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作為一個韓裔美國人，在對上海的公共藝術進行歸檔、研究和寫作。這一切都始于我2011年剛來上海之時，我發現在這個話題上幾乎沒有英文的資料和來源。我的研究從一個必要的角度開始，但最終演變成了一個由于強烈的個人興趣展開的長期項目。我覺得，不是我找到了我的研究，相反，是我的研究找到了我。

俗話說得好，“時機決定一切。”這句話真的適用于我。我在2010年世博會結束后來到上海，錯過了所有的興奮和喧鬧。對自己遲來上海，我感到非常沮喪，但我的失望并沒有持續多久。從2012年到2017年，上海開創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博物館建筑文化，盡管近年來步伐有所放緩，但這種文化仍在繼續。從2012年到2017年的五年間，上海建立了兩個主要的公共藝術博物館和超過16個私人藝術博物館。我親眼目睹博物館從空曠的地方拔地而起，在那些空曠地帶，我曾經是唯一一個早起晨跑的人。

我參加了不同博物館的試營業和開幕式，成為了上海每一家提供會員資格的博物館的會員。我幾乎參觀了上海舉辦的每一場藝術展覽。然而，我很早就意識到藝術博物館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間，因為它們不可能對所有人（無門檻地）開放。門票通常都很貴，展演的質量也不一致，我看到有人要求退款，但博物館拒絕了。

2017年前在上海建立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館 田珠莉 整理 楊薏琳 制圖

截至2017年底，上海25家藝術博物館中，只有4家免費開放。此外，如果自己不開車，一些博物館實際上很難進入，因為最近的地鐵站還相當遠。

進入博物館的困難成為我研究的起點。我把上海作為一個縮影，一個突出的公共藝術的生產和裝配之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公共藝術”的定義可能是復雜和有爭議的。因此，我首先從藝術空間的一個有形和短暫的切面開始進入，即“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這些空間被創建在公眾易于進入的場所，而且沒有門票費用。這些空間的生產者到底是誰，公眾參與的展覽在哪里舉行？更重要的是，那些目睹了這些盛會的觀眾會產生怎樣的反應？

我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從這些簡單的問題開始的，其基礎是跨學科的藝術史研究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包括對上海的眾多藝術家、策展人和博物館參觀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采訪，其中一些至今仍在繼續。

在我攻讀東亞現代史和藝術史的高等教育學位之前，我學的是經濟學。大多數人認為，文化領域是為那些有創造力和藝術天賦的人準備的。是的，文化研究是定性的，但是我相信定量分析可以提供一個客觀的評估視角。當我開始我的研究時，我知道，作為一名外國人，我的研究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如果我只寫關于中國當代藝術的觀點。對于藝術，每個人的觀點都很重要，所以我依靠定量分析。

我開始去博物館和其他藝術空間觀察參觀者，量化他們的統計數據。甚至在網紅文化爆發之前，我就注意到追求藝術的觀眾中，年輕女性人數遠遠超過了男性人數。我還注意到，中國和北美的博物館參觀者之間也有顯著的年齡差異。在美國或歐洲，那些花時間在藝術博物館的人往往是老年人和退休人群，因為他們比年輕的職業人士有更多的時間。

上海當代藝術類博物館觀眾的年齡和性別。綠色為女性，黃色為男性，x軸為參觀者年齡，y軸為參觀人數。數據來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上海民生美術館、21世紀民生美術館、龍美術館、K11美術館、上海外灘美術館進行的調查樣本，由作者匯總。

按照在西方長期存在的先例，為文化支付高價格的能力也成為上海社會經濟區別于其他地方的一種模式。盡管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把博物館里的繪畫、雕塑和裝置作為自拍的背景，這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但在我與參觀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年輕人交談時，許多觀眾是渴望在社交媒體上培養一種精致的身份認同感，這種身份認同感反映出他們希望由于經濟地位的提高而獲得新的社會地位。事實上，在我的一次采訪中，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士提到，在上海找到一份好的辦公室工作后，她覺得有必要變得更加注重文化。

我所有的觀察以及與博物館參觀者的談話都表明，在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人們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人們渴望有文化素養。與前幾代人相比，年輕的專業人士在周末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和可支配收入，他們希望更多地接觸中國和西方藝術。

沒有人能否認上海高昂的生活成本。因此，當我發現上海的月平均收入在全國排名第二，僅次于北京時，我并不感到意外。然而，當把中國和美國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進行比較時，差距仍然很大。2019年，當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的個展在5年后重返上海時，門票價格上漲了200%，卻沒有人感到驚訝。根據上海的通貨膨脹指數，門票應該只上漲了6元，而不是100元。

中國和美國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比較。藍色為美國，紅色為中國。數據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世界銀行、中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德意志銀行、中國日報網站、worldometers。圖片來源：www.visualcapitalist.com

我覺得所有這些都是重要的信息，需要為未來的學者保存下今天的檔案。當我整理收集到的數據并將我的研究分為三個部分發表時，許多獨立和自我組織的藝術空間開始消失了，主要是由于缺乏資金支持和長期的專職人員離開了他們的崗位。一些地方以城市更新的名義被拆除了。當我對這些支持批判性并且吸引人的藝術項目的發生地正在消失表示遺憾時，一位好友，也是研究者，提醒我，藝術就像生活，是不斷演化和循環變化的。

在我連續七年的研究中，我最大的樂趣就是認識藝術家、策展人、研究人員以及那些我稱之為“展覽制作人”的人們。在上海藝術界，那些放棄了更高的薪水和聲望、頭銜，將自己的生活投入到獨立空間和替代性空間里的人，有幾位成為了我最尊敬的同事和最親密的朋友。

我們分享了許多深刻的對話，討論藝術如何能夠并且應該影響社會，而不僅僅是繪畫和雕塑的美感。其中一些藝術家創作了引人注目和具有挑戰性的作品，促使我跟蹤他們的實踐長達2年或更久，并激勵我向英語世界的公眾展示他們的努力和成就。

有趣的是，那些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和空間往往最不為大多數人所知。他們的實踐涉及并圍繞著影響當地公眾的問題。雖然我們中的許多人相信藝術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但在藝術產業中，許多人將藝術視為特權的象征，視為有錢精英的“游樂場”。這是一個很多人都意識到的脫節，但是很少有人嘗試去改變。

上海自組織的獨立藝術空間（或替代空間）的開放（或重新開放）時期，與私人和公共的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成立時間一致。一些起到催化作用的因素包括公眾對中國當代藝術普遍興趣的高漲，從而提高了對藝術生產和消費的更大需求，以及促進了實驗藝術的發展。如果機構型的博物館不對這些藝術生產和實踐敞開懷抱，就有必要增加其他形式的藝術制造場所。

我花了兩年時間關注的一個非傳統空間是定海橋互助社。我第一次知道定海橋互助社是在回顧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時候。陳韻策劃的“51人”城市項目與上海雙年展自1996年成立以來的任何嘗試都不同。通過與定海橋互助社的發起人陳韻和核心成員趙伊人的會面，以及在楊浦區定海橋互助社研究的一段時間，我對他們考慮到當地社區和生態的社會參與實踐產生了興趣。

定海橋互助社源于2013年由西天中土項目贊助的“中印城市交流研討會”。通過一系列的論壇和講座，陳韻邀請了專業的藝術家、建筑師、音樂家和作家，探討了定海橋在過去十五年里發生的關于拆遷安置的變化過程。在參加者的鼓勵下，2014年首屆PSA青年策展人計劃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了題為“定海橋：對歷史的藝術實踐”的展覽，重點介紹了楊浦區工薪階層的社會歷史情況。此展覽方案獲得當年青策計劃一等獎，并引起了公眾對定海橋地區更廣泛的關注。

許多定海橋互助社的項目側重于促進對城市和空間文化的了解，同時努力通過相遇和共同準備餐食，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和地理背景的人聯系起來。2017年4月，我與趙伊人合作，帶著在上海留學的藝術史專業的美國大學生參加了在定海橋舉辦的烹飪比賽。這頓晚餐的食譜是由每個學生自己編制的，所用的食材都是從附近的市場攤位上買來的。

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研究人員和當地鄰居分享了中西菜肴后，我的美國學生們表達了他們對上海的這片“破敗地區”的熱情和體會到的安全感，遠遠超過了他們在美國去過的任何“貧困社區”。當學生們描述他們家鄉的情況，把那里和這里的故事聯系起來，當地居民和研究人員反過來聽取他們對定海橋社區的理解時，新的見解和理解跨越了來自截然不同背景的個人之間的巨大文化鴻溝。

美國學生在定海橋互助社做飯。照片由Julie Chun 提供

中國和美國年輕人在定海橋互助社共餐和交流。照片由Julie Chun 提供

在匯聚當地居民與外來者的這一方面，定海橋并不只是與外國人打交道，而是與中國境內不同地區的人，包括來自外省的農民工打交道。定海橋地區遠離上海市中心，為家政工人、建筑工人和其他低收入者提供廉價的住房選擇。定海橋互助社與藝術家王子月合作，于2017年8月9日至11日舉辦了“兒童街頭劇場”的社區劇場實踐活動。該系列工作坊邀請了暑假期間來定海橋探望父母的農民工子女參加。上海的常住外來人口超過970萬，占上海總人口2400多萬的40%。沒有上海市戶口意味著孩子不能在父母的工作地附近上學，兒童街頭劇場是一個專門為這些孩子創建的項目。

工作坊在定海橋互助社的小房子里開始，通過一系列的練習，孩子們做了各種可以自由地探索他們身體的運動。這個工作坊提供給參與者放松和鼓勵的氛圍，讓許多并不彼此認識的孩子之間變得能夠更加舒適地相處。在接下來的兩天里，工作坊的地點轉移到戶外的街道上，孩子們在那里繼續探索如何在街道和社區的開放空間內與他人互動。到了工作坊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多數孩子都從之前的自我抑制的狀態中釋放了出來，兩個孩子之間建立了可靠的友誼，設法調和了父母之間不友好的關系。

2017 年 8 月 12 日，兒童街頭劇場，Capsule Mall為定海橋社區定制的劇場實踐。照片作者：王子月。由定海橋互助社提供。

目前，由陳韻自籌資金和自主開展的定海橋互助社仍然由趙伊人在同一空間開展新活動，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們聚集在這里，包括了研究人員、藝術家、攝影師和學者等等，提供廣泛的短期和長期實踐項目，包括藝術表演、工作坊、講座和其他支持。正如其最初的使命宣言，定海橋互助社繼續堅持跨學科的方法，甚至超越了關系美學的設定（關系美學由法國理論家尼古拉·布里奧于1990年代提出，關注藝術作品在人與人之間制作、引起的關系）。

定海橋地區的老人和街景。（左）Julie Chun 攝于2017年6月16日，（右）Julie Chun 攝于2021年5月2日。

在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沒有什么是靜止不變的，藝術世界的很少幾個方面可以被期望保持不變。在剛剛過去的一個陽光明媚的五一勞動節周末，我拜訪了現在的定海橋地區。從愛國路地鐵站3號口出來后，我穿過長陽路，沿著記憶中那條狹窄的小路走下去，來到附近的當地社區。

現在那條小路不見了，停車場里的流浪狗也不見了。停車場被戴著黃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占領”了，高聳的起重機占據了整個景觀。為了給大規模的豪華公寓打好地基，手提鉆機從四面八方轟隆作響。我的心臟停止了一秒鐘，有點疼痛，因為我想起了我在上海過去十年的經歷中形成的獨特記憶。

當我經過這些以前經常去調研的地方時，我很感激自己曾經拍攝的所有照片，潦草寫下的大量筆記，以及無數的記憶，它們將成為對上海近代史上一段特殊時期的提醒。因此，我希望促使策展人和藝術家通過積極參與公眾活動來縮小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差距，我的愿望是這樣的活動和空間能夠以新的活力在上海重新出現，使藝術作為一種真正屬于任何人和每個人的共同文化價值，重新煥發活力。

（作者Julie Chun系皇家亞洲學會中國支會藝術史學負責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藝術史客座教授，《Yishu典藏國際版》長期撰稿人。本研究的初版曾發布于英文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Vol. 5，原題為Independent Spaces to the Street: Participatory Art in Shanghai，作者Julie Chun。鳴謝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論壇《今天我們還能如何“替代”？—替代性藝術空間的一些新的實踐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