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同外部世界有著密切聯系的黨。百年來，中共與國際上各種進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許多客觀介紹中國國情、倡導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國友人。

為迎接和紀念建黨100周年，“上海美國研究”微信公號特推出“回望：與中共結緣的美國友人”系列專題文章，介紹歷史上美國友人與中共一同書寫的經典事跡和其中涌現的典型人物。

20世紀40年代中期，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遠涉重洋，從美國來到中國，從此與這片土地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35年間，親歷了當代中國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一直致力于幫助中國共產黨打開對外交流的窗口，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惟一的外籍黨員。

美國大兵“一念之差”來到中國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市的一個名門望族，英文姓名是 Sidney Rittenberg（悉尼·里滕伯格）。他從小就“離經叛道”，17歲時開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斗爭，19 歲就成為一名美國共產黨員。1942年，他應征入伍。根據當時美國的有關規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脫離了黨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陸軍當局調他去學習日文，這讓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會戰敗，美軍可能長期駐扎在那里。而中國是美國的盟國，勝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國建設自己的國家。于是，他堅決要求去學習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調到斯坦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念之差”竟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45年，二戰結束后的一個月，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乘坐一架美軍運輸機，從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起飛，飛越了長約800公里的“駝峰航線”，來到了中國的西南重鎮——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專門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以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在這里，開明書店的老板給他取了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這個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字中間加了個“敦”字 ，代表正直 ，而且與“Rittenberg”諧音。

李敦白的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民，漸漸看出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黑暗的統治，更對傳說中廉潔并且充滿理想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

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的社會狀況和學好中文，李敦白經常找街頭的報童購買中國報刊雜志。這位沒有了黨籍的美國共產黨員，很喜歡閱讀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后來，通過報童結識了當地的兩位中共地下黨員。幾次見面后，地下黨員了解了他的經歷，就慢慢向他講解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跡。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軍的身份，替地下黨朋友購買一些緊俏的商品，甚至用美軍的吉普車，把上了國民黨反動派“黑名單”的地下黨員轉移到城外，使他們脫離了險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軍完成了歷史使命，準備復員回國了。可此時的李敦白由于與地下黨員的頻繁接觸而一改初衷，他想留在中國，并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為了避免退伍回國，他想方設法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經昆明地下黨員的介紹，他和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并認識了宋慶齡。不久，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李敦白成為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救濟觀察員，任務是把救濟糧食送往受災地區，包括解放區。他非常高興，從此脫離了美國軍隊。

向李先念提供絕密情報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食到湖北省境內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將李先念率領的6萬共產黨軍隊重重包圍在方圓只有兩百里的狹窄區域。

李敦白到達中原解放區的首府——宣化店后，在這個被國民黨軍封鎖的貧窮的地方看到了和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的情形，這里沒有死尸，沒有娼妓，甚至沒有乞丐。在共產黨的組織下，當地農民通過公開討論決定救濟糧食的分配。在這里，李敦白還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共產黨的高級將領。

5月8日，正當李敦白的工作剛剛結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魯德組成的軍事停戰三人小組即將要到宣化店進行“和平調處”的消息。說來也巧，國、共、美三方代表到達不久，李敦白就在廁所里碰到了白魯德，白魯德把李敦白當作了“自己人”，毫不隱諱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訴你會發生什么事，這里的人將會被消滅掉。我剛從東北回來，那里的共軍是政府軍的十倍，政府軍不可能獲勝。但是政府軍在這里卻占上風，所以我們決定讓他們殲滅此地的共軍。”白魯德的話讓李敦白很是詫異，同時也讓他看清了美國政策的本質。用他后來在回憶錄里的話說，“就在宣化店的茅廁里，我來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轉折點。”李敦白打定主意，決定把這個情報透露給李先念。

當天晚上，國、共、美三方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在這里，李敦白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并被周恩來的精彩演講所折服。散會后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來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紹給周恩來：“這是我們的美國朋友，李敦白。”周恩來握著李敦白的手說：“我在會場上看到你，你給我的掌聲比給其他人的都熱烈得多。這樣做不夠明智。他們會注意到你的反應，等你回到國統區后工作便沒那么容易了。你應該更加謹慎才是。”李敦白驚詫于周恩來的洞察力，不禁問周恩來，大廳里那樣昏暗，他怎么會看到了他，為什么又要對一個落單的美國人如此注意呢？周恩來回答說：“照顧國際友人是我們的工作，我現在很忙，以后有機會到南京去見面吧。”

在送別周恩來后，李敦白把白魯德的話轉告給李先念：“我說的一點兒都不假，而且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商量，只能當機立斷，向你報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誠的，向他表示感謝，笑了笑說：“好啊，你算什么美國觀察員，把情報泄露給我們。”雖然李先念率領的部隊已經做好了應戰的準備，但李敦白的情報讓他們更堅定了這一點。

對于李敦白對革命的這次貢獻， 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延安， 兩人在一個私人場合見了面，李先念握著李敦白的手說：“我們很感激你提供給我們的情報，我們許多同志都不相信這事，他們以為你弄錯了，不過我相信你，而且事實證明你是對的。我們很感激，也永遠不會忘記。”

中共黨內早期惟一的外籍黨員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辭去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工作，并考慮回美國。他去向宋慶齡辭行，宋慶齡勸他先別急著走，并建議他“至少向周恩來道了別再走。”

于是，李敦白從上海來到了南京的梅園新村拜訪了周恩來，并表達了回國的想法。周恩來聽后，向他分析了中國的形勢和解放戰爭的發展前途，然后對他說：“回國前你應該到延安去一趟，你應該拜會毛主席，和他談一談。你其實應該去看看那些比較老的解放區，在那里已有相當規模的建設。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時的。這樣你回到美國后便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講，更多的內容可以寫。”

在周恩來介紹下，李敦白經北平輾轉來到共產黨在華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張家口。在這里，李敦白看到了當地與宣化店不同的新氣象：這是一個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有煙廠、大學、醫院，等等。他拜會了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聶榮臻。聶榮臻告訴他，等共產黨掌權以后，要跟美國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來進行戰后重建。因此，他們正在成立一個英語電臺，以便直接向美國人民提出訴求。但是他們缺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矯正文法文體，并協助他們廣播。從此，李敦白在新華晉察冀總分社開始從事英語廣播的翻譯、修改和播音工作。

不久之后的1946年9月，在國民黨軍傅作義部大規模進攻晉察冀，進逼張家口之前，聶榮臻派人護送他前往延安。經過一個半月的長途行軍，他終于到達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并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認為自己在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的巨變留下記錄，因此他安下心來，打消了回美國的想法。

還在張家口時，李敦白就已經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并且請在中原解放區就相識的李先念、王震作為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經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這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的直接批準，李敦白成為當時惟一的外籍共產黨員。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新華社轉移到太行山麓的涉縣，在該地工作了大約一年。在此期間，李敦白協助陜北新華廣播電臺開辦了英語廣播。1948年5月間，新華社又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附近的幾個村莊，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沉沉浮浮35年

正當李敦白全心全意做好自己工作的時候，他卷入了所謂的“斯特朗國際間諜案”。1949年1月，他被關押到了北平郊區的一個小屋子里，直到斯大林時代的一些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后，他才于1955年4月結束了長達六年的牢獄生涯。

出獄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復了黨籍 ，他選擇在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工作。6 年的監獄生活，并沒有使李敦白對中國共產黨喪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獻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并要求加入中國國籍。但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聽從了勸告，保留了美國專家的身份，成為當時廣播事業局英語組惟一的外國專家。他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后來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

李敦白夫婦和子女

在這里，李敦白還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王玉琳，兩人于1956 年 2月 11 日結為連理。

1966年10月1日，這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的慶典。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榮譽。以前，在北京的外國專家，都是在天安門城樓下面的觀禮臺上觀禮，而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 位外國朋友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李敦白受寵若驚。快到12點的時候，他們6人被邀請分別同毛澤東合影。他滿懷敬意地稱呼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則用英語說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毛澤東語錄》，請毛澤東簽名。毛澤東問他要寫什么。他一愣，就說寫您的名字吧。后來，李敦白回憶這件事時還懊悔不已：“我應該要他寫下對群眾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詩句，或是對我個人的贈言，要不就是給美國人民的一句話，還是給誰的一句話，但當時根本想不起來。”

毛主席為李敦白簽名

第二天，《人民日報》和所有的報紙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脛而走，頓時傳遍了全國。

此后，陷入革命狂熱中的李敦白又卷入了中國的政治運動。1968年2月，他被關入秦城監獄，直到1977年11月，經過9年零8個月零1天的關押，李敦白被釋放出獄。

出獄后的李敦白沒有回到廣播事業局，而是先后在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經過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徹底的平反結論。平反結論認為“李敦白同志 1945年到中國以來，為中國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有重要貢獻的”，并將1968年入獄定為“被錯誤關押審查”、“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

若干年之后，回顧自己在中國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無怨無悔：“回顧過去，當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遺憾和痛苦。不過，我對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監獄里度過的歲月”，“中國使我有機會真正體驗到人生的意義”，“在中國，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穩定的、實在的、幸福的道路。它從來沒有令我失望。”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攜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對于他的這個選擇，他是這樣說的：“我回美國，并不是背離了中國”，“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梁，現在中國的橋頭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到了該回美國那端努力的時候了。”“我還是那個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橋梁的人。只要在這座橋上發揮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變得很偉大。”

李敦白在中國非同尋常的經歷對他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晚年的李敦白與妻子在美國注冊了一家公司，名稱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專門為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做咨詢顧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做些實際的、對中國有益的事情” 。

本文轉載摘編自《李敦白：沉浮中國35年》，作者：羅軍生，原載于《黨史博采》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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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回望：與中共結緣的美國友人 | 李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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