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曹聚仁曾被胡適斥為妄人。

        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記中，胡適這樣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76頁）

        胡適說他沒有見過曹聚仁可能是真的。不過，從他的語氣以及“往往”這樣的措詞來看，他肯定知道曹聚仁這個人，并且似乎頗為了解其為人，所以才這樣生氣，斥之為“妄人”。

        我們不妨把曹、胡二人的關系簡單梳理一下。

        

曹聚仁

求教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的私人檔案中，收藏有曹聚仁致胡適的三通書信。

        最早的一通寫于1923年7月21日。當時，曹聚仁在上海，胡適在杭州休假。該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大鑒，敬啟者：

        聚仁，浙東金華之無知小兒也，初曾受業于單師不庵之門，以疏懈甚，且困于風塵，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進北京大學之決計，以故中變；恐人事相迫，終無及門請益之機緣，故敢藉經子淵先生之紹介，而奉書左右，幸鑒其愚而宥之！

        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也，然不敢自暴棄，終競競焉以從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為研究者中國儒家學說，愿以十年之功專注于此。然見聞固陋，未審歐美各家哲學，何者至可引為治儒家之借鏡？擬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

        研究端賴工具為之階進；故研究方法之取擇，乃入門第一步工夫。聚仁以為治中國古代學術，最宜專擇一二重要典籍，究其義理，詳其訓詁，考其典則，然后舍而之他，則困難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為此法事苦而效鮮，不若遍加瀏覽，志其概略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從？擬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

        儒家學說盛行于魯，至漢初而此風未熄，則其物質環境與社會組織，必與之有重大關系。私意以為治儒家者不當專注于政治狀況，于魯之民族性，于周公之學說，皆當詳為考察。此淺陋之見解，未審有當于理否？擬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

        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請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憫我愚而矜憐之耳！

        聞貴體違和，至深注念！想湖山勝景，終能以康健佑先生也！

        附奉五版《國學概論》一冊，至乞哂收！

        太炎先生此次講演，聚仁終病其瑣碎散漫，且意氣過重，文、哲兩章更不能使人滿意。先生以為當否？

        比來寒暑靡常，諸惟珍攝！

        聚仁不日將由申返杭，擬晉謁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此上，即祝

        納福

        曹聚仁敬上”

        （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3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500-505頁）

        曹聚仁此信，以求教為名，有結交之意。信的最后，并且提出拜訪胡適的請求。不過，胡適是否回信，兩人是否在杭州見面，我們不得而知。

        至于曹聚仁寄贈的《國學概論》，胡適也收到了。（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胡適藏書目錄》第1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136頁）

        1925年12月17日，在暨南大學任教的曹聚仁給胡適寫了第二通書信。該信也是談學論道的。曹聚仁認為自己有獨往獨來的精神，和胡適的治學態度比較接近。信的主要內容是談“偶然史觀”的。曹聚仁說，他從1923年秋天開始，萌生了偶然史觀的見解。他聽汪靜之說，胡適也以“偶然”解釋史跡，感到很興奮，認為有了知音，因此和胡適交流切磋。曹聚仁舉自己親歷、剛剛過去的五卅運動為例，認為五卅運動是偶然發生的，起因于一個小小的誤傳的消息，其實和顧正紅事件沒有多大關系。（參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3冊，第506-513頁）

        偶然史觀也是胡適愛談的題目。只是，不知道曹、胡二人的偶然史觀有什么異同。有心人不妨做一個比較研究。

批判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曹聚仁不再向胡適寫信求學問道，而是轉為批判胡適。這大概是因為，在當時進步青年的眼中，胡適已經大大落伍于時代潮流了。

        曹聚仁于1931年8月在上海創辦《濤聲》雜志。刊行四五期以后，刊物進行了重新包裝，刊頭圖案是一只烏鴉，取其報憂不報喜之意。曹聚仁主張“烏鴉主義”，似乎源自胡適的《老鴉》詩。1933年8月19日出版的第2卷第31期《濤聲》還把《老鴉》詩刊登出來，并且惡作劇地稱之為“胡適遺著”。

        不過，烏鴉的叫聲，有時候也針對胡適。《濤聲》出過兩期“批判胡適專號”。

        在第2期的“批判胡適專號”上，有曹聚仁的兩篇文章。一篇名為《胡適論》。該文曲解胡適主張的實驗主義，說“投機”也是人類應付環境的一種方法，指責胡適投機鉆營，并且指責胡適陷青年于“投機”的迷途。另一篇名為《胡適與秦檜》，把胡適的對日言論和秦檜的言論進行列舉和對比，用意很明顯，是說胡適和秦檜是一類人物，都是賣國賊。（以上兩文參見《濤聲》第2卷第18期）

        除了《濤聲》外，曹聚仁還在《申報?自由談》上發文批判胡適。《“嘗試”解》一文，解釋胡適“自古成功在嘗試”的說法，認為胡適從這句詩的反面學得了做人的秘訣，說胡適看破中國社會是凌亂的社會，什么都不上軌道；要在這個社會登臺做大人物，第一就要投機，也就是上海人所謂的“碰碰運氣看”。曹聚仁認為胡適運氣很好。留美學生很多，而他獨成為“新文化導師，中英文化基金委員，北平政治分會委員”；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好處：“到湖南走一趟，就有五千元的×敬”。文章最后，曹聚仁感慨道：“自五四運動以來，有人皆‘嘗試’，無處不‘投機’，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好成績！嗚呼！”文末還有一個“附注”，說：“胡適一生看風掛蓬，見機說話的證據極多，請參看我近編胡適文譜。”（參見《申報》1933年3月30日）這個附注應該是為該書做廣告了。（《胡適文譜》似乎是曹聚仁編輯的一本“供批判用”的胡適的“黑材料”。可惜筆者沒有見到這本書。后人整理的曹聚仁編著目錄中也沒有這本書。《胡適文譜》似乎沒有編成？）

        《“嘗試”解》解釋“嘗試”為“投機”，說胡適善于投機，并且機會很好，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曹聚仁的文格。文中表現出的“羨慕、嫉妒、恨”的心理很值得注意。

        另外，曹聚仁還有一篇《胡適之與虎謀皮》，是批評胡適的對日言論的。該文認為，胡適關于“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的主張完全是與虎謀皮。（參見曹聚仁：《胡適之與虎謀皮》，《興華周刊》第33卷第14期）

        應該說，曹聚仁上述批判胡適的言論在20世紀30年代非常常見，并無新意；很多的批評資料無非道聽途說而已，并沒有加以證實；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人身攻擊。

        曹聚仁這些文章，胡適很有可能都看到了。只是，他似乎沒有進行任何回應。

索稿

        1940年7月3日，人在上海的曹聚仁代表香港《星島日報》致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向他索稿，要他回答“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問題，希望他解釋究竟中國有沒有前途？如何才有前途？如何挽救當前的危機？曹聚仁還說，《星島日報》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絕對沒有黨派的偏見，胡適盡可以獨抒卓見，無論怎么說都可以。（參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3冊，第514頁）雖然戰時通訊不便，但胡適顯然收到了該信。只是不知道他后來有沒有寫稿。

        七年前批判胡適，現在向胡適索稿，而且若無其事，就好像從來沒有批判過胡適似的。曹聚仁的確是個妙人。   

相見？

        胡適說沒有見過曹聚仁。曹聚仁卻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說，兩人見過面。

        在《談胡適——答杜兄》一文中，曹聚仁這樣說道：“1947年第一回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集會時，胡氏邀我到北極閣中央研究院，我問他為什么不出來組政黨，實現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還是用了回答羅敦偉的話來對我說：‘一個民主國家，也需要幾個不參加組織黨派的公民的。’”（《聽濤室人物譚》，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02頁）

        在《胡適與“水經注公案”》一文中，曹聚仁又這樣說道：“過了十年，胡氏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閑談，他一開口就說：‘你是否又帶了清單來了？’我就說到‘水經注公案’的事，他搖搖頭說‘難、難、難！’”（《聽濤室人物譚》，第305頁）

        《“胡適批判”》一文說的更加生動形象：“五年前，我和胡適先生在南京北極閣相唔，談得很久；從《水經注》考證談到行憲后的政黨；我們說，要是他來組織一個推行民主政治的政黨，我們都來入黨。于是大笑一陣而散。談次，他忽記起我們曾經批判他。我說：‘胡適批判只出上中下三個專號，胡適批判專集沒有出，《濤聲》便已停刊了。’”（曹聚仁：《“胡適批判”》，載《書林又話》，第112頁）

        曹聚仁甚至說，在會面時他勸胡適出任總統：“當蔣氏提出胡氏出任總統時，我曾當時力勸，胡氏謙遜不遑。我曾對他說：‘你既不愿擔當起來，你就不該助蔣誤國！’”（曹聚仁：《胡適與“水經注公案”》，載《聽濤室人物譚》，第306頁）

        1946年11月至12月，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1948年3月至4月，召開的是行憲國民大會。曹聚仁所說的“第一回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兩字多余）不知道指的是哪一次？但不管是哪一次，召開的時間肯定不是1947年。

        很多人喜歡攀附名人，說和某某很熟悉，說和某某是朋友，說和某某名人見過面、吃過飯，雖情有可原，我們卻不必當真。

統戰

        20世紀50年代，曹聚仁吃上了統戰飯。1956年以后，香港的左派報紙《晶報》每月送曹聚仁基本稿費一千港元，寫稿另計稿費。再加上別的收入，曹聚仁的生活頗為寬裕。（參見司馬璐：《曹聚仁的中共密使之說》，載璧華編：《曹聚仁作品評論集》，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頁）

        曹聚仁自己住在香港的花園洋房里，卻勸別人都應該回到大陸去。很多人感到不解甚至反感，認為他有點兒不顧別人的死活。（參見徐訏：《悼曹聚仁先生》，載《曹聚仁作品評論集》，第49、30頁）

        這個時期，曹聚仁經常往返于大陸和香港之間。《北行小語》一書是曹聚仁在大陸參觀訪問的游記。該書序言《“自古成功在嘗試”》，對胡適進行統戰的意味很濃。文中提到，他在北京東安市場舊書攤上看到有很多胡適的著作在出售，并不是像胡適想象的那樣，他的書成了禁書。

        序言中并且引了他寫給胡適的那封統戰信：

        “適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們拋給我的問題，其中有關于胡適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適著作被焚被禁的實情。我所看到的實情，和所獲得的結論是這樣：批判胡適思想是一件事，胡適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書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種書，各種版本都有。朋友們藏有你的著作，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經過敏的傳說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實驗主義的，我從《獨立評論》上讀到你寫給張慰慈先生的信；這封信，我可以照樣抄一份給你，當作我今日寫給你的信。只要把‘蘇俄’換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說的：‘許多少年人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的武斷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該組織一個北京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較長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實驗主義者的大師，不容你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你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種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氣：先生乃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喊過‘自古成功在嘗試’的口號，那應該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對現實，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了吧！”

        曹聚仁在這里所引的，似乎不是原信的全文。根據胡適在日記中的摘錄，此信中似乎還有胡適“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他“愿意陪著先生同行”等語。（參見《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第276頁）當然，很有可能曹聚仁寄給胡適的信根本就沒有留底稿，寫《北行小語》序言時即興創作了一封給胡適的信。我們看他說“我從《獨立評論》上讀到你寫給張慰慈先生的信”，以及“1947年第一回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集會時”，就知道此人是如何善于信口開河了。

        從曹聚仁這封信來看，他不僅不了解胡適當時的思想狀態以及當時的政治形勢，也有點自視過高（信中教訓胡適的意味甚濃，正是一種統戰者對待統戰對象的口吻，胡適讀了當然很不高興）。

        總的來看，在曹、胡二人的關系中，曹聚仁處于主動的一方，他主動給胡適寫信求師問道，主動贈書，主動批判胡適，主動求稿，主動進行統戰。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胡適似乎都沒有積極的回應。究其原因，大概胡適對曹聚仁還是有些了解的，并不是很認可曹聚仁其人其文，一直避而遠之。曹氏自稱是一個“徹首徹尾的虛無主義者”（曹聚仁：《我的自剖》，載《曹聚仁作品評論集》，第272頁），把什么都不當真，自然和處處較真、處處不茍且的胡適不是一條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