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畫壇怪杰”的沈逸千(1908-1944) 曾有遺作《鄂爾多斯游牧記》入選由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主辦的《百年中國畫展》，于2001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隆重公展，并被編入人民美術出版社同步發行的大型畫冊《百年中國畫》，可謂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

        撣去歷史的封塵，后世者則可發現這位上海畫家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便幾度演繹了現代版的“出塞”。而上世紀40年代公映的故事影片《塞上風云》，則是著名劇作家陽翰笙根據沈逸千出塞的傳奇經歷和實地見聞改編的。

一

        1933年初春，時年25歲的青年畫家沈逸千自組“上海美專國難宣傳團”，出任團長，率團自滬北上聲援“長城抗戰”。不久，因國民黨政府與日本軍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沈逸千深感國難日深,便只身單騎首次出塞，在察哈爾、包頭一帶考察、寫生，并自告奮勇，親自為包頭毛毯廠設計圖樣，支持民族工業。

        值得一提的是：沈逸千在此行中，還專程去拜謁了王昭君墓，并當場作寫生畫，且七步成詩，吟誦出“古有宮人紓國難，今無兒女走天涯”之感慨。

        沈逸千不知，憑借此次逼上梁山般的塞上之行，他居然成為了20世紀中國畫壇踏上蒙古草原采風的第一位漢族畫家。然而，事實證明他的這次冒險之旅是非常值得的，其收獲良多。

        沈逸千回滬后，以上海美專國難宣傳團的名義，于該年12月中旬假上海市民眾教育館舉辦了“蒙邊西北展覽會”，深受廣大市民的歡迎，觀眾紛至沓來，可謂踴躍，堪稱盛況空前。據史料記載：“此次畫展實開滬上空前盛舉，觀眾達三十余萬人。” （語見上海書畫出版社《二十世紀上海美術年表》，王震編）        

沈逸千與愛犬阿蒙

二

        日軍在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之后，一手扶植起以清廢帝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隨后，又竭力慫恿蒙古王公脫離中央政府，早日投入其懷抱。

        就在1934年春的一天，當所謂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成立大會將在位于烏蘭察布盟的百靈廟召開之消息傳到上海，沈逸千時任由“上海美專國難宣傳團”更名為“上海國難宣傳團” 的團長,他當機立斷，攜帶抗日宣傳畫迅速趕往北平城，旋即坐上了《新生周刊》主編杜重遠為他提供的汽車，日夜兼程趕赴百靈廟，去爭取蒙古王公。他試圖通過“國難畫展”這一視覺沖擊強烈的形式，喚起蒙族觀眾的愛國熱情，團結蒙族同胞，與成吉思汗的后代們共商抗日大計。一路上，沈逸千任憑車行于冰天雪地，毅然長驅直入。待百靈廟在望的時候，他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然而，百靈廟內并沒有合適的場所可以作為展覽場地。沈逸千靈機一動，便順勢將宣傳畫布置在百靈廟的外墻上，這樣，不但能夠供到會的王公觀看，還吸引了來來往往的牧民騎著馬前來圍觀，觀眾反而增加了，展覽效果也顯得更好了。其間，沈逸千專程登門拜謁烏蘭察布盟盟長、蒙政會委員長云王。在云王府，他與王爺高談闊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且即席為云王一家畫像。沈逸千向養尊處優的王公貴族慷慨陳詞：“日軍侵吞我東三省之后，建立了以溥儀為首的傀儡政權。現在，日方還想將黑手伸到蒙古草原。值此國難當頭之際，我想堂堂成吉思汗的子孫絕不可能對日本人俯首帖耳，更不愿意淪為亡國奴吧！

        當時，蒙古王公貴族被這位遠道而來的漢族畫家感動，云王特意向他表示了謝意，并吩咐手下將祝福的哈達、名貴的獒犬和精美的毛毯贈予沈逸千。就這樣，沈逸千爭取蒙古王公的計劃首戰告捷。

        然而，此前不久，國民黨政府曾派一個部長趾高氣揚地來到這里，卻沒有得到如此禮遇。后來，這位部長大人聽說沈逸千在塞外的上述經歷，頓時惱羞成怒。最后，還是沈逸千出面，將一條獒犬轉贈給該部長，才平息了部長老爺的怨氣。      

三

        1936年2月，蒙政會秘書長德王仗著有日本關東軍代表田中隆吉為之撐腰，悍然成立偽蒙古軍政府，自任總裁，蒙古草原頓時風云突變，危機四伏。

        同年4月，大公報滬館開張，沈逸千應邀加盟。他作為該報的寫生通訊記者，迅速踏上了前往戰事一觸即發的蒙古草原之征程。數月間，他憑借以往出塞的經驗和沿途諸多朋友的幫助，成功地在《大公報》上連載了《冒著大風邁進的駱駝隊》、《塞外的糧倉》、《最近兩度被偽軍襲擊之陶林城》等一系列圖文報道，既具有新聞價值，又具有觀賞性，滿足了內地讀者形象化地了解塞外時局的要求

        當時，雖然《大公報》占有發行上的優勢，但是《大公報》對通訊記者只發旅費，不發薪水，生命也沒有保障。對此，曾任《大公報》編輯的作家蕭乾在《老報人絮語》一文對此予以披露：“1930年代初，天津《大公報》曾以通訊特寫為它的特色之一。那時報社的辦法是看準了一個能寫這種文字的，就給他一封介紹信，一筆旅費，就像養鴿子那樣把他們撒出去，隨他們就地去找題材，尋找寫作對象。范長江和沈逸千兩位就是這么去大西北闖蕩，而且真的闖出了名堂。”

        1936年11月，叛國投敵的德王率部以百靈廟為據點，南犯歸綏城（即今呼和浩特）。而傅作義將軍所部自衛反擊，直至克復百靈廟，成功地粉碎了德王企圖分裂的陰謀，贏得了“綏遠抗戰”的勝利，令舉國為之歡騰。

        大公報館高層反應靈敏，及時地抓住新聞熱點，將沈逸千所作的上述寫生報道匯編成冊，趕印出以道林紙精印的《察綏西蒙寫生集》，積極響應“綏遠抗戰”勝利所引發的國民高漲情緒，以至該畫集于1937年1月出版后，風行一時。當年，在廣大熱心讀者的追捧下，該寫生畫集躍升為當時的一本暢銷書，至今仍為收藏者津津樂道。

四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劇作家陽翰笙便根據沈逸千出塞之傳奇經歷編寫出電影劇本《塞上風云》，后則因為“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爆發，所以沒有來得及拍攝成電影。不久，陽翰笙便應沈逸千就讀于上海美專時其下一屆的校友、著名演員趙丹的請求，將這一電影劇本火速改編成同名四幕話劇劇本，由趙丹、葉露茜夫婦領銜主演。陽翰笙在重慶擔任中國電影制片廠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時候，《塞上風云》一片的拍攝才得以重新擺上議事日程。已三涉內蒙古寫生的沈逸千則被特聘為該片顧問，盛情難卻，時任戰地寫生隊隊長的他便隨《塞上風云》外景隊于1940年1月從成都出發，經過長途跋涉抵達鄧寶珊將軍駐守的邊塞——榆林城。

沈逸千(左二)與影片《塞上風云》演員合影

        據當時的新聞報道：“中國制片廠西北攝影隊一行五十余人，由隊長應云衛率領，二十一日抵達榆林，該隊顧問名畫家沈逸千同來，并有影星黎莉莉等，除放映抗戰特輯《好丈夫》等影片外，即在長城外攝制《塞上風云》影片。” （語見1940年2月25日《大公報》短訊《中國制片廠西北攝影隊抵榆林》

        該隊由熟悉當地情況的沈逸千引領，從榆林深入到與其毗鄰的影片外景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進行拍攝工作，該片攝影師王士珍誠邀后來名垂中國現代美術、攝影史冊的畫家兼攝影家沈逸千一起取景，而后者則以藝術家的眼光為影片增色不少。凡是看過該片的人，均會被片頭一組波瀾壯闊景色的鏡頭所吸引。例如作家茅盾觀影之后觸景生情，他在其散文《風景談》開篇處情不自禁地寫道：“前夜看了《塞上風云》的預告片，便又回憶起猩猩峽外的沙漠來了。”

        在拍攝間隙，沈逸千便會掏出速寫本畫上幾張。同年，在“孤島”上海出版的《中華圖畫雜志》便刊登了沈逸千為該片導演應云衛和演員舒繡文、黎莉莉、吳茵、周伯勛等人畫的群像。

        沈逸千這位幕后英雄此番在塞外還耐心地教演員騎馬。作為當時與徐悲鴻齊名的畫馬名家，他還頗識馬性，善騎術。上世紀90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書畫專家余輝在其專著《中國美術圖典·人馬畫》一書里寫道：“1930年代后，畫馬大師徐悲鴻、沈逸千等人的出現，才最終成功地實現了沒骨畫馬的藝術創舉。”

沈逸千作品《神槍手》

        當年，《塞上風云》外景隊凱旋回歸重慶時，郭沫若以詩人的豪情在歡迎會上贊道：“以藝術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機，以塞上的風云掃蕩后方的烏煙瘴氣！”其實，即便用這兩句話來評價沈逸千的四度塞上行，也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在新世紀則有人撰文評述：“在以精到的筆觸、敏銳的洞察力和滿腔熱忱及和睦平等的情懷表現少數民族同胞生活場景、狀貌形態，促進民族團結方面，沈逸千成為頗具遠見的先行者和后輩的楷模。”（語見2010年4月29日《今晚報》李健新文）

        今年9月30日恰逢英年早夭的沈逸千先生在重慶失蹤70周年（編注：1944年，沈逸千在萬縣和重慶連遭兩次未遂的暗殺，同年中秋前夜在重慶失蹤，時年36歲），筆者則朝花夕拾，在此回首沈先生頗具傳奇色彩的往事，旨在讓廣大讀者了解這位先賢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亦可供更多的文史研究工作者參考。（作者為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藝術設計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