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8月22日期間，“毒豆芽”共有相關案件709起，918人獲刑。 CFP 資料

        因豆芽屬性和監管不明，在相關標準修訂后，諸多芽農獲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9月底報道“毒豆芽”案件爭議后，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近日回應澎湃新聞稱，相關業務部門正在對該問題進行研究，但進展暫時不便披露。

        而曾分別“上書”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國豆制品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吳月芳10月12日告訴澎湃新聞，她所在協會受國家衛計委委托正在起草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豆芽》，目前已經完成第一輪討論，但由于豆芽制發屬性不明確，工作進展緩慢。

        澎湃新聞9月27日報道， 從2011年因“作為植物生長調節劑”被拉出《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GB2760）名單“按農業投入品管理”后，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在豆芽上的登記未能順利被農業部門“接收”，后者認為豆芽培育種發屬“食品生產經營”而不受理。它們成了身份不明的灰色存在，卻又是司法機關定罪量刑的依據。

        豆芽制發的“無身份”直接導致“無標準”，名目眾多的國標、地標、行業標準讓一線司法人員有些“凌亂”， 重典懲治食品安全犯罪之下，“毒豆芽”首當其沖。以“豆芽有毒有害食品罪”為關鍵詞在最高法下設的“中國裁判文書網”做檢索，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8月22日期間，共有相關案件709起，918人獲刑。而判決書中證據多提到“豆芽中檢測出6-芐基腺嘌呤”。

        在吳月芳看來，“毒豆芽”案件頻發的癥結在于“豆芽培育制發過程的屬性不明確，行政部門的職責分工不清”。監管的脫節導致上述兩種化學物被污名化為“毒物”，而事實是，至少沒有科學權威依據證明兩者是有毒有害非食品物質，相反大量的科學試驗證明它們和許多植物生長調節劑一樣“安全低毒”。

        她所在的中國豆制品專業委員會自2011年起先后向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中央編辦、原衛生部（現衛計委）、農業部、國家質檢總局（現食藥總局）、國家工商總局（現食藥總局）、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六處等多部委去函，反映豆芽制發的安全監管問題，要求明確豆芽制發監管職責。

        而作為業內人士，在2014年9月上旬，她又以個人名義向最高法有關研究室發去“關于豆芽案件有關法律法規”的材料，并在下旬再次以協會名義向最高法發去《關于請求解決“豆芽案件”的建議函》。

        上述建議函中提到，到目前為止，豆芽生產未明確監管部門，造成無人監管，這是導致全國各地所謂“毒豆芽”案件頻發的原因。

        該函件向最高法建議，對有關“毒豆芽”案件裁定依據進行研究，糾正存在適用法律法規不準確的實際情況。

        澎湃新聞相關報道發表后，新華社9月28日接力報道，就“毒豆芽”爭議刊發評論稱，“豆芽就是豆芽，監管不能尷尬”。

        該文章稱，“有關部門確實應聽聽老百姓在小小豆芽問題上的聲音，盡快明晰這一食品的監管主體和立案標準，一方面為消費者的餐桌安全護航，另一方面保護生產者的合法權益。”

        澎湃新聞9月30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發去采訪函，希望了解“毒豆芽”案件爭議的相關進展。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相關人士近日向澎湃新聞回應稱，最高法的相關業務部門已了解該問題，正在對此進行研究，因尚未有結論，進展暫時不便披露。

        而吳月芳告訴澎湃新聞，2014年5月，國家衛計委正式下達《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豆芽》的標準修訂計劃。受國家衛計委委托，她所在協會將在2015年年底制定出《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豆芽》，該標準將作為《食品安全法》的配套標準應用。

        “上述標準修訂工作的第一次討論會已在7月11日舉行，下一輪討論將在11月展開。”吳月芳介紹說，與此前的產品標準相比，此次修訂最大的變化是計劃將豆芽制發標準作為附錄進行增補，以解決過去制發無標準的問題。但如此一來，面臨的還是“老問題”:豆芽制發屬性是什么?制發中使用的添加物的管理部門是誰？

        吳月芳期待她的去函能有下文。但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國食品分段管理由來已久。“對豆芽的監管實際是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一個考驗，如果能處理好，食品安全無縫監管就又進了一步。”

        “要靠部委間相互協調來解決問題非常困難，雖然國家食藥總局正在積極與農業部進行溝通，但是進展緩慢。要盡快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靠主管這些部門的國務院出面，責成有關部門對類似豆芽這樣特殊產品生產過程的管理進行分工。”吳月芳說.

        同時，他們也在考慮“曲線救國”：短期內無法解決的話，能否在標準中模糊處理，不提屬性，只作為“添加物”允許使用。“但這個方案是否可行最后還需經食品安全評審委員會的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