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資本論》里,作者皮克迪對當今社會財富分配懸殊且在持續擴大的趨勢，提出了他的一些解決之道。其主要的政策建議，是用“全球”的公權力來對市場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平衡——對頂級富人家庭課以重稅。方案之一，是對美國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金的人啟徵邊際稅率高達80%的所得稅。歷史上施行過的累進所得稅率，在歐美發達國家（直至1970年代）曾經超過90%，而美國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甚至高達96%。然而，扼殺性的高稅率效果并不如預期，遏制了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創新發明，最終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而經濟增長受阻的結果，窮人的生計并不能得到實質性改善。這個嚴酷的歷史教訓，可以說是里根、撒切爾代表的保守經濟政政策之能勃興、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場無誤思潮所以崛起的最大動力。

        上述解決方案要求各國聯手稽征高昂的財富累進稅，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術時代資本國際間的流動暢行無阻，任何經濟體想實施不利于資本的稅率、利率、匯率、及管制政策，無異為淵驅魚。過往三十年經濟供應鏈在全球化整合，無不以資本為引擎，引領著產能、技術、就業、市場的綜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我國肇始于經濟特區的開放，成果非凡，關鍵也在于替資本稅率和監管松了綁。跨國公司讓巨額贏利趴在分支機構的賬面上而不挪回總部，原因也在于套利稅率上的差異。因此，要使“全世界的資產者聯合起來”平衡貧富，可以說連門兒都沒有。

        皮克迪的母國法蘭西實際情況正是如此，這里舉兩個微觀層面的例子。社會黨人二十余年后重新執政，奧朗德總統把富人最高的累積稅率提至75%，影視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遷冊比利時，隨后又入籍俄羅斯。這和他自己聲稱的“俄羅斯是我精神上的祖國，因為父親是個老社會主義活動家”其實沒什么關系，只因為俄羅斯的最高稅率是13%，遠低于任何歐美發達國家。葡萄牙的地產商人最近甚至拜奧朗德為里斯本的最大財神，因為他把法國的錢財趕到了那里去投資置產。目前法國人成了葡萄牙海濱高級住宅的最大買家，緊隨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樣說葡語）、中國人和英國人。中國人何苦遠到葡萄牙買房子？你不妨留留想一想。

        皮克迪的政策建議既然無法實施，看來也就無從被證偽，然而這種吊詭的安全性被一項長程歷史的實證研究給顛覆了。有數的經濟史學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譯作《子孫照樣發達》）對“皮克迪療法”來了個釜底抽薪。他的書名很有趣，海明威的小說《太陽照樣升起》的翻版，因為英語里太陽和兒子的發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辯解說這書名是編輯給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別了，施舍》）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別了，武器》，alms(施舍品)和arms（武器）的發音很相近。看了這樣的書名，不用猜測你就不難想見書的意圖：社會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將持續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后代同樣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調用了大量歷史舊檔和征集了長程歷史的實證數據，揭示出跨（多）代的社會粘滯性（social persistence）在世界各國、各個時代都是異乎尋常的高,上層人士以及下層的人要“回歸到”社會的平均水準相當艱難，常是綿恒數代、十數代而不可得，而且不論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文化條件和體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試圖證明或業已證明的結論，可說是“驚世駭俗”，豈止是“政治上不正確”，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一些信條也將有顛覆性的影響。

        各位也許對各種“學”沒有興趣，但你對于自家的兒孫能否“發達”是很難不感興趣的。在個體層面，克拉克的建議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繼續發達，或者變得發達，你最重要的事是同高素質的伴侶結合，給孩子一個好的生父（或生母），其余則順其自然可也。子女出生后的額外補課、小灶家教均無關宏旨，甚或是徒勞的。

        相信許多人（曾包括筆者）聽了會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可能要拍案而起怒斥其為“種族歧視、帝國主義、唯精英論者、優生論者、天良喪盡……”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離經叛道的味道，為避免各種罪名起見，他做了許多細致詳盡的實證數據分析；提出結論時也很委婉，往往以提問的方式，比如問，“要不是基因遺傳，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歷史上可觀察到的，如此高度一致的現象呢？”

        西方十七世紀肇始的社會進步思潮逐漸型鑄成一個基本假設，主張人在初生時是“一塊白板”，所有的知識均得知于后天的經驗，他們的差異乃社會環境的產物，可以通過環境條件的合理化，加以無限地重塑（譬如通過開放教育）或者改造（譬如經過劇烈改制），而成為“新人”。這個基本信念導致了千百萬人為之前仆后繼的巨大社會變遷和動蕩。但是，它經受得住對人類社會長程歷史的檢視和分析嗎？

        為了說明基因遺傳對于人的行為能力有主導性的影響，克拉克引用了不少長期跟蹤的研究，來佐證他的觀察。譬如，對在不同環境下成長的許多同卵孿生子的跟蹤調查，一對基因幾乎等同的雙生子（女）在幼年就因為各種原因離散，成長于不同的家境，結果表明他們的行為能力和習慣偏好傾向受遺傳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不同環境條件的重塑。又如，對領養孩童的常年追蹤調查也表明，他們的行為能力在幼年時似乎還受養父母及領養家庭環境的影響，隨著年歲增加這類影響日漸式微。被領養孩童過了12歲，智力、偏好、行為傾向等越來越趨近于他們的生父母；16歲之后，被領養兒童和養父母的相關聯系就趨近于零，而同他們的生父母的相關性接近0.3。 同時，被領養兒童的人生表現，無論是在學業、健康、職業表現，還是收入水平，都和他們的血親兄弟姐妹相仿，而和領養家庭的兄弟姐妹看不出有什么明顯的關聯。

        克拉克教授在檢測社會流動性（其實是其反面——社會粘滯性）時，所用的方法相當簡單，追蹤數百年來姓氏在社會綜合地位的起落，特別是那些顯赫而稀少的姓氏，其所占據的地位高于社會平均水準有多大程度，能持久多少代。書中集中考察了多個社會，包括英國、日本、印度、韓國、中國和美國、瑞典、智利、丹麥等國家，以及猶太人、吉普賽人等群體的長期演化。實證數據的跨度幾世紀，英國的數據更長達九百余年。克拉克經過數據分析后發現，非但兩個英國——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下的英格蘭，與工業革命之前的封建體制下的傳統英格蘭，社會流動率是同樣的遲緩，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也不比推崇社會主義平權的瑞典、丹麥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社會也差不離。

        教授把這種人類社會的高度粘滯的現象稱之為“社會執著度”（social persistence，或稱“代際相關性”）,計算出代際傳承率為0.75左右，并推定這是一個“普世常數”（universal constant），與文化、制度安排等等無關。如此，孫輩和祖父輩的相關性約為0.75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輩的影響則為42.19% （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續的影響仍有可觀的7.5%。這個結論強烈沖擊了人們素所“樂意”相信的高流動性的信念——社會越開放流動性越高。在理想的社會，每代人都應當被“重新洗牌”，每個新生兒都將“生而平等”地面對著平等機會。

        克拉克考察和分析認為，風水即便輪流轉，速率也很遲緩，遠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兩代人之間；而得經歷十代人的時間——“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據他的計算，一個家庭要在一代的時間從社會綜合地位的中間水平攀越到社會頂層的0.5%，機會只有五億分之一。這種情況在英國幾乎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現代英格蘭。至于要通過一代的時間，從社會的底層（0.5%）翻到社會頂層（99.5%）的概率更是幾乎等于零，克拉克相信，在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對此，我不是太有把握，明朝的開山祖朱元璋家族算不算是個例外？）

        究竟哪個更符合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實？

        克拉克指出，人們高估社會流動性的偏誤印象，部分是來自誤算。他們以物質收入的代際影響替代了社會流動性。其實，競爭社會地位、獲取資源的能力是綜合性的，除了財富，還有教育（對信息和知識的掌控）、職業（高尚崗位的擁有）、社會聯系（抱團網絡的緊密程度）、健康狀況、以及長壽，等等，都是構成“社會成功”（或TSS，True Social Status,即“真實的社會地位”）的元素。譬如說，蓋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比起父輩準差得遠，兒孫們不惟不再孜孜為錢打拼，其主要的職業甚至是在散財（公益基金會之類），然而他們的綜合社會地位，大半靠祖上遺傳得來的綜合社會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卻不會很快地衰減。如果根據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為他們迅速回歸到了社會的平均水平，就得出美國比其他社會的流動性更高、更“公平”，是很不可靠的表象。

        至于為什么人們對社會流動性速率的印象與實際的普遍現象大有出入，克拉克的解釋，是人們意識的重心是短期的，關注的焦點只在代際變化，即兩代人之間發生的變動，這時隨機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噪音”——各種運氣（好的或壞的）掩蓋了真實的訊號。噪音的影響在長程中會抵消，在群體里被折沖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時間，約為75年。他提出的實據，是英國工業革命前后的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比較。測算的結果表明，傳統英國的代際粘滯系數在0.80-0.85，現代英國的代際粘滯系數則在0.73-0.84左右。以此來計算，第四代英國人受其曾祖父影響的仍分別為40.96%-52.20%（傳統）和28.4%-40.96%（現代）。總之，相關度在五分之二左右，雖說不無改進，都依然是高度粘滯的。素有“機會平等大熔爐”之譽的美國，社會粘滯度（0.75）比起英國也實在不遑多讓。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個好配偶”的建議時，克拉克請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僅他（她）是否有錢或生于有錢的家庭，也不在其面貌是否姣好，而是其生父母的財富、教育、職崗、社會網絡、健康長壽等因素的綜合考量（TSS）； 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從長計議，才能確實把握他們的成功乃有堅實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跨多代的TSS演化）。

        那么，克拉克的發現和皮克迪的研究又有何關聯？《新資本論》揭露出財富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均且在擴大之中，也許是個事實。皮克迪著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發達經濟體特有的，與我們的國情也有著相當的關聯。克拉克的發現則（間接地）對皮克迪的核心理念發難：非但以公權力為杠桿的社會再分配成效短暫甚至是徒勞的，其初衷的公正性都成疑問。克拉克認為以發揮人類本身的規律來運作，即市場帶來的結果其實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為持久。他提出的質疑，要是人“非白板一塊”是看觀察到的歷史事實的話，那么我們有何理由相信依據當代“平等”的觀念干預競爭的結果，對之強行重新分配，就更能公平合理？

        我們主要關心的，自然是中國人的社會流動性現狀。《子孫照樣發達》里辟有專章，就中國近代的案例展開討論，這個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博士弟子郝煜（目前執教于北京大學）的合作研究——“中國三個政體下的社會流動性——姓氏研究（1645-2012）”為基礎。該項研究主要得自郝煜的貢獻，是其博士論文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他們匯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國、以及1949年后大陸和臺灣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三種體制下中國社會的流動性也都與世界各國的相仿，比一直以來認為的要低緩得多。盡管這十幾代人，尤其是十九世紀末頁直到現今，中國發生過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作者沿用了姓氏變遷的分析方法——通過比較該姓氏占總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層成功人士的占比，來說明該姓氏是處于社會的頂層及上層、中層、還是下層及底層。這里所謂“成功的社會綜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貴”，包括科舉里考中“舉人”、“進士”的數量。成功獲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晉升最主要的社會階梯，民國以后，“貴”的評測改換了內涵，科舉的功名被替換成現代的上層職崗：名校的教授、學者院士，名醫師名律師，高級行政官員，以及企業的董事長，等等。

        作者追蹤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在長江下游地區，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約為0.055%）三百多年來的變遷，證實前朝的精英在現代社會上層的占比仍然超過社會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會平均水平設為1——姓氏占總人口的比例和該姓氏在上層成功人士所占比例是同等的話，那么“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國三大姓”（張、王、李，占全國人口約22%）以及“地區三大姓”（顧、沈、錢，總數在兩千萬人以上）相比，其影響遠遠超過1，也就是說，他們的“代表比率”（RR，或 relative representativeness）遠超過了社會的平均值（五倍以上）。

        具體的計算，根據1820年至1905年（之后科舉被廢除）的科考數據，在鄉試（“中舉”）和會試（“中進士”）里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8.6倍（張王李三姓人口眾多，足以代表全國平均水平，故比率為1），是“地區三大姓”的4.7倍。其中例如江蘇武進縣的莊氏，在科考的表現極為突出,該氏族的RR達到了社會平均的15倍。

        廢除帝制進入近代共和以來，差別依然巨大。從民國政府的高官名錄（1912-1949）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85倍、“地區三大姓”的2.28倍；從著名大學的教授名錄（1912）來看，“精英十三姓氏”為“全國三大姓”的3.82倍、“地區三大姓”的1.88倍；從企業的董事長名錄（2006）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51倍，是作為對照組的“地區三大姓”的1.62倍；從中央政府的負責官員的名錄（大陸，2010）來看，“精英十三姓氏”則為“全國三大姓”的2.75倍、“地區三大姓”的1.46倍。

        事實上，“地區三大姓”（主要分布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國范圍內也是“精英姓氏集團”。它也明顯超出了“全國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國平均水平。上述的五個測評數據，顧、沈、錢三個姓氏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我兒子孫民揚在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撰寫經濟博士論文，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幫助整理了部分資料，我們父子對克拉克的數據、分析方法和結論詮釋曾有過討論。中國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姓氏卻是相當集中：大陸的三百個上下的姓氏（至少15萬人）覆蓋了95%左右的漢族人口，其中前100個大姓占了總人數的85%；而臺灣的三十個姓氏幾乎覆蓋了人口的全部（98%）。不比英國，姓氏（5人以上）多達270000個，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適合西方的社會，追索（成功）小姓氏樣本的長程變遷更簡便更容易。郝煜博士顯然注意到了這類差別，兩人在中國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調查了比如象“寧波范氏”、“海寧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變遷，結論仍舊不變。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從長計議，數百年來依然粘滯，并沒有因為社會體制、政治運動、文化價值的劇烈變動而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要變也是“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的長程演變，在他所謂的“普世常數”的社會流動性規律的范圍之內（大陸在0.71-0.90之間）。證據之一，是1949年后大陸和臺灣的分野，社會體制及其政治干預迥異，但在翻天覆地的折騰之后，社會流動性在兩者之間，相差卻甚小（臺灣的甚至略高一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直接參閱原書。

        《子孫照樣發達》一書今年三月正式出版以來，引起了社會關注和各界熱評。瀏覽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經濟學家的評議，很少能對書的數據模型、方法詮釋提出質疑的，盡管如此，書中提出的結論還是令人難以“下咽”。譬如，著名的哈佛經濟學教授B. Friedman認為，筆者亦有同感，“我們只能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規律不是事實。”

        在公共政策設計之上，這涉及到了一個更根本性問題。在爭議社會分配是否平均時，人們常是把“公正”、“正義”、“公平”、“平均”、“平等”攪和在了一塊，難道它們是一個概念嗎？如果確有區別的話，我們又應當在哪個層面加以區分？

        比如說，你不妨追尋自己周邊的人，同鄉、同學、同事等等，“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歷，以及他們前代的經歷。開改革放三十余年以來，各方面松綁的結果，社會資源的分配確實有了更多的差異，這樣的進展難道是更偏離“公正”了嗎？

        筆者倒是傾向于相信，競爭的場地怎樣平坦才能更符合人類的生存條件（human conditions），才能讓競賽博弈一輪又一輪地健康擴展，從而更廣泛地激發出全社會的創造能力。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設性的貢獻，為社會分配及再分配建立起長久和公義的基地，提供靠譜的指引。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語言學和演化心理學大師、哈佛教授Steven Pinker 的名著《人非白板一塊》（“The Blank Slate,” Penguin Books, 2002），也許能從中獲得一些有用的訊息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