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寧：《1950年代的教授分級與史學大家》，《中國歷史評論》，2014年2期

        1956 年的教授分級，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史和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從國家層面上講，它是中央調整對高級知識分子政策的產物；對于教授群體而言，則是一項事關其“名分”和“地位”的重要認定。從歷史學科的情況來看，大批史學名家躋身三甲級別教授行列，集中體現了本學科發展的整體面貌，尤其是入圍“一級教授”之列者，更是薈萃了當時的學術泰斗，可謂實至名歸。

        雖然在實際評定過程中，因操作不當，加之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影響，引發了不小的矛盾與爭議，但其歷史影響不可忽視，既樹立了學人之典型，詮釋了學術評價之最高標尺，又奠定了以后職稱評定的方向和基調，“級別”一詞從此成為中國除農民之外各階層人群政治經濟生活排序的無法回避的重要標準。而有關教授分級制的利弊得失，何去何從，至今仍是學界乃至全社會熱議的話題。

        以歷史學科為例，郭沫若(時任中科院院長)為行政二級，工資500元；范文瀾(時任歷史研究所三所所長)為行政六級，工資300元；顧頡剛為一級研究員，工資228元；羅爾綱、夏鼐、裴文中為二級研究員，工資200元；陳寅恪、陳垣為二級教授，工資253元(一級教授空缺)；湯用彤為三級教授，工資235元；翦伯贊為四級教授，工資218.8元；向達為五級教授，工資200.2元；馮友蘭、季羨林、劉文典為六級教授，工資184.8元。

        相較于其他學科尤其是理工科學者，待遇明顯偏低，如山東工學院力學專家劉先志為特級教授，工資達350元。    

滿人姓名都是什么意思

        劉小萌：《清代滿人的姓與名》，《清史參考》 2014 年第 30 期

        清代滿洲人簡稱滿人，為今日滿族之先民。滿人的姓氏與命名，是其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被清朝統治者提到“滿洲根本”的高度而竭力維持，但在漢族文化影響下仍不免發生變化。以我們常見的末代皇帝溥儀之名為例，愛新覺羅是其姓氏，溥儀是名字，而“溥”字則是清朝皇室的字輩排名。關于滿人姓名的源起與流變，集中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姓氏、名字、輩字排名、避諱用字、更名冠姓。

        愛新覺羅氏命名，早期受蒙古文化熏陶。被清朝尊為肇祖的孟特穆，即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猛哥帖木兒”（意為“銀鐵”）。努爾哈赤諸子侄中，阿敏（蒙古語“氣息”）、濟爾哈朗（“幸福”）、皇太極（“王子”）等，都是蒙古名字。

        康熙年間，皇室首先確定皇子名首字用“胤”字，第二字用“礻”旁；皇孫名首字用“弘”，第二字用“日”旁。乾隆、道光、咸豐三朝，又分別增加派語各四字，形成“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恒、啟、燾、闿、增、祺”十四代字輩。滿人的字輩一般由吉利的單字組成，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綴連起來，瑯瑯上口，組成代表一定含義、體現一定價值觀、或對子孫寄與殷切期望的詩句。

        

        張仲民：《晚清上海藥商的廣告造假現象探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85期，2014.9

        真正把晚清這種廣告造假文化推向高潮，且產生廣泛影響的，非開設京都同德堂藥店的孫鏡湖莫屬，而能超越孫鏡湖后來居上的上海藥商，則非黃楚九（1872-1931）莫屬。

        對很多人來說，盡管西藥價格一般較中藥為高，但求診于西醫總是不如去西藥房購買成藥方便，而且可以少了面對醫生診治時的麻煩與恐懼，既省錢又省力。有此狀況，西藥之需求自然行情上漲，西藥房之生意自然興旺。精明的上海華人藥商當然要攀附洋人旗號，他們自制的一些成藥、便藥，多詭稱系外國人發明的“西藥”。然而，此類藥品，還包括一些所謂祖傳秘藥，并非是經過長時間的“科學”試驗和研發得來，其配方或抄或借或編，實際成分都比較簡單，制造起來也非常容易，然而利潤空間巨大。

        不管是中國藥商，或是外國在華藥商，他們推銷藥品的最重要辦法，就是廣告宣傳，實時人所謂的“告白生業”。藥商的最大支出就是報刊廣告費。告白愈奇怪，引得人看，生意愈多。同時，為了突出廣告效果，上海藥商還需要讓這些文人費盡心機，炮制各種各樣的鳴謝函件即所謂保證書，尤其是由名人具名的保證書，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藉此向讀者展示藥品及其廣告已有的真實效果、社會影響和受到的歡迎與贊美，從而達到吸引顧客、推銷藥品的目的。

        當時醫藥廣告中廣泛存在的“借名造假”現象。像屈臣氏藥房的藥品「戒洋煙精粉」廣告，就曾在《字林滬報》上連續刊出大幅廣告，宣示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沈葆楨等高官具名贈送的匾額。

        真正把晚清這種廣告造假文化推向高潮，且產生廣泛影響的，非開設京都同德堂藥店的孫鏡湖莫屬，而能超越孫鏡湖后來居上的上海藥商，則非黃楚九（1872-1931）莫屬。近代著名文人孫玉聲（家振，1864-1940）最善與藥商如孫鏡湖、黃楚九等合作。一些文人不僅投身于醫藥廣告的制作與代言中，他們有時甚至會高調在報刊最重要的“論說”欄目內故意制造“軟文”（即變相的吹捧文章），公然替某些與報刊主事者或本人有利益輸送關系的藥商鼓吹。從藥商的立場來說，他們也會努力對報刊施加影響，試圖讓報刊為自己代言，給予自家廣告價格上的優惠，而非讓它指責自己造假騙人。

        “因為我們中國人有一普通性質，大凡富貴之人，恒多虛弱，所以最喜服的便是補藥，不論其為補胃、補腦、補血，只要是帶著個補字，他就不問情由，一味亂補”。受到滋補文化傳統的影響，加上藥商廣告中花言巧語的誘惑，即便購買不起的人也會對廣告中的藥品產生消費欲望和消費想象。

        

        胡寶華：《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發展帶來的啟示》，《文史哲》，2014年第5期

        宮崎市定認為，內藤湖南是一位具有獨創精神的學者，是日本中國學的首倡者。所謂中國學與基于地理區域劃分的西洋史、東洋史的概念不同，中國學是立足于中國文學、哲學和史學基礎上的一門學問，三者不可分割。正是在這種貫通文史哲的學理和學風的影響下，在此后的幾十年中，京都大學中國學連續培養出幾代學術名流。內藤湖南在中國學方面的獨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中國史時代區分觀點。內藤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遠古至東漢中期）、中世（五胡十六國至唐中期）、近世（宋至清代）三個時期。

        二、唐宋變革論的觀點。內藤首先從政治上闡述了唐宋之際是中世貴族制的崩潰，宋代君主獨裁政治建立的一個歷史過程。其主要的標志是代表貴族利益的九品官人法被中止，科舉選官制度登上歷史舞臺。

        三、宋代近世文化。內藤認為，宋代以后的文化水平不僅可以與歐洲近世文化相匹敵，有時甚至超過了歐洲。內藤湖南的上述獨創性學術觀點，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史觀。

        在京都學派的第二代學者中，學術影響最大的是宮崎市定。宮崎的學生時代得天獨厚，教授中除了內藤湖南以外，還有桑原騭藏、羽田亨和狩野直喜等一代名師。宮崎市定不僅在歷史分期法上繼承了內藤的觀點，而且在經濟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諸方面作了大量重要的實證研究。獲得日本學士院獎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書，是宮崎的代表作。

        第二代學者中還應提到的是宇都宮清吉。宇都宮也是一位試圖建立新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學者，他的最大特點是立足于從精神史的角度來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他認為時代和人一樣具有人格，對此，他稱之為“時代格”。

        谷川道雄一生的心血在于“豪族共同體論”的構建與運用，他認為：日本戰后套用歐洲歷史發展模式，將中國歷史同樣劃分為奴隸制、農奴制和資本主義制度幾個階段的做法，對研究中國歷史來說是無效的。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谷川道雄與川勝義雄提出了豪族共同體的學術觀點。他們試圖從地方上的名望家族（豪族）與宗族、鄉黨之間形成的保護與依附關系來考察六朝貴族自立性的社會基礎。

        1976年，日本國書刊行會出版了谷川道雄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這是一部針對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論方面的專著。谷川認為，研究中國中世史，關鍵是要把握這個歷史時期的內在關系，即民眾的生存方式與人際關系。他認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是和諧，而不是階級對立。中國基本的階級關系是士大夫與民眾的關系。作為支配階級的資格不是因為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手段，而是源于知識與道德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