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會上講話。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10月24日至25日，“講述中國與對話世界：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京師學堂舉行。作家莫言、賈平凹、畢飛宇等，翻譯家杜特萊、吉田富夫、樸宰雨，學者童慶炳、陳曉明、陸建德等國內外七十余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    

        莫言認為，講述中國是當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責任，而最重要的立場，是保持客觀、公正、實事求是，不違背良知。“我們如果對社會生活當中存在的許多不令人滿意的現象不敢披露、不敢批評、不敢用形象化的文學的方式來揭露、來呈現，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但如果我們對最近三四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來中國社會巨大的、全方位的進步視而不見，依然把中國社會描述得一團漆黑、毫無光亮，我認為這也不是客觀、公正的態度，不是一個優良自豪的作家應該抱的態度。批評一個社會需要膽量，贊美一個社會也需要膽量，膽量的背后就是良知。”

莫言：30年來中短篇小說的成就不讓他國

        在為期兩天的討論會中，與會專家學者將就中國文學與世界的對話方式、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中國經驗”與“世界視野”、莫言作品中的本土性與世界性因素等六大議題展開討論。擔任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主任的莫言出席了會議。

        作為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現于文壇的作家之一，莫言認為自己這一代人的創作是與中國30多年來改革開放、發展進步的步調一致的，“沒有中國這30多年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我們的作品用文學的方式真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面貌，真實描述了在巨大的歷史變革下中國人的精神，也塑造了許許多多可以立得住的文學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莫言認為，塑造人物是作家最重要的目的。歷史的變化并不是像原子彈爆炸那樣爆發式的巨變，而是體現在細微生活中，從一個村莊、一個家庭、一個人的某一天乃至一個小時里折射，需要通過無數的細節、無數的細微的個體性變化交織而呈現。

        對于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輿論界褒貶不一，莫言是其中堅定的肯定者，不僅作為一個寫作者，也作為一名文學的讀者。他認為這30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雖然沒有出現《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巨著，但中短篇小說的成就“完全有資格進入世界文學之林”：“我們的作家的文學創作的藝術水平和思想張力，一點不亞于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當代作家所創作的，大家如果能夠看一下最近30年來的西方作家的創作，應該同意我這個結論。”

應該使莫言回歸莫言

        莫言在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大熱。但公眾對其關注，相對于文學成就，更像是關注一個文化符號，最為典型者，便是游客蜂擁至莫言舊居以摳墻皮、挖磚塊、拔蘿卜等舉動“沾文氣”。乃至莫言自己都曾感喟，在得諾獎后，自己都變成“莫言”的一個看客，看別人談論的莫言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個人。

        針對這類學術現象，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吳義勤認為，“我們今天對莫言的講述方式有很大問題，無論正面還是反面講述，都是越來越空洞化、虛擬化。‘莫言’成為一個消費的對象，而不是作家本人。”

        讀者對一個作家的喜歡或不喜歡本應基于其作品，但在吳義勤看來，現在人們對于莫言的態度，卻變成因為他得了諾獎，或其他的一些事件，而喜歡或不喜歡。“怎么讓莫言回到莫言本身，怎么讓莫言的意義回歸文學本身，是個緊迫的話題。”吳義勤說。

        而另一方面，對作家作品的好惡，吳義勤覺得都可以理解，但他認為“好惡要限制在個體的范圍內，是個人的審美趣味和修養決定你喜不喜歡這個作家，而不是把自己的觀點夸大為社會的真理”。他稱“我們是研究者、是讀者，并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不能代表全體讀者去做一個共同的判斷。批評家的平常心，在這個時代可能比任何時代都重要。我們批評家首先要做好自己，做一個普遍人，而不是把自己努力區別于普通人。不論是閱讀莫言也好，閱讀其他作家也好。”

        吳義勤期待將莫言“從宏大敘事里面解放出來，回到具體的作品”。他并不諱言，目前對莫言的研究多在宏觀角度，但將莫言與抽象意義相捆綁，“意義會講盡，而我們自己會感到很厭惡，很疲勞”，現在特別需要的，是在作品里尋找莫言，“莫言活在他每個小的作品里，作品的意義、生命是無窮的，我們可以無限闡釋。”

        乃至本次會議的議題，吳義勤都認為有點太大，“我們今天把莫言的意義越講越大，從國家、民族、文化、中國崛起、世界對話等角度講起，但每個作家寫作的出發點，可能是很小的、很個人的、很情緒化的，如果從國家、民族、世界對話角度來寫作，作家寫不出什么樣的作品。”

        在“把莫言說大”的背后，吳義勤看到的是對作者的扭曲與傷害；而在強調“與世界對話”的背后，他則警惕將中國視為他者的眼光：“第一次中美文學論壇的時候我就發現一個問題，所有的西方學者，跟中國文學對話、閱讀中國作家作品的時候，他感興趣的是作品里的中國，不是接受中國文學，而是接受這其中的中國。因此，在西方的很多學者眼里，作家和文學是分開的，他們要的是中國，丟的是文學，很少討論你的文學在世界上的貢獻，而是感興趣于里面的中國。”

19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中的莫言

        莫言在1985年發表《透明的紅蘿卜》技驚四座，當年的中國文壇，就為他的這部處女作開過莫言創作研討會。1986年發表《紅高粱》，不僅奠定了他的華語寫作地位，也將“高密東北鄉安放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

        賈平凹昨日作為嘉賓為會議開幕致辭，將莫言比作行空天馬。但當他第一次讀莫言，想到的卻是放火燒荒的野孩子，“一下子就是幾百米長的火焰，紅黃相加，隨風蔓延，十分壯觀”，且后果有可能不可控，引發山林火災。他覺得莫言憑其天性，不顧一切地寫作頗合那種情態，后果也是一樣：打破了中國文壇的秩序。

        在賈平凹看來，莫言的特點就是不合常規，且這種不合并非刻意，而是天性。如同規規矩矩的果園里瘋長的一株葉藤，因為有野生的基因，有吸取營養的能力，有接受風雨雷電的能力，能夠自成一格。除了源自鄉土的野性，賈平凹認為莫言還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乃至可以追溯到魯迅：“是基于社會的、人性的批判，魯迅的批判也是這樣的批判，如果純時政的那就小了，就不是文學了。”

        除賈平凹外，與會作家均為莫言的文學“后輩”，受到其影響。作家畢飛宇感慨，“今天我們之所以有條件、有可能坐在這兒對話，首先我們要感謝在1980年代為我們提供了文學身體的那位作家，那就是莫言先生。”而作家邱華棟在自己1980年代末的創作中，看到了莫言的影響痕跡：“來自大地的、瑰麗的想象，不知不覺就成為我們文學營養的一部分。”

        畢飛宇表示，1988年，他有一次特地去莫言故鄉山東高密“朝圣”的經歷，這個24歲的文學青年看到一片高粱地就鉆進去，馬上就不堪其熱而落荒而逃。“這就是故事的全部，”畢飛宇說，“小說比現實生活要精彩得多，小說也比生活吸引人得多。“作家的眼、耳、鼻、舌、身，他流動的血液，他的心脈，他勇敢的無堅不摧的力比多一股腦兒和漢字攪和在了一起”。在身體還遠未成為正面概念的時代里，作家還矜持地令身體與作品保持距離的時候，《紅高粱》讓畢飛宇相信“小說家的器官原來是長在小說里的，同樣，小說原來是長在小說家身上的”。

        身為一名小說家，畢飛宇認為“小說無用”，但如果有一點有用，那就是小說提供的自由的姿態，“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進程中，我不敢說《紅高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說，《紅高粱》為我們給出了一個下限，這個下限的意義就在于，作家必須首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小說是人寫的，前提是你這個人必須是解放的，起碼你的內心充滿了解放的動機。”畢飛宇說。

        批評家白燁認為，此前學界討論莫言往往孤立而論，而本次會議上，作家們以當事人和見證者的身份表明莫言的小說創作不僅成就其個人，也影響著同時期作家乃至于當代文學。“讓我們回到了莫言開始寫作的歷史現場，感覺到莫言在作品中體現的感覺、語言、敘事的解放，構成了文學、藝術的解放，這是與整個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所興起的思想解放相呼應的。他既是整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產物、一個成果，也是一個構成，他們是相互呼應的。從這個意義來看莫言小說的意義，它既是個人的，也是文學的，更是整個社會文化生活的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