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來自全國的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書法、攝影、曲藝、雜技、影視等各領域的文藝工作者與會，其中包括上海的6位文藝工作者：作家王安憶、葉辛，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史依弘、李軍，滬劇表演藝術家茅善玉，葉辛和尚長榮還作了發言。

        10月17日上午，這6位參加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的上海文藝工作者參加了在上海圖書館舉行的“上海文藝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精神座談會”，王安憶、葉辛、尚長榮、史依弘、李軍、茅善玉以及導演江海洋、畫家施大畏分別作了發言。

作家葉辛。

        “中央電視臺播音員播報文藝工作座談會太正式了”，上海作家葉辛是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7位發言人之一，他的現場感受是，會議其實很輕松，“習總書記在現場的講話是非常家常、非常親切的，他始終在笑，還經常脫稿講。”

　　“我說，我當時帶著上海小青年來到農村，自以為是看農村。他講，他下鄉時候，頭天下去就刮大風，不是pm2.5是pm250。”

滬劇表演藝術家茅善玉。

        與會的滬劇表演藝術家茅善玉說，“習總書記很親民，會后他走到我身邊說，‘茅善玉從上海來’，我還以為他不認識我了。他在上海工作7個月，到我們滬劇院調研過，他當時說，我到一個地方工作先要了解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滬劇是上海文化的代表。這次他來握手，我就問，總書記你是否還記得到過我們劇團調研。他說，記得，滬劇是創造現代戲的劇種，滬劇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

        葉辛提到了座談會召開前的兩個細節，他10月13日下午3點多收到去北京開會的通知，并要求發言7分鐘，提交1700字左右的發言稿。葉辛在電話里問，發言稿寫些什么，“對方說，什么都可以寫。我就結合自己的創作講了點。我小說寫得蠻多，但電腦不會，結果是讓兒子幫我打字。”后來，葉辛把發言稿提交上去。在開會前，他接到了不同部門給他的發言稿，“一個字都沒有改，就是我寫的。”另外，他還收到一個短信——會議穿便裝，“以前的會議，總是給我們短信說穿正裝。結果我穿了下雨天的服裝去的。”

        包括葉辛在內的7位文藝工作者在10月15日的座談會上一一發言，字數都在1500字上下。葉辛在發言中提到了最近在貴州看到的生物處理污水工程，“習總書記馬上問我在哪里。”葉辛說，每位發言完畢，習近平總書記都一一做了點評，用家常語言和自己的經歷作點評。“全部點評結束后，習近平總書記說，‘下面我講，這個講話有點長，在座的馮其庸同志已經90多了，可以休息一下走一走，工作人員注意一下。’”

        葉辛和習總書記都是知青，“當年在中央黨校讀書，我們就認識。他說，你說的我能理解，因為我是知青。”“他是知青，我們是同代人。”

作家王安憶。

　　同樣參加了北京文藝座談會的上海作家王安憶說，“他說亂看書，列舉了他看的書。我對梁曉聲說，總書記的書單是跟我們一樣的。我們都是在混亂中形成的文學教養，有遺憾但有好處。”王安憶說，“我覺得他就是個文學青年。一個文學青年領導我們，有好處。文學青年有人文情懷，他讀了那么多書，這些書都是西方啟蒙運動背景下創作的。”

        習總書記在北京的座談會上曾說，“為人民服務是藝術家的天責。”王安憶思考的是習總書記講話中提到的“人民”到底是什么。“我想，這個概念不是以前的階級社會的概念，現在人民的成分非常復雜。人民在這個社會中是很大很大的群體，甚至是我們的全部。在這個全部下，我們怎么認識人民？我認為，人民是個他者，是我以外的存在。我們的寫作如果走到狹隘的道路，就會只關心自己。我對學生交流時說，這就涉及到一個人的器。一個人器小的話，寫很大也是寫自己。”

　　 “我一直在想，我們都知道文化有問題，問題在哪里，怎么來解決？習總書記對當今文化現象的看法，跟我們同步。”導演江海洋在座談會上說，在“經濟社會”的背景下，如何為文化求得該有的位置？難道只能用經濟數字對應先賢曾經達到的精神高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重要的是文化復興。價值觀決定發展。一味用經濟指標衡量文化，文化產品只能是消費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江海洋說，“我微信朋友圈里幾乎所有導演都轉了這一條，默默轉，這就是民心。”      

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

        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是10月15日北京座談會上7位發言人之一，他發言后，“習總書記說，‘你的戲我都看過。你們的戲起了警示啟迪的作用，很有針對性。戲曲就是要古為今用，要有現實的教育意義。’”尚長榮表示，“京劇的特點是海納百川融會貫通。戲曲在舞臺上傳遞的是中華民族高尚美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挺直腰桿。傳統并非不創新，古典并非不時尚。研究傳統繼承傳統，還要激活傳統。”

　　尚長榮說：“我覺得還是要從我做起，從自身做起，不負黨和人民重托，要出好戲，膽子大點。不要在繼承發展里兜圈子，不要在掛幾塊牌子里兜圈子，不要在價碼上兜圈子，多想點大事。”這也是作家葉辛的感受，“他對我們說，你要有自己的作品，作家藝術家安身立命的就是自己的作品。” 

        茅善玉表示她對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印象最深的就是，“文藝不能在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茅善玉說，“我很有感觸。這10年，我們很困惑很迷茫，一個浪潮打過去，一個浪潮打過來。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創作很有功利性，也就是習總書記說的，心浮氣躁，為什么沒有高分的作品，大家都是心浮氣躁。他說，現在的作品假大空都是包裝炒作，沒有正常的文藝批評，花花轎子大家抬，不行。”

　　在茅善玉看來，習總書記點到了社會的陰暗痛處，“習總書記很了解當下社會的情況、文藝的情況。他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藝是民族生存的力量；每個時代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還談到，要有悲憫心。對藝術家，政治上信任，創作上支持，尊重文藝創作的規律”。

青年京劇演員史依弘。

        “習總書記說，不要數量，要質量，要打造精品。他說，急功近利是對社會精神的傷害。”上海青年京劇演員史依弘則提到了習總書記的這句發言。她認為目前戲曲創作面臨具體的困難，“現在京劇人、戲曲人，過于清貧了。”習總書記在上海工作時曾到上海京劇院看《穆桂英》的排練，史依弘說，“在15日的座談會后，他對我說，他還記得當時來院里看我們排練的情形。他對文化和藝術家是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