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從五月以來，以色列殖民擴張行為，和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開始升級，從驅逐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家庭、齋月期間襲擊清真寺禮拜者，再到空襲加沙，引發了全世界的震驚與憤慨。

2003年，當巴以問題再次陷入僵局時，托尼·朱特出于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也出于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寫就這篇“離經叛道”的文章，以“另求他途”（Israel: The Alternative）為題發表在同年10月的《紐約書評》上。此文發表后引起了巨大爭議，他被攻擊為反猶太復國主義者、自我憎恨的猶太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把他從特約供稿人的名單里除名；他的密友同他反目。美國的大多數猶太知識分子盡量不會去觸碰以色列問題，他們會探討學理問題，但不會去就以色列實際政治問題發表太多評論。

借助托尼·朱特在本文中的思考、分析，我們得以重新認識猶太人問題、以色列問題以及解決巴以問題的可能性。托尼·朱特圍繞以色列和猶太人問題寫就的若干篇深度評論文章在他去世五年后被收進由他夫人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編選的文集《事實改變之后》（When the Facts Change）。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東方歷史評論》。

2021年5月15日，加沙，以色列繼續對加沙地帶實施空襲和大炮轟炸，同時加緊在巴勒斯坦邊界地區部署軍隊和坦克。

中東和平進程已經終結；它并非無疾而終，而是被蓄意毀滅。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權力被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削弱，又被以色列總理沙龍羞辱。阿巴斯的繼任者也將面臨著相似的命運。以色列繼續嘲弄著自己的靠山美國，對“路線圖”不屑一顧，繼續修建非法定居點。美國總統現如今就像一個口技表演者的玩偶，只在一邊卑微地重復以色列內閣的話：“都是阿拉法特的錯。” 以色列人繼續臉色陰沉地等著下一個炸彈襲擊者的出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趕進日益縮小的聚居點，靠歐盟的救濟維持生活。新月沃地上尸骨遍野，沙龍、阿拉法特以及少數恐怖分子都可以宣稱自己獲得了勝利，他們也的確是如此宣稱的。我們無路可走了嗎？我們還可以做些什么？

20世紀初始，大陸帝國日薄西山，在歐洲這些帝國的臣民們夢想著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波蘭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希望能夠在自己的故土自由地生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土崩瓦解，各個民族的領袖紛紛抓住了這個機會。許多新國家像一陣風一樣紛紛成立，這些國家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自己國家中占多數的民族（由語言或宗教或古老的身份來界定這個多數的民族，或者是將三個方面結合起來界定）受到優待，而那些生活在這些國家的少數民族的利益則被犧牲掉：他們成了二等公民，他們在自己的家園成了永遠的“常住的陌生人”。

但是在眾多民族主義運動中，猶太復國主義的野心受到挫敗。猶太復國主義者夢想在已不復存在的土耳其帝國的版圖中選擇一塊合適的土地建國，但這個夢想需要等大英帝國從該區域撤出才能獲得實現，這個過程持續了30年外加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于是，直到1948年一個由猶太人建立的國家才最終建立，這塊地方之前是奧斯曼帝國的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國的建立者也受到了在華沙或敖德薩或布加勒斯特那些19世紀末的同代人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疇影響；因而，以色列在民族與宗教上的自我定義及其對于所謂內部的“異族人”的歧視與哈布斯堡王朝崩潰之后的羅馬尼亞人有許多相似之處（盡管雙方都不愿意承認這點）也就毫不令人驚訝了。

簡單說來，以色列的問題不在于人們常常提到的，認為它是歐洲在阿拉伯世界的“飛地”，問題在于以色列成立的時間太晚。它把一個19世紀晚期典型的分離主義方案帶進了一個已經前進了許多的現代世界。現在的世界是重視個人權利，追求國門開放的世界，是一個擁有國際法的世界。“猶太國”這樣的觀念的內涵是猶太人以及猶太教獨享特權，所有非猶太人公民都將被排除在外，這樣的觀念根植于另一個時間和地點。簡單地說，“以色列”本身就是個不合時宜的概念。

然而，在一個重要屬性上，以色列與此前帝國崩塌之后建立的那些沒有安全感、心懷戒備的小國非常不同：它是一個民主國家。困境因此而來。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的戰爭中占領了一些土地，它目前面臨三個不甚理想的選擇。第一個選擇，它可以拆除被占領區域的猶太人定居點，恢復1967年以前的國境線，猶太人在這樣的國境線以內占明顯多數，這樣一來以色列可以同時保留“猶太國”和民主國家的身份——雖然這個民主國家的憲法中會有其異常之處：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

第二個選擇，以色列繼續占領“撒瑪利亞”“猶地亞”和加沙，這些區域中的阿拉伯人加上目前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將在未來五到八年內成為多數人口。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以色列須在兩個身份中做出選擇：要么成為“猶太國”（要做到這點則意味著將會有越來越多的非猶太人沒有選舉權），要么成為民主國家。從邏輯上講，以色列不能同時保留兩種身份。

1967年6月7日，約旦轄區東耶路撒冷，一名以色列軍警引導以色列裝甲部隊進入老城。

以色列還可以繼續占領目前被占領的區域，但是又擺脫占絕對多數的阿拉伯人口，那便是將其強行驅逐或者奪走他們的土地和生計，這樣他們除了流落他鄉以外別無選擇。如此，以色列的確可以同時保留“猶太國”和民主國家的身份。但是這樣一來，以色列將成為第一個把全面進行種族清洗作為國家計劃來執行的現代民主國家，以色列也會因此永遠成為法外之國，被國際社會拋棄。

如果有人假定第三個選擇對于一個猶太人建立的國家而言不可想象，那么這個人一定是沒有看到過去25年多來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穩步增加的猶太人定居點及其對土地的攫取，或者沒有聽過以色列右翼將領、政客發表的言論，他們其中有些人仍在政府任職。在以色列政治中處于中間立場的是利庫德集團。利庫德集團主要由已逝的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的赫魯特黨（Herut Party）組成。赫魯特黨的前身是亞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領導的猶太復國修正主義運動，因該黨對法律和領土有關細節完全的漠視，左傾的復國主義者稱其為“法西斯”。如果聽到以色列副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Ehud Olmert）的話（他自豪地堅稱他的國家尚未排除暗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總統這一選項），我們就會知道法西斯這個稱呼比以往更合適。政治謀殺是法西斯才做得出的。

以色列目前的狀況算不上絕望，但是可能接近無望的境地。自殺炸彈襲擊者打不倒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又沒有別的武器。不將所有猶太人趕進地中海便不罷休的阿拉伯極端分子的確存在，但是他們對以色列不構成戰略上的威脅，這點以色列軍方也很清楚。任何一個理智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哈馬斯或者阿克薩烈士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大以色列”中阿拉伯人口將逐漸成為多數以及以色列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民眾的士氣在逐漸被削弱。杰出的工黨政治家亞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最近這樣寫道：“為生存我們掙扎了2000年，而現在的以色列成了一個被一群蔑視、嘲弄法律和公民道德的腐敗集團所統治的殖民國家。這就是以色列的現實。”除非做出改變，否則五年內的以色列將既非“猶太國”亦非民主國家。

現在要談到美國了。以色列的行徑對于美國的外交政策而言是場災難。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以來以色列政府都公然藐視聯合國令其撤出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所占領的土地的要求。以色列是唯一一個已知的擁有真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中東國家。美國目前正極力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落入一些小的潛在敵對國，可它卻對擁有這些武器的以色列視而不見，這只會讓它日益狂亂的努力付諸東流。盡管有顧慮，美國政府也不公開表達，而是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正因為此，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再相信我們的善意。

一些知情人士如今默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理由不一定是當時所宣傳的那樣。這屆美國政府的許多人士首先考慮的是要先破壞中東的穩定，然后再重新建立對以色列有利的格局。事情還沒完。現在我們又再對敘利亞發出挑釁，因為以色列的情報部門向我們保證，伊拉克的武器轉移到了敘利亞——這一說法并未獲得來自其他途徑證據的支持。沒錯，敘利亞的確支持以色列的死敵真主黨和伊斯蘭圣戰組織，但是它并非一個巨大的國際威脅。更不用說敘利亞政府至今仍然向美國提供有關基地組織的重要情報。對于美國來說，敘利亞作為朋友總比作為敵人要有用。這點伊朗其實也一樣，可是因為以色列一直以來對伊朗抱有敵意，我們也主動疏遠了伊朗。我們到底在打什么樣的一場戰爭？

2003年9月16日，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該決議要求以色列停止威脅驅逐阿拉法特。盡管美國有關官員私下里也承認該決議合理、穩健，并且認為以色列目前領導層發出的日益猛烈的聲明是實現和平的主要阻礙，但是美國依然阻止了該決議的通過。此舉進一步破壞了我們在中東地區作為一個正直的調停者的信譽。美國在全世界范圍的朋友和同盟雖不再為此感到驚訝，但依然會感到悲傷和失望。

1993年9月13日，美國華盛頓，白宮南草坪，以色列總理拉賓（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國總統克林頓站在兩人中間。

以色列的政界人士許多年以來一直為自己制造困局，為何我們還要繼續幫助、慫恿他們犯錯？此前，美國政府曾嘗試向以色列施壓，威脅要把資助約旦河西岸定居者的錢從美國每年的對以援助中扣下。但是上次美國政府（克林頓政府）采取這一行動后，以色列政府繞了個彎把這筆錢以“安全開支”的名義拿到手，美國政府也就將錯就錯了。從1993年到1997年的四年時間中，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金額共計100億美元，其中只有不到7.075億美元被扣下未發。以色列繼續不受阻擋地在占領區建立定居點，現在我們更是連嘗試阻止以色列的行動都沒有了。

不愿說或不愿做對誰都沒有好處。它也讓美國國內針對相關問題的辯論無法進行下去。美國的政界人士和評論家們非但不能頭腦清醒地考慮中東問題，而且還在我們的歐洲盟友表達不同意見時對他們大加污蔑，只要他們批評以色列，我們的這些政界人士、評論家就會很不負責任地油嘴滑舌一番，說什么反猶主義又抬頭了之類的話；美國國內如果有人試圖打破共識也會受到一通辭嚴義正的責罵。

可如此，中東危機并不會自己消失。考慮到布什總統6月才對布萊爾說了一通關于“中東和平路線圖”的話來安撫他，明年在圍繞中東問題的爭辯中，他一旦缺席將可能很惹人注意【譯者注：本文撰寫于2003年，這里作者說布什缺席是指布什可能會在2004年的選舉中落選】。但是（無論誰當總統）美國政治家遲早需要對以色列總理說出真相，然后想辦法讓他聽進去。20年來，以色列的自由派人士和溫和的巴勒斯坦人堅持認為，解決中東問題的唯一希望是以色列拆除占領區絕大部分定居點并恢復1967年的國境線，以此換取阿拉伯人對這些邊界真正的承認，以及一個由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所承諾的（約束的）穩定的、沒有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現在這仍然是傳統共識，它曾經的確是一個可行且公正的解決方案。

但我懷疑，這個方案在當前情況下去實施為時已晚。現在有太多定居點，太多猶太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起，雖然這兩個族群被鐵絲網和“通行證法”隔開。不管“中東和平路線圖”是怎樣的，真正的地圖在地面上，正如以色列人所言，這個真正的地圖才反映實際情況。超過25萬全副武裝并獲得資助的猶太定居者也許會自愿離開屬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但是我認識的人里面沒人相信這件事會發生。許多定居者寧愿死，寧愿殺人也不愿意離開。上一個為執行國家政策向猶太人開槍的以色列政治家是戴維·本-古里安，他于1948年強行解除貝京的非法民兵組織伊爾貢（Irgun）的武裝，并將其并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國防軍。沙龍可不是本-古里安這樣的人物。【作者注：1979年，在與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達成和平協議以后，總理貝京和國防部長沙龍的確命令軍隊關閉埃及境內的猶太人定居點。軍隊用武力平息了一些定居者發起的憤怒的抵抗，過程中無人死亡。但是當時軍隊面臨的是3000名極端分子，而不是25萬人；另外，這3000人所在的地方是西奈沙漠，不是《圣經》中的“撒瑪利亞和猶地亞”。】

2021年5月14日，以色列繼續對加沙地帶實施空襲和大炮轟炸，巴勒斯坦民眾返回查看被毀的家園。

如今我們需要去考慮一個“不可思議”的選擇。“兩國解決方案”是此前奧斯陸和平進程和目前的“中東和平路線圖”的核心，但是如今這個方案可能已經無從實現。一年年就這么過去，我們一直拖著不去面對這個不可避免的艱難抉擇，目前為止只有極右和極左分子承認這樣的抉擇的存在，但他們都有各自的理由。中東未來真正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驅逐以色列占領區的阿拉伯人，讓“大以色列”成為現實；建立一個融合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兩族共存的國家。沙龍內閣中的強硬派便是這樣看待這個選擇，這也是為何他們會認為“猶太國”繼續存在下去的條件就是要驅逐阿拉伯人，他們認識到這樣做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當今世界無法容許一個“猶太國”存在呢？如果這樣一個“兩族一國解決方案”實現的可能性不但越來越大，而且同時也是最理想的結果又該如何？其實這個方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正在讀此文的讀者大多生活于民族和文化早就變得多元的國家。很遺憾，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M.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說的“基督教歐洲”已經不復存在了；今天的西方文明由不同膚色、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人們（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群體）組成，任何一個去過倫敦或者巴黎或者日內瓦的人都會知道這一點。【作者注：在意大利的阿爾巴尼亞人，在法國的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在英國的亞洲人仍然會遭到不友好的對待。法國或比利時，甚至丹麥和挪威的少數選民會支持敵視“移民”的政黨——敵視“移民”有時是這些政黨唯一的政治綱領。但與三十年前相比，現在的歐洲社會是由各種膚色的平等公民組成的，而且毫無疑問，這也會是未來的歐洲社會的樣子。】

今天的以色列實質上也是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只不過名義上不是罷了；然而它依舊用民族與宗教的標準來給予以色列公民不同的稱呼和等級，這就讓它在民主國家中顯得十分“與眾不同”。在現代國家中以色列顯得怪異，這并不是那些偏執的以色列支持者所聲稱的：因為它是所謂“猶太國”，因為世界上的人們不希望猶太人擁有自己的國家；人們之所以會這樣覺得是因為在這個“猶太國”里，猶太人這一個族群位居所有其他族群之上。這樣的國家在現在這個時代的確無處容身。

許多年來，以色列對于猶太人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1948年以后，以色列接收了幾十萬猶太幸存者，他們很無助也無處可去；如果不是因為以色列的存在，他們將會陷入絕境。以色列需要猶太人，猶太人也需要以色列。由此，以色列的誕生條件讓以色列的身份與“納粹大屠殺”的聯系變得無法分割。因此，所有針對以色列的批評都不可避免地牽扯到“納粹大屠殺”的相關回憶，美國國內為以色列辯護的人十分可恥地對這點迅速加以利用。批評以色列便是對猶太人有惡感，哪怕是僅僅設想一下中東格局的其他出路，也會被認為是對所謂“在道義上與種族滅絕無異”方案的縱容。

“二戰”結束后的一些年中，幾百萬沒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因為以色列的存在而常常感到心安。他們想的可能是，如果反猶主義復活，以色列可以是他們的退路，或者僅僅把以色列看作一個猶太人對世界的提醒：猶太人可以并且會做出反擊。以色列建國之前，生活在基督教社會的猶太人總要小心謹慎，保持低調； 1948年以后，他們終于可以挺直腰桿生活。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可悲的逆轉。

如今，非以色列籍的猶太人再次為他們沒有做的事情而受批評和攻擊。但這次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而是一個猶太人建立的國家的所作所為把他們綁架了。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不能影響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他們還是會在心里認同這些政策，尤其是以色列堅持要求他們對自己效忠，他們也就更會去認同這些政策。以色列自稱“猶太國”，因而它的行為自然會影響到所有人看待猶太人的方式。年輕的穆斯林對歐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猶太人的襲擊事件越來越多，他們發動這些目標失當的襲擊主要都是為了報復以色列。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以色列目前的行為不但對美國不利（盡管的確很不利），甚至不僅對以色列自身有害（許多以色列人也已默認了這點），今日的以色列還害了整個猶太民族。

2021年5月11日，英國倫敦，大量人群在倫敦街頭示威，抗議近期巴以沖突雙方暴力升級。

在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日益交融，不同種族間隨意通婚；由文化與民族造成的交流上的障礙幾乎全部不復存在；越來越多的人有不止一種政治身份（elective identities），如果我們只能聽從其中一個，那么我們會覺得自己被限制了，而且這種限制是虛假的。在這樣一個世界里，現在的以色列的確是個不合時宜的存在，它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它目前的運轉也出現障礙。在當今的“文化的沖突”之中，在開放、多元的民主國家與好戰、不寬容且由宗教驅動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之中，以色列其實面臨著掉入錯誤陣營的風險。

將以色列從一個“猶太國”變成一個兩族共存的國家并非易事，雖然也并非像聽上去那般不可行，因為這個過程在事實上已經開啟。但是，這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帶來的影響將遠遠小于以色列在宗教和民族上的敵人所宣稱的那樣。無論如何，在我認識的人中沒有誰有更好的想法：任何真誠地認為現在以色列所建的極具爭議的“電子隔離墻”可以解決問題的人一定對過去50年的歷史一無所知。這個所謂的“隔離墻”其實是由壕溝、圍欄、傳感器、沙土路（人走過會留下足跡）以及高28英尺的墻組成的武裝區域，它侵占、隔斷、竊用了阿拉伯人的農田；它會毀掉村莊和人們的生計，毀掉阿、猶共同體尚存在的部分。這種電子隔離墻每建一英里需要花費大約100萬美元，它給兩邊生活的人帶來的沒有別的，只有羞辱和不適。這個電子隔離墻恰恰印證了它要保護的政權在道德和制度上的破產。

在中東建起這樣一個兩族共存的國家離不開美國的主導，它需要美國勇敢、持久的參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安全要由國際部隊來保證—盡管一個合法成立的、兩族共存的國家管控境內各類武裝分子會更容易，然而沒有這樣的國家，武裝分子可以自由地從外部滲透進來。這點對目前巴、以兩邊憤怒的、沒有政治權利的民眾而言無疑很有吸引力【作者注：伯格指出，以色列目前的政策是恐怖分子招兵買馬的最好廣告：“我們對巴勒斯坦兒童的命運漠不關心，無論他們是忍饑挨餓還是蒙受羞辱；所以，為什么我們會覺得他們在我們的餐廳里把我們炸飛是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呢？即使我們每天打死1000個恐怖分子也不會改變什么。”見 Burg, “La révolution sioniste est morte.”】。要在中東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間需要形成一個新的政治階層。這個想法混雜著現實主義和烏托邦，中東當然算不上是能實現它的最合適的地方。然而如果不走這條路而是其他路，那么后果會遠為嚴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