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輩問翻譯信條“信達雅”出處，找出《天演論》，嚴幾道（復）在《譯天演論例言》開宗明義地寫道：“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

        “信達雅”是知易行難的譯事標準。然而，此標準有時效性，在百多年前肯定是“信達雅”之譯，今之讀者讀之可能茫茫然。

        近日“行書店”，見很多幾乎與原著同步出版的譯書（內地臺灣皆有，香港的似未之見），略一翻閱，不必與原文對讀，輕易可見譯事馬虎的痕跡，當中也許有“電臘翻譯”，令讀者如墜十里霧中……譯事其實不易，今人基于經濟理由求速成，害人害己害原著！

        順便談談《天演論》及雜說譯事之難。

        《天演論》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作者為著名動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93年初版，至本世紀仍每隔三四年便再刷（還有電子版），書為論文（及講稿）結集，主旨在闡釋達爾文1859年初版的《物種起源》（〔On〕the Origin of Species）。嚴復不僅不是逐字逐句“直譯”，而是意譯之中還加進不少時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批評；在《例言》中，譯者為這種譯法作了明晰的解釋，比如：“今是書（按指《天演論》）所言，本五十年來（按指《物種起源》至《天演論》出版間約五十年）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間，時有所傎（按古字，有顛倒之義）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于不逐句譯出，嚴氏的解釋是：“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想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

        嚴幾道“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意謂對原著讀得滾瓜爛熟，直至深明作者用意，才以他獨特的雅典文辭、雕琢駢麗筆法譯出。此書大受時人贊賞，可惜今人已難理解，且看以下這段論述：“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嚙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現在有多少讀者明其義？嚴復把Hamlet譯為“罕木勒特，孝子也”，不翻原文，知其為哈姆雷特者又有幾人？而百數十年后，知其為Hamlet的又有多少（順便一提，林紓〔琴南〕把韋伯〔Weber〕譯為“威打賞”，其名曲﹝Invitation﹞ a la Valse〔邀舞〕譯為“啞拉坪卡”，無論古人今人，明其意的萬中無一）？這是筆者強調譯名（人、地和術語）得附原文的原因。嚴譯的《原富》（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出版）甚多“難奧難明”之病，筆者曾為文詳說之。嚴譯《原富》最大缺失為他把“無形之手”意而化之，真的不見了。如此“意譯”，有待商榷。

        《天演論》于1897年12月（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在北平《國聞報》增刊發表，翌年4月成書出版，頓成暢銷書，他主張譯文須“信達雅”才合標準，為學界認同；所譯名詞如“物競天擇”、“優勝敗劣”以至“適者生存”等，俱成當年（以至現在）時髦流行詞語。

        從《物種起源》，想起近日拜讀的另外二種“起源”及無法讀畢但經常翻閱的一本名著，俱為譯者耗費大量心力而成的信達雅之譯，因略說譯事之難。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大出版社）原著2003年由斯坦福出版社出版，只有約一百五十頁（不計注繹、書目及引得〔索引〕），由康奈爾歷史系中美關系史講座教授陳兼及同校歷史系副教授陳之宏合譯。一百多頁的書，兩位教授前后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才大功告成，他們當然不是天天對著原著翻譯，但對內容的論證以至詞語的推敲，據譯者自白：“雖不敢說處處‘嘔心瀝血’，但確實是字斟句酌?！?/p>

        《譯者導言》說他們在2002年初便決定翻譯此書，是因為原作者提出的看法，“對于理解中國現代國家的一些基本問題的‘知識關懷’以及探討這背后的問題之意識實在太重要……”何以譯了這些年才完稿？“一來教學和研究繁忙，一來深知好的譯著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說，是要慢慢‘磨’出來的?！钡搅?009年，他們“從康奈爾學術放假，在倫敦經濟學院從事研究時，才有一段可以相對集中用于翻譯……的時間”?？墒牵瓿沙踝g稿后，“這二年又斷斷續續地對譯稿再做反復修改，才完成了現在這一稿”。

        譯者明知翻譯是“為他人作嫁衣”，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深知翻譯不會被視為“原創性”的治學行為（即不被包括在“學術評估”之中），他們仍把它翻出來，可說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行為。而翻譯此“小冊子”用了這么多時間，相信譯者是不斷反芻思考原作意涵，有所得后才命筆。

        趙復三翻譯、中大出版社的《歐洲思想史》（F.Heer：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Europe），可說是從形而上層次論歐洲諸國的“人文起源”，是通識（歐洲通史）的好讀本。歐洲的思想史，從來都存在“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之爭，前者包括基督教、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如何與基督教共存共榮，第七章說之甚詳）；后者包括大眾的信仰、習俗與生活方式。二者長期“斗爭”，至二戰結束才分勝負——這不是說“下層文化”把“上層文化”掃地出門，而是指治人的上層社會再亦不能任意排擠遑論鎮壓治于人的下層社會。

        這本文本七百余頁大書的譯者，出身上海圣約翰大學、圣公會牧師，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一九八九年退職辭居國外”（在法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地任教，1997年七十一歲退休）后，從1991年至1995年，足足用了四年時間翻成！

        趙氏在《中譯者前言》中寫下對著述和讀書的看法，極有見地，足為參考：“書大概有三等，第一等書的作者博學深思、治學謹嚴、言必有據、又富有創見；第二等書的作者治學謹嚴、爬梳甚勤，而創見不多，但仍不失為好學者；第三等則志大才疏、立論輕率、廁身書林、徒供鑒戒。讀書大概也各有不同，一種是細讀深思、反復玩味、舉一反三的；第二種是讀完之后得其要點，而后放在架上隨時備查的；第三種是瀏覽一遍，便可放下的?！边@本書肯定“第一等”，譯者才會利用“生活從飄泊到稍稍安定”的四年時間，翻譯此書。據趙氏自述，“為求譯文能較好表達作者原意，又使讀者較了解，常常斟約費時，甚至原書一句話的翻譯，要斟酌一小時……因此一天至多只能譯出三千字光景；加以是在授課之余假期中進行的，不免時斷時續，進度很慢，歷時四年才完成……”

        有一點筆者不明的是，譯者要感謝的人之中有“我的兄長、已故中華圣公會鄭建業主教”。兄長而異姓，甚奇。趙氏八十年代后期過港，筆者與之有一面之緣，不涉政治，相談甚歡，總算相識，因此才有此問。

        黃國彬教授耗時二十余年，完成首部由意大利文譯成的三韻體《神曲》中文全譯本，輔以百科全書般的細詳解釋，全書三冊近一千八百頁。在《譯者序》中，黃教授說：“二十多年大部分時間，譯稿一直跟著我東西游走，其中部分完成于香港，部分完成于多倫多，也有一小部分，完成于太平洋之上三萬英尺高空……”《神曲》的翻譯工作始于1989年，斷斷續續，鍥而不舍，至1999年10月底，才“譯稿修飾、打印完畢”；2000年2月12日，開始注釋，2002年7月9日，“注釋已作完成”。2003年亦由臺北九歌出版社出版，可見譯事之艱巨及黃教授為此書付出半生心血！

        譯事之難，從上引三書均為譯者耗盡心力才成可見，須知這些譯者都是學有專精的學人。至此筆者想起去年曾提到過，格羅斯明（Edith Grossman）“被委托”翻譯已有二十多種譯本的《唐吉訶德》，她為此讀原著十遍，同時讀遍塞萬提斯的詩文集，“以揣摩他遣詞用字的涵意”。遇疑難時，她“還與母語為西班牙文的友人、學者，從多角度探討這本小說”。難怪她花了三年時間才把這本九百多頁的小說譯成英文……

        今之譯者若借助“計算機翻譯”，翻譯快速無倫；有新科技協助，當然省時節事，但計算機“譯”出后，署名的“翻譯家”或編輯起碼要細讀且遇疑難不通處應據原書覆查修訂潤飾后才能發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