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7歲的哲學家陳家琪最近剛剛出版了新著《當代哲學問題九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內容是根據他在2011年為同濟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講課的錄音整理而成，素白的封面上方用紅字印著黑格爾的一句名言：“哲學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

        多年以來，陳家琪始終致力于將歷史敘事與哲學思考、感性經驗與概念把握結合在一起，將自己的人生歷程融入學術研究本身，強調處境、事件、行為方式對哲學思維的決定性影響。2007年，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曾說：“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記錄、描述、思考這個時代。我現在要做的事，意向上比較清晰的，一個是抵制淺薄庸俗的社會娛樂風氣，還有一個就是抵制遺忘——把那些經歷過的、記憶中的事情，以及我們思考到了什么程度，盡可能傳給下一代或下幾代人。”

        從《當代哲學問題九講》中可以看到，陳家琪在講稿中時常會為學生們講述他年輕時的種種經歷，并且告訴學生一定要記住20世紀歷史上那些特別重要的年份：例如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和義和團運動，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3年的魏瑪共和國覆滅和希特勒的上臺，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1945年的二戰勝利以及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總之，對于歷史記憶和感受力的重視，是陳家琪治學和寫作的一大特點。

        為此，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特別約請陳家琪教授講述自己的家史，并為中國人在整個20世紀的命運起落提供一幀家庭縮影。

 

母親一家從天津逃難到西安

        陳家琪的母親趙燕茹是天津人，父親陳震夏是浙江紹興人。1981年父親去世之前，陳家琪一直以為他是北京人。這樣父親的身世就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趙燕茹生于1926年，是天津一個大戶人家的“大小姐”，祖上在天津經營一家名為“鴻宴樓”的酒店和綢緞莊，因此也算殷實人家。

        陳家琪的外公1900年出生，那一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他后來就在晚清洋務派創辦的天津電報局工作。外公為人正直、坦蕩，他總是對孩子們說：“我工作42年，沒有用過國家的一支鉛筆、一張紙。”外公做事從不遲到，受此影響，陳家琪后來無論走到哪里都會戴著手表，而且不停看表，據他說，這也使他總生活在焦慮之中。

        陳家琪的外婆沒有多少文化，但在他的印象中，外婆非常精明能干。一家人在“文革”中未受太大沖擊，與外婆的里外周旋有很大關系。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天津淪陷，外公率先跟隨電報局同事向西安方向撤離，留下外婆和幾個姨姨在天津。陳家琪從母親的一次偶然聊天中得知，她小時候放學回家，會看見日本人有時也對這些孩子敬禮、鞠躬，很有禮貌，“但她說過后馬上住口，因為可能突然意識到這樣的描述顯然與當時宣傳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形象不符，怕孩子聽到惹來麻煩”。

        在淪陷的天津住了一段時間后，外婆決定帶著四個女兒去西安尋找外公，最后在河南交口鎮（澠池以東）追上外公。“這一路上她們究竟是怎么熬過來的，如今也很難想像了，想想看我外婆一個小腳女人帶著四個姨姨，我媽最大，不過十多歲，任何交通工具都斷絕了，那要多不容易啊。”

        父親陳震夏當時是從北京一路逃難過來的郵電局小官員。外公外婆為了在兵荒馬亂的年月給大女兒找一個依靠，就包辦了他們的婚姻，1943年父母在河南陜縣大營鎮辦了婚事。

        然而在新婚之夜，趙燕茹卻獨守空房，陳震夏與幾個同事晚上出去喝酒就沒回來。“我母親自己一個人在屋里點了一根紅蠟燭，這個場景是很凄慘的，也許就是為這件事情，我媽媽怨恨了我爸爸一輩子，而且永遠不可化解，他們兩人的關系再也沒有好過。”

        趙燕茹有記事的習慣，陳家琪在她去世后才發現了一個記事本，其中最“驚心動魄”的記載是，“父母生活了一輩子，兩個人住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總共只有40個月”。

 

嚴格的家庭氣氛下的童年生活

        陳家琪的父母于1944年6月抵達西安，父親仍在電信局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1947年3月，陳家琪出生在西安市南柳巷12號。

        在幼年記憶中，陳家琪似乎很少看見父親的身影，并且也從來沒有想過去問父親到底在哪里。長大后他才知道父親在1949年后便因為“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驅逐出西安，并被分配到西安市東邊的華縣物資局工作。

        陳家琪小時候住的地方離西安市中級法院很近。“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押送死刑犯人的卡車令他記憶深刻，“每一個要槍斃的人背后都插著一個牌子，上面寫有‘惡霸’、‘地主’、‘奸商’、‘妓女’、‘投機倒把’等罪名，就和《水滸傳》里描寫砍頭的場景差不多。在犯人后面站著的都是軍人，他們頭戴的鋼盔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我們就站在路邊看著，鴉雀無聲”。

        西安市內生活著很多回民，所以陳家琪小時候還經常能看到戴面紗出門的女性回民。“她們都穿黑衣服，那種從眼前飄然而過的場景讓我很害怕。再加上大人也囑咐孩子不要和回民打交道，怕引起民族沖突，因此有回民的地方我當時都不敢去。”

        陳家琪從小跟隨母親在外婆家長大，那是一個仍然保持著傳統家規的大家庭，雖然從天津遷居到西安，但是基本的“綱常倫理”并沒有改變。一般情況下，陳家琪放學回家就不再出門了，晚上九點以前，家里人一定全部上床睡覺，日常說話聲音都很低，因此“家里感覺永遠靜悄悄的”。

        外婆有抽紙煙的習慣，并且只抽天津的“紅錫包”和“大前門”兩種牌子。家中小孩用完的作業本常被裁成小條掛在爐子旁邊的板墻上，“她要抽煙時總是盤腿坐在炕沿上，我們小孩看見了都要拽下一根紙條在爐火上點燃，舉著跑到她跟前去點煙，這是必須要做的任務，大家都很有眼色”。

        陳家琪從小便生活在這種規訓化了的家庭氛圍中，“所以我在學校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教育，就對這種家庭氛圍產生了反抗的想法。我當時一心向往勞動人民的家庭，雖然沒多少文化，但起碼吃飯時可以大聲說話，家人之間的關系看起來也都很親密”。

        “過集體的軍事化生活是我們的理想，也許是孩子的一種天性，所有的教育也都在把我們向這個方向引導。‘個人’、‘自由’、‘尊嚴’、‘權利’在那個年代都是些聞所未聞的可怕詞語。”

上學“除四害”，積極參與集體活動

        1955年，陳家琪開始上小學，學校是西安市北大街小學。出于對家庭環境的厭倦，上學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學校的集體生活。

        上學要填家庭成分，陳家琪一開始準備填“職員”，但被告知這不是一種成分。后來又填“城市貧民”，“那個時候我們都盡量想把自己的成分填低一點，窮苦一點，這樣會有好處”。

        “大躍進”時期大煉鋼鐵，陳家琪記得那時母親就不正常上班了，而是每天到西安郊區的灞河、浐河邊去用篩子撈鐵砂，即使冬天也是兩只腿站在冰冷的河水中，后來腿腫得很厲害。陳家琪把從家里偷出鐵制品（鍋、鏟子、鎖等），也全部捐獻給了學校，渴望著去吃大鍋飯。

        除了大煉鋼鐵，令陳家琪印象深刻的還有“除四害”運動（所謂“四害”最初被定義為老鼠、麻雀、蒼蠅和蚊子）。他后來經常在課堂上問學生是否知道當年消滅麻雀的手段，學生們的回答各式各樣，但就是想象不出真正使用的方法。

        “當時全社會各個部門都會動員所有的人站在樹頂和房頂，輪流敲鑼打鼓，揮舞紅旗，這樣一來麻雀就被嚇得不敢落腳，只得不停地在天上飛。于是我們就等著累死的麻雀一個個掉在地上，還會比賽看誰拾的麻雀多，誰最后交給學校的死麻雀最多，誰就能得到一面小紅旗。現在想來那種社會動員的能力真是威力無邊。”

        其次就是消滅蒼蠅。陳家琪還記得每天和小姨拿著蒼蠅拍和火柴盒去廁所打蒼蠅的情景，最后把打死的蒼蠅裝在火柴盒里交給學校，同樣是比賽看誰打死的最多。

        1961年，陳家琪小學畢業，隨即在西安市第四中學上初中。這所中學的前身是1946年德國人創辦的“陜西省私立圣路中學”，1952年由政府接管，更名為“西安市第四中學”。這所學校有重視學生體育培養的傳統，陳家琪很小就參加了乒乓球和游泳的訓練班，并參加了省、市兩級的比賽。

        中學時代的陳家琪依然沒有好好學習的動力。“我們這代人，有一個奇怪現象，那就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將來是要考大學的，因為那是‘白專’道路，所以沒有老師敢抓學習成績，抓升學率。那時候，大部分同學一天到晚都在勞動，挑大糞、擦公交車、掃馬路……生活自由自在。前途，不去想，就沒有，大家怎么過，自己也就怎么過。”

        由于課業非常輕松，陳家琪也就有時間閱讀了大量課外書，特別是俄羅斯的小說，凡能找到的，都讀了，還有古典名著，例如《水滸傳》里的一百零八將，當時幾乎倒背如流。

        “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困難時期過去了，盡管一切都還要憑票證，但飯是能基本吃飽了，而’文革’還未正式開始。那真是一段很神奇的歲月，能偷偷閱讀課外書的人也就為以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也為投身“文革”積蓄著力量與智慧。沒有對那一段生活的閱讀理解，也就談不上今后的一切。”

“文革”歲月體味農民生活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之前，西安市為了疏散城市人口，出臺一項政策，即配偶雙方如果有一個人住在外縣，那么另一方就應該把戶口遷出城市。而陳家琪的父親陳震夏因為歷史問題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清理出了西安市，所以趙燕茹也必須遷往同一個地方。

        趙燕茹與陳震夏感情不和，性格剛烈。接到通知后，她二話沒說，馬上就帶著陳家琪去往華縣。“其實，我媽媽要是晚走兩天，‘文革’就正式爆發，也就沒有人管了。”

        1966年5月16日早上，陳家琪和母親動身去華縣，全班同學還特意為陳家琪開了一個歡送會。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革”全面爆發。

        走的時候，陳震夏來西安接他們母子二人，雇了一輛三輪的小汽車，帶著兩個破箱子就出發了。從西安到華縣，不到兩百里路，卻開了整整一天，“車開出西安的時候，我還記得我回頭看了下當時西安最高的樓，叫‘泰華棉布店’，當時內心充滿豪情壯志，因為此前從沒有在城市外生活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那時候的我們，心中是沒有‘城市戶口’、‘西安市’這樣的概念的。我們心懷世界，把自己視為‘世界公民’，盡管并不懂得‘公民’是什么意思。”

        一家人抵達華縣后，趙燕茹繼續在百貨公司工作，第一件任務就是被派到鄉下去售貨，陳家琪也跟著到農村去。晚上住在帳篷里，還能聽見狼叫的聲音，心里自然是萬分驚恐。

        在華縣，父母依然過著分居的生活，母親住在百貨公司，父親住在物資局，而陳家琪單獨住在學校，這時他才真正了解到農民生活的清貧。“同學們吃飯基本都是把饃掰碎后泡到開水中，如果能有一點鹽撒進去就是美味的享受了。我那時候還有點白面吃，其他人都是吃黑的雜糧；我還有好幾身衣服換著穿，其他人只有一身衣服。農民這種貧窮的狀況，我以前住在城里的時候完全不知道。”

        在華縣住了一陣，由于“文革”爆發，母子二人就經常往返于西安和華縣之間。那一段時間，陳家琪發現母親和外婆總是在半夜“唧唧喳喳”地商量事情，他后來才意識到她們可能是在商量如何處理家中的一些金銀財寶。此外，外婆還交待家人，如果有人來調查，所有的應答都由她來說。

        陳家琪一家在“文革”中最擔驚受怕的就是抄家。當時他們周圍的鄰居都已被紅衛兵抄了家，沒收的物品通常會堆在外面地上供展覽，令陳家琪印象深刻的重大“戰利品”有國民黨黨徽、有刻有“蔣中正”字樣的小匕首等，總之相信了有人還在“夢想復辟”。“幸好由于外婆的人緣和不招搖，我們家直到‘文革’結束，都沒有經歷過抄家。”

與父親見面要像同志那樣握手

        抗戰時期郵電系統全部劃歸國民黨軍隊，因此陳震夏在1949年后一直背負著“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直到他去世前，與趙燕茹的關系都沒有改善。

        “在我爸身上可以看到國民黨小官員好吃懶做的一面，他就喜歡唱戲、下棋，不大喝酒，但生活比較散淡，終究還是個享樂主義者。”陳家琪對父親的一生這樣總結道。

        雖然身為“歷史反革命”，但陳震夏的工資還算比較高的，“我記得他不斷買罐頭吃，我每次被父親叫去，他都會從辦公桌下拿出罐頭讓我吃。我和父親見面的時候，就像和同志見面一樣，要先握手，然后讓座、倒茶，再就是說一大堆急需要辦的事情，比如拆洗被子、搬運蜂窩煤等等。”

        “文革”初期，陳震夏是被關押起來接受審查的，陳家琪記得華縣的街道上都貼著“打倒蔣介石電臺臺長”的夸張標語。趙燕茹一度想正式提出與陳震夏離婚，還與陳家琪商量著寫了離婚申請書，但當時處于“文革”時期，民政局已經不存在了，故而離婚一事也就耽擱了下來。

        1981年，陳家琪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即將畢業，突然接到電報說父親“快不行了”，于是趕回華縣，但父親已經基本說不出話了。那時，陳家琪才從一些調查人員口中得知父親祖籍是浙江紹興，但他為什么一個人跑到北京去，就永遠無法知曉了。后來陳震夏平反，所有外調的材料也就一把火燒了。

        父親去世后，積蓄存折全部都被最后照料他的保姆拿走。唯一留給陳家琪的就是從床下發現的三大箱象棋譜和墻上掛著的一把京胡，那是陳震夏一生的愛好。“我當時都不知道象棋會有那么多棋譜，但對我來說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震夏臨去世前，趙燕茹一直沒有前去看望。等到他去世以后，趙燕茹才前去隔著窗戶，望了望死去的父親。陳家琪親眼看到母親流下了眼淚，又要等到很多年后，他才能真正理解母親內心的悲苦。

        1993年，趙燕茹去世，埋在距離陳震夏很近的地方。陳家琪為她撰寫了一副挽聯——“生不易死易無尤無怨一生小心做人，禍不怕福怕有兒有女半世形單影只”，并收錄在他后來出版的《沉默的視野》（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一書中。

        歲月飄移，人世滄桑。“我就成長于這樣一個家庭，由盛而衰，最后，父母二人都死在了各自的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內。說小，真是小事，再普通不過的小人物小事件。”

        “文革”中，陳家琪親眼看到人們批斗習仲勛和尚小云的場景，大卡車拉著他們游街，寒風凜冽，兩個人的鼻涕都流得很長；他也見到那些人從西安鼓樓上卸下了非常古老的“聲聞于天”、“文武盛地”兩塊匾額，然后砸得粉碎。

        “與這些事比起來，我覺得自己真沒有什么可說的。但生命、情感，內心的凄楚、無奈與委屈，該對誰說？這委屈是父母包辦婚姻造成的？是他們的歷史造成的？是我爸爸這個人造成的？還是1949年后的一切變故造成的？誰知道？誰又能說清楚？但這些處境與事件，這些行為方式與內在的激情與矛盾，不就是觸動人的哲學思考的直接緣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