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平無戰事》的熱播再度引起了大家對“建豐同志”蔣經國的關注。蔣經國的一生，屬于典型的政治人生，他在政壇上最有作為的時期，即臺灣時期從最初輔佐蔣介石到親自主持全局，前后幾近四十年，尤以后十二三年更為重要。由于去世前宣布解除戒嚴等重大舉措，“建豐同志”的整個人生，因而定格于“政治革新”的亮點。

        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推出陶涵（Jay Taylor）撰著的《蔣經國傳》簡體字新版，正值傳主蔣經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十年前，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和臺北時報出版公司同時出版該書英文版、中文繁體版，新華出版社則在兩年后首度出版中文簡體版，但對該書“有較大篇幅的刪節”。這次簡體字新版的“出版說明”表示“基本保留了原書的全貌”，并對該書作了較高的評價。陶涵現任哈佛大學教授，曾作為國務院外交官先后“駐節”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是一位著名的“中國通”。為撰此書，他在海峽兩岸及美國訪問了蔣經國部屬和舊友一百六十多位，還大量引用美國國家檔案局甚至俄羅斯迄今未公開的檔案，英文原著僅注釋和索引即達九十頁。讀過這部傳記之后，感到著者為搜求資料確實花了很大功夫，特別是對“美、臺關系”的互動、演變占有極為豐富的史料，有些敘述令人恍若身臨其境，這方面是任何一位臺灣或大陸的研究者難以企及的。相反，書中對臺灣島內政治生態變遷的某些闡述，卻未盡準確和詳盡，個別地方尚有隔靴搔癢之陋，閱讀時還需借助相關史料予以補充和參證。

        傳主蔣經國的一生，屬于典型的政治人生，他在政壇上最有作為的時期，即《蔣經國傳》第二部“立足臺灣”所述從最初輔佐蔣介石到親自主持全局，前后幾近四十年，尤以后十二三年更為重要。作為一位政治人物，其所作所為有功有過，往往今日之功即以昨日之過釀成，而這一點卻很容易被忽略。在全書壓軸的第二十六章“中國式的民主”開頭，陶涵寫道:“1988年1月1日，在蔣經國的指示下，臺灣當局正式結束對報紙的限證(維持在二十九家)、限張(維持在三大張)的禁令。數天之內，就有兩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辦理登記，街頭立刻出現許多新興畫報?！碑斈辏獬包h禁”和“報禁”，被視為蔣經國臨終之前的奮力一搏。就在1月13日，他猝然病故，距這項重大宣布不到兩周時間！他的整個人生，因而定格于“政治革新”的亮點。但該書對解除“報禁”這件大事的描述，大致如上所述，既無縱向的歷史鋪陳，也無橫向的事理解析，顯示著者在這方面所掌握的資料有限，對其中的內在邏輯及因果關系或不甚了然。殊不知，蔣經國雖然天不假年，在有關政策的改弦更張上僅止于決斷，卻造成了綿長而深刻的后續影響，而這正是他審時度勢下自我否定并痛改前非的魄力展示。

        蔣經國雖在1972年5月出任“行政院長”，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蔣介石由幕后復行視事時，已決定讓他和陳誠分掌權柄，而其主管范圍包括政工、情治等，文宣也在其中。最初，國民黨主要沿用統治大陸時的法律及制度，并增加“行政院”《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警備總司令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還采用停止新聞紙配給以及強行裁并、勒令改組或強迫?？氖侄?，迫使島上不少報刊尤其是民營報刊關門大吉。到1979年4月1日，“行政院”新聞局修正發布《出版法》施行細則，其中第二十七條規定：“戰時各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為計劃供應出版品所需之紙張及其它印刷原料，應基于節約原則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調節轄區內新聞紙雜志之數量。”如何“調節”呢？《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有明確規定：各報社的報紙，每日的篇幅一律不得超過對開三張，逢特定紀念日，各報可以增刊，但篇幅不得超過對開一張，此所謂“限張”；同一報紙，不能在不同的地方印刷，此所調“限印”；全臺灣的報紙總數控制在三十一家以內，此所謂“限證”。實際上，自1952年起，政府從未發出一張新的報紙登記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除了報與報之間“大吃小”的吞并、壟斷外，臺灣沒有真正出現過一份新報紙。故此，黨外異見人士和團體只能利用法規的空當，通過創辦雜志發表政見，如《八十年代》、《美麗島》、《亞洲人》、《暖流》、《疾風》和《鐘鼓樓》等，封了再辦，前赴后繼。

        蔣經國的權勢日增，那些負責鉗制輿論的機構無不聽命于他，如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警備總司令部下屬處室和調查局有關部門均各有分工，或明查暗訪，或依法裁決，或幕后指揮，或前臺操作，只要發現有不合口味的，輕則刁難，重則治罪。至于罪名則五花八門，諸如“內容嚴重混淆視聽”、“影響民心士氣”和“違反《出版法》”之類。

        到蔣介石1975年4月5日撒手人寰后，登上黨政大位的蔣經國繼續威權統治，但對同類個案的處置方式有所變化。1976年8月，時任律師的傅朝樞接辦《東方日報》，將之更名為《臺灣日報》后經常對當局進行抨擊。盡管其言辭激烈，蔣經國并未下令將傅送去綠島吃牢飯，而是指示有關部門在1978年8月以重金收購該報，讓其得以換取外匯赴美國及香港辦報，在境外任意批評。臺灣“報禁”開放之前，除去清一色的黨營、公營和軍營報紙，幾份比較像樣的私營報紙，也握于有國民黨中常委頭銜的報老板之手。如此，島內資訊來源相同，輿論大體一律。據有人研究統計，臺北一地五家主要報紙的政治、軍事和國際新聞的相似度，一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報禁”的存在，對臺灣始終是一個諷刺性標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舉行“國建會”時，《聯合報》系代表在新聞組發言要求“開放報紙登記”，“取消篇幅限制”。前《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在1981年6月一次演講中說：“人為的三大張篇幅限制，未免有違于自由平等的原則了?！边@位老報人曾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管宣傳的第四組任主任，能有這番感慨足以說明“報禁”之落伍討嫌。同年，一向充當“政治花瓶”的中國青年黨主席李璜，為該黨機關報《新中國日報》復刊當面向蔣經國請求，“俾中國青年黨的言論及主張，為配合政府的反共復國主張，有以自見于國人?！笔Y經國“允予交辦”，但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二十天后約見李璜，以“開放報禁，一時尚有困難”婉拒。李璜頗感委屈地表示，他不是要政府普遍開放報禁，而是為友黨開放一張曾辦了十四年的日報，卻難以如愿。直到那時，“報禁”尚無任何松動的跡象，執政的國民黨前瞻后顧，擔憂黨外反對勢力獲得以報紙傳播資訊和理念的權利，其將失去對輿論的有效操控。

        臺灣的“報禁”于1988年初蔣經國病故前不久宣布解除，但他正式做出決斷則在一年多以前。這項政策的調整，與其說是他個人思想上的幡然覺悟，不如視為其面對內外部壓力交匯時富于理性的順勢而為。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起飛到八十年代臻于繁榮，龐大的中產階級不滿足生活富裕，留洋學子帶動社會觀念更新，本土勢力吁求更多權利，在在使政治民主化浪潮有進無退，而“反共復國”方針淪為廢話，與大陸民間交往之門開啟，則導致“戒嚴”的法理依據不復存在，“報禁”和“黨禁”政策失去依傍。形勢比人強，蔣經國終于在1986年9月明示：將解除實行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正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

        蔣經國對黨政核心層的這一宣示，立即成為新聞界的頭號新聞。1987年2月，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升任中央副秘書長之前，接受《天下雜志》訪問時說：“政策上的考慮比較簡單，就是執政黨從三中全會以來，一直檢討國家的情勢已經走到另外一個階段，除了在政治上做了許多革新的措施之外，對現有重大行政的事情，也做了整體的檢討。所以在開放組黨之外，也檢討報業問題?！彼硎荆骸爸劣跊Q策的背景，還是依據蔣主席對于未來國家發展走向開放的指示，除了政治外，信息方面也要開放?！睅拙浣猱嬛?，勾勒出蔣經國對這一問題的思路變化脈絡，顯見他把結束戒嚴與解除黨禁、報禁看作“政治革新”的關聯性舉措。

        其時，臺灣新聞界最關注的是，已經擁有三百七十萬份發行量、每年廣告收入達七十億新臺幣的報業市場，解禁后將有一大批報紙問世，勢必形成新的競爭格局。同時，也有報人憂慮束縛業界多年的“報禁”名亡而實存，因為就在宣布將解除“報禁”不久，“行政院”新聞局的人事出現異動，曹建中任出版處處長，黃新生任國內新聞處處長，李繼玄任該處副處長。其中，曹是前警備總司令部政六處處長，專事管制出版物，取締黨外雜志最力，后為“國防部”總政戰部政二處處長；黃原供職于一所軍校，也有濃厚的軍方色彩。這幾位脫下軍裝，換上西裝，不能不引起業界及各方的疑慮。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吳淑珍（即陳水扁之妻）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要求中止軍警人員出掌新聞局重要職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黃主文也指出，過去由軍方人員審檢出版物已遭物議，若解除戒嚴后，新聞局要職由這些具特殊背景的人出任，更值得非議。這種軍警人員轉職新聞主管單位的舉動，未必是蔣經國下令部署，但可肯定有其身邊的人參與策劃或首肯，使得解除“報禁”的前奏聽上去不太美妙?！妒Y經國傳》這一章寫的是“中國式的民主”，如此有趣的題目若直接用于形容解除“報禁”的附加動作，倒也恰到好處。

        （文載2010年12月5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