入社會的問題，但我相信人人都可以集結自己微小的力量成為一股巨大的能量，小蝦米也可以對抗大鯨魚。”姚瑞中說。

《海市蜃樓》第四輯，臺南市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健康生活館健身館，除二層以外，整幢建筑空空蕩蕩，建造經費6億余新臺幣。姚瑞中 圖

每個人面對“蚊子館”時狀態不同

        2014年5月，在深圳華僑城藝術中心舉辦的深圳雕塑雙年展上，姚瑞中將他的“蚊子館”圖鑒搬到了閑置空間改造的展區內，一起展出的還有獨立策展人羅秀芝跟拍三年剪輯而成的紀錄片《在廢墟看見一道彩虹》，讓人們得以在略顯冷靜的檔案館之外，以溫情和感性的女性視角對這一閑置公共設施調查項目做了進一步的詮釋和補充。“‘蚊子館’的問題也許會暫時解決，但公權濫用和決策錯誤還是會一直存在，姚瑞中做的事情也許是短暫的，但就像我片頭用的那道彩虹，是絢爛的。”羅秀芝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

        姚瑞中對這一調查項目最初的設想有三：公共政策的干預、藝術科系學生教育的實驗以及攝影本身功能性的提問。“其實我也可以自己拍，但如果自己拍，所有的感受就都是我自己的。我以前都是單打獨斗的獨行俠，孤獨地在廢墟里流浪，現在比較像孫悟空，拔根毛一吹，就變出很多小孫悟空來。”在回答為什么要讓學生參與這個項目時，姚瑞中這樣回答。

        在姚瑞中看來，現在的藝術系學生的教育結構如同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最上層是西方美學體系的標準，中間層是市場要求，最底層才是所謂本土或在地性的東西。“但我覺得這個結構是有問題的，應該把它顛倒過來，把鄉土拉到最上層。”

        在羅秀芝的紀錄片中，觀眾得以看到了不同學生在面對“蚊子館”時的狀態：吳秉圣，來到一個早已被鳥群占據的巨大空間，他為這巨大音箱中的合唱而感到興奮，便錄下鳥群的叫聲，并以此創作了自己的聲音藝術；柯鈞耀，在面朝大海的基隆嶼游客中心開心地跳起了舞；還有許多學生，全家人一起出行，在路上聊起了身邊的“蚊子館”……

        事實上，姚瑞中和羅秀芝在這一點上曾經發生過巨大爭議，姚瑞中覺得，這些鏡頭與“海市蜃樓”的計劃毫無關系，羅秀芝卻堅持，每一個生命個體在“蚊子館”中的體驗，恰是對藝術教育倒金字塔的最好回應，誠如吳秉圣所說“我感受到整個建筑物立面有一個巨大而空曠的空間在那里，就像是身在一個大鳥籠里，我配上了巨大的噪音來回應它，麻煩小心聆聽”。他的音樂作品后來成為了這部紀錄片的配音。也正是這些個人體驗，為這個項目帶來了更豐富層面的意義，姚瑞中最終應允。

        2010年到2014年，每年都收集到一百多個關于閑置空間的案例，讓人不禁發問，這場關于“蚊子館”的記錄，終點到底在哪里？是否要等到所有的空間活化完成？這當然不是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

        在第四輯《海市蜃樓》中，有三處關于之前案例的追蹤報道：花蓮的陽光電城、鳳林客莊產業發展交流中心以及臺中的臺灣大道，其中有兩處都是閑置、活化、再閑置的案例。羅秀芝說，閑置空間、廢墟和新建建筑，其實都會一直共生。

        那么，為什么非得是藝術系的學生？這樣的項目和方式，同純粹的社會調查有什么區別？深圳雕塑雙年展的副策展人呂佩怡是這樣回答的：如果不是藝術調查，他（姚瑞中）不會這么成功。一方面，學生的身份讓整個調查過程更容易執行，人們不會太有警戒心，也許方式很不專業，但是用不厭其煩的采訪和多次踩點親身感受的方式，能夠得到更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學生在這個調查中并不介入利益沖突，能夠以完全客觀的角度闡述他們看到的現實。可以說，藝術和教育為這個計劃做了很好的掩護。

        而紀錄片導演羅秀芝則認為，以攝影作為主要記錄方式和表現媒介，讓《海市蜃樓》一開始就具有捕捉最大數量“蚊子館”的能動性，也因黑白攝影加黑白書籍印刷的樸素影視方式，讓這個作品具有平易近人的大眾化色彩。姚瑞中并不強調學生攝影作品的美感，用黑白照片的形式甚至是由于一些學生拍的畫質并不足以支撐大幅的彩色印刷。他認為，這種規范的建檔式的方法，本身亦即一種關于客觀的美學。

        姚瑞中說，“藝術系是浪漫的一群人，我們以為能改變一些什么，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不是社會科學系，可能不嚴謹，但是我們有良好的美學教育和洞察力，有感性的文字和柔軟的心靈，我們不是在寫公文。”

        在他姚瑞中看來，藝術的重點不是在求取像數學般的解答，而在于標準答案之外還有什么。藝術可以促使人們思考另一種可能性，并提供另一種穿透的途徑。

        盡管過程艱難而又繁復，姚瑞中覺得，這種記錄其實任何一所大學的學生都可以做得很好，他想要說明的是，監督、介入、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既不困難也不偏執，不僅僅是藝術生能完成，任何“好公民”也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