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熱播劇《北平無戰事》今日將迎來大結局。該劇以1948年國民黨金融改革、國共斗爭為背景，引發觀眾對這段歷史的關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曾經對經濟學家梁小民進行專訪，談經濟失敗在國民黨最后的大陸歲月中是如何影響政局的。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以饗讀者。

        人心向背是決定內戰勝負的叢林法則，眾叛親離的國民黨政權最終在1949年丟掉了中國大陸。可悲的是，即使是在一麻袋金圓券只能買幾棵白菜的1948年，沉溺于軍事作戰與憲政改革的蔣介石卻仍未重視民生問題導致的人心向背。當市民階層被幣制改革騙光了金銀外匯，當民族資產階級被官僚資本傾軋得無處話凄涼，當農民暢想與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還有誰會和自命正朔的國民黨“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在經濟學家梁小民看來，蔣介石開府南京伊始奉行的權力經濟模式已然為今后的失敗埋下了毀滅的種子。國民黨在經濟上的崩潰造成了全社會的左傾，引發了政治上的崩潰。       

        與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失敗相比，經濟失敗對國民黨政權的垮臺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梁小民：分析國民黨政權的垮臺，關鍵還是要在經濟上入手。一個政權無論多獨裁，多腐敗，只要老百姓能過上日子，大體上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薩達姆政權不是也很獨裁嘛，但如果不是美國發動戰爭的話，薩達姆恐怕現在還是垮不了臺，因為老百姓靠著石油經濟還是可以過得不錯的。

        應該說，每一個國家在經歷過大戰以后，首要任務就是恢復戰爭中嚴重受創的經濟。英國、日本、蘇聯在戰后都是這樣做的。但抗戰后的中國，馬上就面臨內戰，抗戰中已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不僅沒辦法恢復，而且是雪上加霜。這一狀況對國民黨的打擊要比共產黨大得多，因為國民黨是當權者，如果國家經濟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

        蔣介石政權最后在經濟上的崩潰僅與戰爭有關么？存不存在一個先天性的不足？

        梁小民：1927年蔣介石當權之后，有兩大經濟問題沒有解決好，為四十年代末的經濟崩潰留下了隱患。

        首先，南京政府當時的經濟導向并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而是試圖以中央集權對經濟采取控制的態度，而這導致的權力經濟也是中國經濟歷史上長期比較致命的一個問題。盡管現在說1927年到1936年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但當時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還是生存得很困難的。當年一些叱咤風云的工商業巨子，實際上都受到過國民黨政府的刁難和敲詐。蔣介石政權并沒有市場經濟意識，資本主義經濟在獨裁體制下畸形地異變為權力經濟，私人企業的成功依賴于官商勾結。很多大資本家當時走的其實都是官商結合的道路，或者說是不得不走這條路，資本主義工商業并未得到充分的獨立發展。

        第二，中國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蔣介石并沒有解決好，擴大了甚至可以說放任了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即使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那些年，農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處。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城市，其實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張地說，當時上海和天津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已經接近了西方，但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的確還是非常落后。

        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是包含著平均地權思想的，蔣介石為什么沒有踐行呢？

        梁小民：三民主義里面有幾條是蔣介石能做到的？更別說三民主義本身就是一些很抽象的原則，做起來沒有那么簡單。

        蔣介石當年本身在思想上就沒有很重視農民問題，這也是他與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大分野。毛澤東是農民出身，一直很重視農民問題，想了很多辦法想搞好農村，雖然建國后在合作化問題上犯了錯誤，但也只是在解決問題的路子上不太對，并不是說他不重視農村。而蔣介石小時候一直住在奉化溪口鎮上，他們家也是世代經商，沒有真正在農村生活過。所以他也不了解農村問題在中國的重要性，也就沒有想方設法的去改變當時中國農民的悲慘現狀，更別提去推行平均地權了。

        就統治基礎來說，蔣介石當時的一大統治基礎就是地主階級，他又怎么可能去主動進行土改，挑戰屬于自己這一方的利益呢？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當時發展并不充分，還遠沒有到提出土改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地步。

        蔣介石后來在臺灣為什么進行土改呢？他從大陸來到臺灣之后痛定思痛，對自己的失敗進行反思，為了與中共爭奪農民的民心，才決定進行土改。而說到底，對臺灣的土地進行土改也沒有觸動逃往臺灣的國民黨權貴的利益，反正土地原來也不是他們的。

        到臺灣后，蔣介石的經濟思想還發生了一點很大的變化。三民主義中原來有“限制資本”這一條，蔣原來也是反對學西方搞市場經濟的，對美國那一套打心底就有深深的反感，但他到臺灣后至少開始容忍蔣經國搞市場經濟了。有了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一大幫從大陸來的經濟專才開始發揮出當年在大陸無法發揮的作用。臺灣后來的經濟奇跡其實一大法寶就是中小企業的興盛，而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卻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原因就是上面提到過的權力經濟的傾軋。

        在經濟上，國民黨在內戰時期似乎已是眾叛親離。

        梁小民：沒錯，蔣介石在經濟上得罪了社會的大部分階層。在城市，民族資產階級飽受官僚資本和官商盤剝之苦，對蔣介石不滿意，走向了左傾；市民階層在金圓券改革中幾乎上繳了全部的金銀外匯，而后爆發的惡性通脹等于讓他們多年積累的財富被洗劫一空，他們對國民黨政權已失去了信心；知識階層比如教授抗戰前可以自己買院子、包車，生活得很悠閑，抗戰后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識階層的左傾，甚至一些原來和蔣介石關系不錯的學者也是如此。

        農村的情況更加糟糕，農村經濟在內戰時期已趨于破產，農民不僅吃不飽，還要面臨國民黨拉壯丁的威脅；再加上解放區土改的示范效應，使得解放區的農民積極參軍保衛土改成果，國統區的農民期盼解放軍早點來也可以享受土改，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由此完全在經濟上與國民黨政權站在了對立面。

        列寧說過，一個國家是否會發生政權的變更，僅僅是下層的群眾不滿，那還是不夠的，而必須同時要出現上層階級的不滿。當代表下層的農民和城市貧民對國民黨政權深惡痛絕的同時，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所代表的社會中上層也與國民黨離心離德，這時候國民黨事實上已失去了執政基礎，垮臺只是早晚的事。而這其中的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正是國民黨的經濟失敗造成的。可以說，國民黨在經濟上的崩潰引起了政治上的崩潰，與軍事崩潰一起導致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敗亡。

        正是惡性通脹讓民眾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了信心。

        梁小民：惡性通脹對國民黨政權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軍事上的失敗。打仗勝敗乃兵家常事，輸了可以再招募訓練軍隊，但惡性通脹讓國民黨政權信譽全無，人心散了，誰還愿意為你這個政權賣命啊。

        客觀上說，通脹并不是始于抗戰之后，而是抗戰時便已相當嚴重了。舉個例子，陳岱孫先生煙癮挺大，但他抗戰時曾經戒煙，那時通脹很厲害，飯都吃不飽，更別提買煙了。要知道，陳先生戰前可是三百五十大洋一個月，什么買不起啊。但在抗戰期間，全國人民尚能上下一心，共赴國難，通脹引發的矛盾并沒有凸顯出來，抗戰激情掩蓋了這一矛盾。但內戰爆發后，渴望過上安定日子的民眾發現通脹狀況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惡化，這時候民眾也沒有必要相忍為國了，對現政權的怨氣全發出來了。

        國民黨也沒有辦法啊。內戰加劇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困難，而應對財政困難的唯一辦法就是發行貨幣填窟窿。國民黨曾經想通過金圓券改革控制通貨膨脹，后來因為戰爭的需要，無法控制貨幣發行量，反而加劇了通脹。民眾一開始對金圓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希望，通過上繳手中的黃金外匯表示支持，但后來發現受騙了，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恨可想而知。

        事實上，只要是發生了惡性通脹，這個政權都逃脫不了倒臺的命運。蘇聯的崩潰也和這個有很大關系。

        似乎只有寄生于國民黨政權的官僚資本是經濟上的得益者。

        梁小民：國民黨的權力經濟導向必然產生官僚資本這一怪胎。官僚資本在短時間內迅速膨脹和國民黨的外匯管制是有很大關系的。你用一比二的官價換到外匯，拿到市場上一甩就是一比二百，你說能不賺錢么。

        官僚資本甚至不屑于做什么具體產業，他們掌握了翻手為云的政治資源之后，不太可能再去從事制造業賺辛苦錢了。所有的官商結合幾乎都是去搞金融業了，倒黃金啊，做貿易啊，這才是大頭啊。當年孔令侃的“揚子貿易公司”不就是干這個的嘛。

        我們一直說官僚資本的四大家族，其實蔣介石代表的蔣家，陳立夫和陳果夫兩兄弟的陳家相對而言并沒有賺什么大錢。而宋家和孔家則不然。山西太谷現在有個孔家大院，其實原來根本不是孔家的，是太谷曾經的首富孟家的。孔祥熙上世紀二十年代發財后才買到手的。據我考證，孔祥熙的家世根本就不是他后來自己貼金的什么晉商后裔，他之所以這樣說，就是為了掩蓋他通過當官，通過權力經濟積累的巨額財富。孔在執掌財政部時，上上下下安排的都是老鄉，形成了太谷幫。太谷幫后來都發了大財，而孔祥熙當然是拿了大頭。

        權力經濟和官僚資本的盛行也讓國民黨的腐敗狀況愈演愈烈。

        梁小民：政治權力與經濟一結合沒有不腐敗的。在國民黨的獨裁體制上沒有政治監督，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不夸張地說，當時的國民黨從最上層到最底層沒有不腐敗的，基本上無官不貪。于右任等少數倒是不貪，卻又不是實權人物，其實想貪也沒有什么機會。2000年《華爾街日報》評了一個總數五十人的千年富豪排行榜，中國上榜的六人之中就有宋子文。宋子文和孔祥熙一樣，都算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貪污和權力經濟置辦了那份富可敵國的家業。

        蔣經國后來在上海打老虎也鎩羽而歸了。

        梁小民：太子爺都管不了，可見國民黨政權當時經濟狀況的混亂已積重難返。事實上，蔣經國打老虎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在蘇聯呆的時間太長，對中國的現實情況還是缺乏深入了解，過分天真幼稚，接這個任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官僚資本膨脹的根源是獨裁制度下的權力經濟，這就決定了蔣經國只能打蒼蠅，不能打老虎。當時四大家族的惡行通過媒體的宣傳已激起了民憤，蔣介石也就是想讓蔣經國收拾兩個小蒼蠅，緩和一下老百姓的情緒。但誰知道蔣太子一打就打到了皇親國戚身上，大水沖了龍王廟，不草草收場還能怎么樣。

        除了打擊囤積居奇之外，蔣經國當時在上海的另外一個任務是穩定物價。這一任務在經濟上就更不可能了。在當時貨幣發行失控、供求失衡的條件下，物價是控制不住的。你一定要強行控制，反而會助長黑市，形成價格雙軌制，恰恰又給了蔣經國想打擊的那些人又一個發財的可乘之機。無論是外匯還是物價雙軌制，這本來就是官僚資本賴以發家的天堂。

        與國統區相比，解放區的經濟狀況似乎要好很多。

        梁小民：客觀上來說，解放區面積相對比較小，經濟問題也較容易解決。更重要的是，解放區以鄉村地區為主，現代工商業本來就不發達，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模式，而自然經濟本就不太容易受到通脹的影響。再加上當時共產黨在制度上也與國統區的經濟做了隔離，單獨發行了貨幣，什么法幣金圓券都不使用，這樣就更不容易被國統區的惡性通脹傳染。

        同時，與國統區的農村破產相比，共產黨注意解決農民問題，出臺了一系列包括二五減租，在部分解放區實行土改的政策。這樣一來，不僅農民積極參軍保衛土改成果，而且也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經濟上也有余力支持解放軍在前線的軍需。而另一方面，與需要支付軍餉的國民黨軍隊相比，解放軍不需要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給農民造成的負擔不會大到無法承受的地步。

        解放區當時對工商業也是采取鼓勵扶植的態度，按照毛澤東當時主張的新民主階段論，要先發展資本主義，再發展社會主義嘛。

        您對國民黨統治下中國經濟的描述讓我想起了“拉美化”，如果不爆發內戰的話，當時的經濟狀況也難有大的改觀吧。

        梁小民：東南亞、拉美走市場化也是不徹底的，裙帶資本主義和權力經濟的盛行直接導致了巨大的貧富差距。而當時國民黨的情況只會比拉美、東南亞更糟，不會比他們強。即使是所謂的黃金十年，也是權貴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黃金十年，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族工商業其實發展并不快，另一方面還受到官僚資本主義的傾軋。這一模式與東南亞和拉美模式幾乎一樣，和市場經濟是兩回事。

        權力經濟是難以為繼的。可以這么說，即使抗戰后不爆發內戰，國民黨政府主導的權力經濟遲早也會出大問題，國民黨如果不改變經濟方針的話，經濟崩潰乃至倒臺只是早晚的事情。如果不是后來蔣介石到臺灣之后痛定思痛，在經濟政策上改弦更張的話，國民黨在臺灣早就倒臺了。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9月20日。實習生劉欣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