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得罪乾隆皇帝，被充軍發配到烏魯木齊。兩年后，他刑滿釋放，返回北京，嘿，一路上費的工夫可大了去了。

        他在《烏魯木齊雜詩自序》中說：“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從巴里坤到哈密，短短一百公里路程，他寫了一百六十首詩，平均一公里寫出一首半。

        走那么短的路，寫那么多的詩，僅僅是因為紀曉嵐寫詩寫得快嗎？當然不是。咱們現代人在西部公路上開車，嗯，也甭開車了，就騎自行車，用不了兩天，絕對能從巴里坤抵達哈密，試問哪個人能在這期間寫出一百多首詩？不可能嘛！

        紀曉嵐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他在路上花的時間太長，用了半個月才走完這一百公里。為什么走那么慢？因為路況太差：“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后行。”積雪開化，泥濘如山，白天沒法走，只能在晚上摸黑前行，深一腳淺一腳地趕路。晚上趕路，白天睡覺，他睡不著，就寫詩，一天寫十首，走到哈密一算，一百多首出來了。

        一百五十年以后，另一個大文豪魯迅從北京去西安講課，路上也寫了很多首詩。當然，魯迅沒有紀曉嵐寫得多，他這一路上只寫了十幾首。第一，他沒有紀曉嵐那種捷才；第二，他在路上的時間比紀曉嵐短。據魯迅日記，他是1924年7月7號晚上搭火車離開北京的，到了7月14號晚上抵達西安，路上只花了一個星期。

        跟紀曉嵐比，魯迅的速度已經足夠快了。跟現代人比，魯迅簡直慢到了姥姥家。從北京到西安，坐飛機兩個小時，坐高鐵六個小時，坐普通火車十幾個小時，怎么能用上一個星期呢？因為那時候民營客機還沒運行，高鐵還沒出現，而普通火車的速度又實在太慢。1929年年底，冰心從北京坐火車去天津，坐的是京津特快，還用了三個半小時。1933年春天，郁達夫從杭州坐火車去金華，坐的是三等列車，不算等車和臨檢，總共用了九個小時。魯迅是從北京去西安，路途遙遠，花一個星期有情可原。

        事實上，魯迅并不是一直坐火車，因為西部缺少黃河大橋，從北京坐到陜州就沒鐵路了，他只有下車坐船，沿著黃河逆流而上，走到臨潼再登岸，改乘汽車，最后順著公路開到西安。如此反復更換交通工具，七天時間能到地方，其實已經算飛快了。

        民國的火車很慢，汽車也很慢，但這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路況太差。

        1921年7月，河南省財政廳長薛篤弼去安陽考察，坐的是美國道奇車，設計時速90邁，卻只能按照20邁的速度往前走。因為路基是石頭，路面是煤渣，大雨一沖，煤渣散了，露出高低不平的石塊，必須揀路走，曲里拐彎走S形，走著走著，“嘭”的一聲，拖底了。倒車，轉彎，沒走多遠，“哧”的一聲，輪轂撞石頭上了。這種路怎么能開快呢？再好的車也得像蝸牛一樣爬著走。

        這輛道奇車開到開封柳園口，要過黃河，那時候柳園口沒有浮橋，只有渡船，渡船還沒有機器，全靠人力驅動。薛篤弼的司機小心翼翼把車開到渡船上，船工搖著擼，從南往北漂流，搖啊搖，搖啊搖，兩個小時才搖到對岸。

        從安陽考察回來，還要過黃河，這回壞了，柳園口那段黃河自南向北是順流，自北向南是逆流，順流用兩個小時，逆流得用五個小時。現在五個小時能從開封開到安陽，那時候五個小時后只能把汽車從黃河北岸擺渡到南岸，哪兒說理去？

        黃河缺大橋，不要緊，不過河就行了，問題是公路也很少。中國第一條公路是1913年開始修的，從湘潭修到長沙，時稱“長潭公路”。就在這時候，少年毛澤東剛要從湘潭老家去長沙師范上學，您說他可以坐車去學校嗎？不可以，因為長潭公路修得太慢，1913年開始修，1921年才通車，等到可以坐車去長沙的時候，毛澤東早就離開學校了。

        嚴格講，長潭公路并不是第一條公路，因為它通車太晚。如果從通車時間上排名，中國第一條公路應該是北京使館區出現的柏油路，由老外修建，在1915年通車。在此之前，北京沒有柏油路，內城是石板路和條磚路，開車毀輪胎，外城是土路，車走過去塵土飛揚，嚴重影響視線。

        1926年6月28號，吳佩孚的專車開進北京，那時候西長安街剛剛鋪上柏油，東長安街還是條磚鋪砌，過了這段路則全是黃土。吳佩孚的座駕是美式軍車，車身極重，把土路碾出兩道白亮亮的車轍，南風一起，灰塵漫天，宛如絲綢之路。那天魯迅出來買藥，剛好見到吳佩孚進城，他只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車中人看不分明”。是啊，灰塵那么大，怎么能看見吳大帥的臉呢？

        路況差，路面臟，晴天起土，雨天起泥，天晴萬把刀，下雨一團膠，坐在車上，左右顛簸，開起車來，小心底盤，這就是民國的路況。

        因為路況差，所以坐車很不舒服，所以大多數人都不坐車。魯迅的學生司紹虞去江蘇宜興，經過京杭公路，“公路上雖有長途汽車，鄉民們卻寧可坐航船或者步行”。燕京大學的學生在北京掛甲屯做調查，“四周皆公路，馬車、敞篷汽車均常見，但村民外出仍多步行，除不得已外，一般不坐車”。

        老百姓不坐車，可能是為了省錢，問題是官員也不一定想坐車。剛才說過的那位財政廳長薛篤弼，自從1921年去安陽考察時受夠了坐汽車的罪以后，他再也不坐汽車。他在開封上班，只騎自行車（當然，那時候自行車也是奢侈品），如果出遠門，那就只有坐火車了。

        民國的火車也不舒服，可是跟汽車比起來，還是火車顛簸得更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