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短期內投入大量資源遏制、甚至消滅埃博拉流行的前景并不樂觀。

        埃博拉迄今已造成4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感染或可能感染，并以每3到4周感染人數翻一倍的驚人速度擴散。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埃博拉累積病例數“可能超過2萬”，很多研究人員還認為這一數字被嚴重低估了。雖然所有人都希望流行能夠得到盡快遏制，但如何才有可能做到？如果不幸埃博拉流行變成一種“常態”，又該怎么辦？回顧二戰后國際衛生合作的歷史也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        

應對途徑之爭：“垂直”還是“水平”

        1945年，中國與巴西代表呼吁：“醫療乃維系和平的支柱”，敦促聯合國成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即今天的世界衛生組織。1947年，在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成立之前，埃及爆發了嚴重的霍亂疫情，一個月時間內在紅海和蘇伊士運河周圍地區出現了33000個病例。世衛組織臨時委員會呼吁各國緊急提供支持，美國、蘇聯、印度空運了2000萬劑疫苗到開羅，其中三分之一為無償捐贈。這次疫情加速了各國批準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的速度，也開啟了各國合作，共同對抗疾病的序幕。

        衛生合作不僅是個技術活兒，而且充滿了理念和道路之爭。自初創起，世衛組織內部就一直存在著采取何種途徑提升全球健康水平的爭論。

        一派觀點認為，對抗疾病是世衛組織的核心要旨。在跨國傳染性疾病問題上，應當將矛頭對準那些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利用最新的防疫和治療手段，將它們一個一個消滅。這種途徑對準單一疾病，利用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公共衛生團隊執行計劃，并常常在較短時間內投入大量資源，也被稱為“垂直”途徑。

        相反，主張使用“水平”途徑的觀點則認為，逐步提高世界各國的公共衛生能力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消滅傳染性疾病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但隨著國家的基本公共衛生設施的完善、醫療人員素質的提高，公眾意識的增強，自然能夠更好地對抗疾病。這種途徑不以消滅某一特定疾病為目標，而是強調基本能力建設，要求動員社會經濟的各項資源，而且，它多著眼于中期和長期目標。

        雖然兩種途徑各有利弊，但最終前一種途徑占據了上風。一方面，疫苗等衛生防疫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成功地在國內消除了某些傳染性疾病。這些衛生專家們堅信，成功經驗是可以移植和復制的。而且，世衛組織內部許多高級官員也有在地區性疾病根除計劃中工作的經歷，例如，總干事坎道就曾經參與管理巴西國內的瘧疾消除計劃。他們相信這種方式是行得通的。另一方面，根植于美國人頭腦中的意識形態也讓他們強烈的反對第二種途徑，認為其手段“過于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政治上的助燃劑讓第一條途徑迅速占據了主導。

根除疾病的四大條件

        出于以上原因，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衛生合作的主旋律都是大規模、運動式、自上而下的對抗疾病。黃熱、瘧疾、天花、麻疹、小兒麻痹癥，都在根除疾病的清單上。眾所周知，這一途徑取得的最大勝利就是在世界范圍內徹底消滅了天花流行，但是，這也是它取得的唯一勝利。

        全球范圍內徹底根除某一傳染性疾病可不容易，必須滿足一系列條件：

        第一，病毒、病原體不能有人類之外的宿主。黃熱一度被認為可以被徹底消除，但是在發現熱帶叢林中某種猴子也可攜帶病毒后，這一計劃不得不宣告失敗。瘧疾是通過瘧蚊傳播病原體導致的，根除計劃的重點就是滅蚊。但是在蚊子對殺蟲劑產生抗藥性后，一些地區又再次出現瘧疾流行。

        第二，疾病必須具有很容易識別的癥狀。天花之所以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消除，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可導致全身皮膚出現丘疹、泡疹，即便在經濟文化很不發達的地區，只需簡單地進行教育就讓民眾能夠對其加以識別。這樣，一旦有病例出現，就可以非常迅速地得到報告，一方面及時對現有病例進行治療，另一方面在病例出現的周圍地區開展免疫計劃，雙管齊下地遏制它。

        第三，有效的治療、免疫手段。在當時，這是世衛組織發起疾病根除計劃的前提。根除天花得益于疫苗注射技術的出現，因為這使得短時間內對大規模人群進行接種變得可能。而為了完成免疫計劃，當時的公共衛生團隊也是想盡了辦法。有些國家的農村地區因缺乏現代醫學知識，拒絕注射疫苗，免疫人員只好偷偷潛入村落，趁著村民睡覺時完成接種。

        第四，國家的支持，尤其是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源。世界衛生組織并不是一個執行機構，它主要制定技術標準、確立國際層面的衛生政策，真正付諸實施還要靠國家本身。“垂直”途徑依賴自上而下的組織和動員，因而所在國的政治承諾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疾病根除計劃無不是得到發達國家的資金、物資支持后才能成立、運作的。冷戰的壓力一度是美國積極投身國際衛生合作的推動力。美國把國際衛生合作看作“贏得人民頭腦和心靈”的手段，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往往會借助“國際合作年”這種場合拋出援助計劃。但是，一旦項目效果不佳、美國失去政治興趣，疾病根除計劃就會面臨資金上的困難，甚至不了了之。

        經歷了許多失敗后，“垂直”途徑和“根除”疾病的目標慢慢地在政策議程中消沉下去。目前，除了小兒麻痹癥之外，世界衛生組織沒有提出其他“根除”疾病的目標。

埃博拉：不確定的前景、不能放棄的努力

        如果按照上面四條來看，依靠短期內投入大量資源遏制、甚至消滅埃博拉流行的前景并不樂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過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傳播，即便人群內部流行停止了，病毒依然可以存在于野生動物體內，伺機重來。

        其次，埃博拉作為一種罕見的疾病，疫苗和治療手段的研發都比較落后，目前依然是一個技術上很難對付的問題。

        再次，感染埃博拉的初期癥狀并不特別具有可辨識性，類似于感冒，這延遲了病人就醫的時間，不僅使死亡率增高，客觀上也增加了病毒傳播的可能性。

        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技術手段，目前國際合作的規模和實效也都是比較有限的。奧巴馬雖然派出了3000名美國軍人赴疫區支援，但僅限于執行后勤保障、消毒、人員培訓等任務。

        這樣看來，埃博拉很可能是一場持久戰，還是一場輸不起的持久戰。好在各國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承認國際合作才是打贏這場戰爭的唯一方式。

        毫無疑問，一條戰線是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如果能夠在技術上獲得突破，將拯救更多危在旦夕的生命，并進一步動員起各國投入資源進行合作的決心與意愿。

        另一條戰線則是切實加強非洲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公共衛生能力。換言之，采取一種“水平”途徑，動員國際社會與當地政府，培育國家和地區應對埃博拉以及其他嚴重傳染性疾病的“抵抗力”。這是一條任務更加艱巨的戰線，因為這需要持續的政策承諾和合作意愿。

        但如果從這條戰線上后撤，我們面臨的前景無非有兩種：第一種場景是，這一次埃博拉流行或因為技術上的突破或因為自然因素而放緩甚至消失了，國際社會“回到舊軌”，然后在冷漠中等待下一次危機出現；第二種場景是，埃博拉成為難以消除的痼疾，在非洲或其他較落后的地區流行而在其他較發達的國家出現“零星病例”，各國慢慢“習以為常”。對發達國家來說，不過是多了一個航班不能飛去的地方，或是入境時多一道檢驗程序。

        簡而言之，從國際衛生合作的歷史來看，“垂直”路徑——針對某一疾病短期的、應激性的治理成功幾率很低，而且治標不治本。在面臨跨國傳染病問題時，真正的抵抗力來自發展中國家公共衛生能力的切實提高，而這離不開國際社會持續關注與投入。長遠來看，這甚至比戰勝埃博拉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