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張愛玲寫于五十年前的英文小說《少帥》終于在臺灣出版。這部小說取材自張學良和趙四的愛情故事。張愛玲一九六一年秋訪臺灣，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搜集有關《少帥》的資料，而張學良當時被軟禁在臺灣。但怎樣搜集資料呢？多年來的說法是，張愛玲本來計劃訪問張學良，可惜她的要求沒被接納。這幾乎是所有張愛玲研究者的共識，不妨舉幾個權威例子。

        國內學者陳子善說：“她去臺灣就是想見張學良，她的創作態度是很嚴謹的。當時張還在軟禁中，不可能見到。”（見《張愛玲〈少帥〉寫到西安事變前，“沒必要再寫下去了”》，載《澎湃新聞》，2014年8月25日）

        《張愛玲全集》主編止庵說：“早在1956年，張愛玲就想寫這個故事。她甚至曾于1961年10月份專程赴臺，想采訪張學良。但由于當時張學良尚處于軟禁時期，張愛玲沒能采訪到張學良本人，無奈回到美國。”（見《遺作少帥 終見天日 何以未完 細說緣由》，載《半島都市報》，2014年9月12日）

        臺灣評論家符立中說：“由于麥卡錫獻策，可以運用美新處的關系去訪問張學良，于是她一箭雙雕，特地購買在臺中轉的飛航班次──這個計劃，倒是連宋淇亦不知情。”（見《張愛玲與張學良》，載《中國時報》，2012年2月12日）

        甚至于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也在多次訪問中提過“張愛玲想訪問張學良”，最近一次見于2014年9月2日《南方都市報》載的《寫趙四小姐，張愛玲很開心》。當然我不會漏掉我自己（盡管我絕對不是權威）。我在《少帥》的附錄文章寫道：“張愛玲訪臺灣，我們現在都知道是為了訪問人稱 ‘ 少帥’的張學良。”

        小說出版一星期后，中譯者鄭遠濤發來電郵，說他剛才刷牙時忽然想到：“張愛玲真的提出過采訪張學良的要求嗎？至少張宋書信中沒有提過，更沒說被拒。會否是一直以來傳聞如此，久而久之，大家便認作事實？我好像從未讀過文獻上的第一手證據。”

        經他一問，我才如夢初醒，立即重看張愛玲的書信，發現相關段落只有一段，見于1961年10月2日寫給鄺文美的信（《少帥》的附錄也引用了）：“我寫信給Dick（即理查德．麥卡錫）告訴他將去港，他來信叫我在臺灣逗留一天，住在他們家，什么他都可以代辦。其實我那兩個非看不可的地方，臺灣就是一個，我以前曾告訴你想寫張學良故事，而他最后是在臺。（我想不告訴Dick為妥，你們覺得怎樣？）”張愛玲沒有說要訪問張學良，只是想看看臺灣；按文理推斷，說她“搜集資料”是沒錯的，反正那意思很廣泛。其后的通信，張愛玲也沒提過訪問或被拒的事。

        我于是努力追憶，“訪問”說法究竟始于何時呢？我當時想到某本書，立即從書架取下翻閱，其實已恍然大悟，但偏偏又不服氣，始終覺得一定還有什么文章可以提供有力證據。結果我重看了所有涉及張愛玲訪臺的重要參考材料，包括《聯合文學》1987年3月號載的《張愛玲在臺灣──丘彥明訪問王禎和》、1961年10月26日《民族晚報》記者吳漢報導張愛玲訪臺的短稿（收錄于蘇偉貞《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影像、書信、出版》）、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等。不出所料，根本毫無證據。我只好無奈接受現實：我和其他張學專家都搞錯了。

        錯誤的源頭在哪里呢？我當時就想到司馬新1996年出版的《張愛玲與賴雅》（臺北大地出版社），此書國內版名為《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原文是英文，由徐斯和司馬新譯成中文。司馬新撰寫此書時，參考了賴雅日記，又訪問了很多跟張愛玲有接觸的人，相比起之前出版的張愛玲傳記，確實補充了不少新資料。有關《少帥》的段落，見《張愛玲與賴雅》第八章，我節錄如下：“張愛玲在臺北中途下機，準備對她計劃階段中的小說《少帥》做些資料研究。這篇小說是以眾所周知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歷史為背景。[……]當時張愛玲十六歲，在這一感受力極強的年齡，一定把西安事變當作驚天動地的大事。如今她決定將這段歷史經戲劇化后寫進她的小說中去，而以少帥和他生活中的兩個女人為主線。[……]蔣介石撤到臺灣時，把張學良也挾持而去，并仍舊軟禁起來。看來張愛玲曾要求能與元帥（這時年紀已經不輕了）面談一次，以期弄清西安事變的細節作為她小說的材料，但是這個要求未被接納。”

        上述段落犯了一個明顯錯誤，就是說《少帥》以西安事變的歷史為背景。事實上張愛玲寫了小說的三分之二，涉及的歷史也只是1925年至1930年，余下的章節以我推測，背景該是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軟禁臺灣，節奏加快，“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西安事變如果真的寫出來，大概也只會是驚鴻一瞬，而非如司馬新所說，是全書的歷史背景。《張愛玲與賴雅》第九章說，一九七一年張愛玲與水晶會面時，“她已寫完《少帥》”。我相信司馬新根本沒有讀過《少帥》，只是一廂情愿地猜測。

        至于張愛玲訪問張學良一事，司馬新其實沒有說錯，只是很多讀者自己誤會了。他說“看來”張愛玲曾要求能與元帥面談，“看來”分明表示那是作者的主觀意見，不需要什么證據，信不信由你。結果很不幸，幾乎所有張學研究者都信了，包括我。但要徹底澄清這個問題，即使找到《張愛玲與賴雅》這段話還是不夠的，因為那只是建基于我的一個未經核實的前設：即《張愛玲與賴雅》是“訪問說”源頭。于是我像笛卡兒般質疑自己，你怎么知道這真是源頭？

        漫長而單調的核實工作就這樣展開了。我先到宋以朗先生的家，查看他收藏的一大書柜張愛玲傳記，再到圖書館書庫找二三十年前的資料，以確定司馬新是否別有所本（當然我預計是沒有的）。我發現近年出版的傳記，大都提及張愛玲在臺灣有訪問張學良的計劃。有些沒有注明資料出處，如劉川鄂《傳奇未完　張愛玲1920-1955》（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清秋子《張愛玲的私人生活史　愛恨傾城小團圓》（京華出版社，2009）、曲靈均《小團圓　張愛玲的傾城余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王羽《張愛玲傳》（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張均《張愛玲傳》（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等，可能是依據司馬新的書，也可能是參考其他傳記，總之都是把“訪問張學良”一事當作事實記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曲靈均那本。有關《少帥》一段，曲靈均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抄襲司馬新的，只偶然改動數字，例如司馬新說“將這段歷史經戲劇化后寫進她的小說中去”，曲靈均就改為“將這段歷史經過藝術化處理后寫成小說”，司馬新說“看來張愛玲曾要求能與元帥面談一次”，曲靈均就改為“張愛玲曾要求與張學良進行一次面談”。可見抄襲一定要徹底，因為反正會被識穿，徹底的抄襲至少不會曲解文意，也是一種另類的貢獻。

        有些書則注明出處。例如馮祖貽《百年家族：張愛玲》（立緒出版社，1999）、嚴紀華《看張·張看──參差對照張愛玲》（秀威出版社，2007）雖注明參考了司馬新的書，但同樣沒有標明張愛玲只是“看來”想采訪張學良。孔慶茂《流言與傳奇──張愛玲評傳》(商務印書館，2013)也說張愛玲要采訪，但注腳是“參見周芬伶《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查周芬伶一文，則見于2005年出版的《孔雀藍調──張愛玲評傳》，遠晚于司馬新1996年出版的《張愛玲與賴雅》。

        以上舉例的書都出版于1996年后。以我所見，另外只有一兩本傳記沒有提及張愛玲采訪張學良，我不肯定那是因為作者明智地略過，抑或只是一時疏忽沒有記下。總之，大凡提及采訪的書，都沒有像“始作俑者”司馬新般加上“看來”二字，而直接視為事實；也從沒有人挑戰過這“學界共識”。

        至于出版于1996年或之前的張愛玲傳記，我查過于青《張愛玲傳》（世界書局，1993）、胡辛《張愛玲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余彬《張愛玲傳》（海南出版社，1993）──1995年署名“余斌”,由海南國際新聞中心出版的《張愛玲傳》, 以及同名作者在1997年臺中晨星出版的《張愛玲傳》，三部書是一樣的──不但沒有提及采訪，甚至根本沒有提到《少帥》。但余斌2007年版的《張愛玲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以及于青2008年版的《張愛玲傳》（花城出版社）則補充了《少帥》以及采訪一事，同樣言之鑿鑿地說張愛玲想跟張學良面談，結果被拒。

        大家看到這里，事情應該已經水落石出。宋以朗先生跟我說，他二姨丈曾擔任宋美齡的秘書，假如張愛玲真的要見張學良，她最有可能是找宋淇幫忙拉關系，而不是找麥卡錫。然而她根本沒有在信中提過訪問張學良。我們事后孔明，自然處處看出破綻了。止庵有一句話我很認同：“我覺得有兩個詞特別可怕：一個‘想必如此’，一個‘理所當然’。”（見《藏拙或補拙，說話或不說話》，載2009年10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我覺得還可以添一個更恐怖的詞，就是“習以為常”。

        陳子善教授曾指出：“任何重要的作家一定有年譜，但是張愛玲至今還沒有完整的年譜，另外大陸關于張愛玲的傳記雖有一些，但多是描述與感想，而不是建立在發現更多事實性的東西，因此內容大同小異，沒有解決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見《10年后的紀念：尋找張愛玲》，載《中國時報》開卷版，2005年9月8日）以“訪問張學良”一事為例，傳記多是輾轉參考，訛誤也交叉感染，完全印證了陳子善教授當年的看法。可惜十年快過去了，情況還沒怎么改善。也許要等到張愛玲跟宋淇的通信集出版后，我們才有可能讀到一部可靠的張愛玲年譜或傳記。

        最后，我要鄭重鳴謝鄭遠濤，全賴他刷牙時不忘思考，才揭發了這宗現代文學史上的小疑案，也為我帶來了片刻“尤里卡”（eureka）的歡愉。  （本文作者馮睎乾系張愛玲研究專家，本文原標題《張愛玲訪問張學良？》。《少帥》一書中收入馮睎乾撰寫的長篇評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