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思想周報，我們持續關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占、殖民與種族清洗，其中意識形態是如何通過媒介和語言而被鞏固?，巴勒斯坦是如何被剝奪了“敘述的權利”。同時，新冠疫苗分配也成了持續升溫的話題，西方各國的少數族裔以及低收入群體接種情況是怎么樣的？

巴勒斯坦被剝奪的“敘述權”

以色列數十年的定居者殖民在近期達到高峰。伴隨著以色列當局暴力驅逐位于東耶路撒冷的謝赫·賈拉（Sheikh Jarrah）社區的巴勒斯坦居民，以及隨后以色列警方殘酷鎮壓聚集在阿克薩（Al-Aqsa）清真寺的巴勒斯坦抗議民眾，巴以沖突急劇升溫。截至5月16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帶的武裝沖突已進入第七天，雙方交火仍在繼續。15日，加沙地帶的一處難民營被以軍導彈擊中，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8名兒童。當天以軍還空襲了加沙地帶的一棟多層建筑，其中設有美聯社、半島電視臺等多家新聞媒體的分支機構。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自5月10日武裝沖突以來，加沙地帶已經有至少15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其中包括41名兒童，超過1000人受傷；在西岸地區，至少有13名巴勒斯坦人喪生。以色列方面則至少有10人在沖突中遇難。

早在4月30日，《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聯合創始人和總編、資深記者大衛·赫斯特（David Hearst）就在其文章《耶路撒冷將會爆炸——世界已經被警告》中警告世界，巴以沖突遠未結束，耶路撒冷氣氛緊張，正處于“爆炸的邊緣”。伴隨著以色利日復一日對巴勒斯坦的蠶食、猶太人定居點的擴大、愈演愈烈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清洗，以色列境內多地已爆發巴勒斯坦人反對定居者殖民的抗議，并逐漸演變成全國性運動。這些抗議者并非完全出于宗教動機，大多數也不是保守派，他們年輕、無統一領導，與法塔赫或哈馬斯關聯不強。“對于巴勒斯坦人來說，拜登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反應已經不再重要。他們被國際社會拋棄，被媒體無視，被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背叛，被不關心他們需求的巴勒斯坦領導層忽視，他們的命運現在只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在走上街頭。”赫斯特擔心，以色列當局陸續展開新一輪拆毀未經規劃許可建造房屋和驅除巴勒斯坦居住區居民的行動，可能會成為點燃更大規模抗議和沖突的一個導火索。

現實不幸被他言中。按照原計劃，以色列最高法院預計將在2021年5月10日就從謝赫·賈拉社區驅逐巴勒斯坦居民一事作出裁決。如果最高法院維持下級法院的驅逐裁定，則 13個家庭共計58人將被驅逐。5月6日，巴勒斯坦人開始在耶路撒冷聚集抗議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將做出的驅逐決定。抗議活動迅速升級為暴力沖突。5月7日，抗議民眾聚集在東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并與前來鎮壓的以色列警方爆發沖突，造成數百人受傷。在5月10日哈馬斯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并遭以方還擊后，“導火索”已將“炸彈”徹底引燃。

在半島電視臺的薩米赫·奧德看來，作為此次沖突導火索之一的驅逐謝赫·賈拉街區居民事件是以色列持續推進的定居者殖民全面計劃中的一步，為的是通過猶太人定居點將巴勒斯坦人隔離，利用分割和孤立戰術加強以方控制、瓦解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奧德提醒，仔細研究諸如石墻、定居點、種族隔離墻、過境點等建筑工程如何發揮作用，有助于辨清以色列定居者殖民的具體運作機制。從建筑的選址（如何將巴勒斯坦人隔離孤立起來），到建筑的地理位置（以宗教為由將定居點設于高地，便于監視和控制），到建筑的視覺語言（外墻使用“耶路撒冷石”以喚起猶太人的集體記憶；使用統一的“以色列民族”建筑風格），再到配套基礎設施（從設立天線接收信號逐步擴張到全面綜合的定居點），建筑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霸權和社會控制的烙印，滿足了以色列當局的政治和軍事目的。借助這一權力-形態學的分析視角，以色列數十年的定居者殖民進程愈加清晰可辨。

霸權不僅凝結于建筑中，也在語言使用中不斷再生產和強化。長期以來，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對以色列的暴行視而不見，借助特定敘事框架和語言選擇自然化殖民主義、遮蔽國家暴力，這在這次事件的報道中也體現的尤為明顯。BBC的相關報道標題稱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挑釁行為“作出回應”，全美廣播公司（NBC）的相關新聞標題“耶路撒冷緊張局勢加劇，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路透社的標題“耶路撒冷暴力事件導致火箭彈和空襲”，雅虎新聞頭條“被哈馬斯火箭彈襲擊后，以色列空襲加沙”……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些流行敘述將事件簡化和定性為“巴以沖突”，這本身就是在遮蔽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長期殖民暴行，“沖突”的說法模糊了施事者和受事者之間的區分和不對等的權力關系、道德關系，仿佛在暗示“沖突雙方均有責任”而且“雙方施展的暴力勢均力敵、旗鼓相當”。這兩點均和事實相去甚遠。

布蘭科·馬賽蒂克（Branko Marcetic）在《雅各賓》雜志發文指出，負責任的新聞報道會如實陳述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不是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哈馬斯發射火箭彈發生在以色列當局在被占領的東耶路撒冷的一系列暴行和挑釁之后，其中包括在伊斯蘭教最神圣的月份，由警方展開對伊斯蘭第三大圣寺阿克薩清真寺的襲擊，致使包括禮拜者在內的數百人受傷，以及11日以色列軍隊再度襲擊聚集在阿克薩清真寺的巴勒斯坦人。況且巴勒斯坦人內部也對哈馬斯的火箭彈攻擊看法不一，一些人相信，與拋棄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西岸領導人不同，哈馬斯的炮擊是巴勒斯坦軍隊保護人民的英勇之舉；其他人則認為，哈馬斯是在利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基層群眾運動成果。在政治上，事態升級對哈馬斯而言幾無損失而收獲良多。此外，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巴勒斯坦人民抗議以色列推進定居者殖民的大背景下——哈馬斯發射的火箭彈和巴勒斯坦人投擲的石塊都是對以色列持續的系統性驅逐、蠶食和鎮壓的絕望反應（相比之下，以色列外交部將發生在謝赫·賈拉的事件描述為“地產糾紛”）。還有一點值得強調，以色列對加沙的“報復”比所謂引來其報復的火箭彈襲擊要兇狠和致命得多。以色列是世界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且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支持，因此，“沖突”敘事中暗含的“雙方都有辦法對對方采取同樣的暴力”的權力動態根本不存在。用艾夏·卡圖恩（Asia Khatun）的話來說，傳統西方媒體的這些敘事語言選擇導致了一體兩面的后果：一方面，這些“沖突”被以聳人聽聞的方式報道以博人眼球；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的死去在這些敘事下淪為一種定期發生、不足為奇的平凡事件。殖民主義的正常化始于語言。

社交媒體審查和對學術自由的侵害構成了語言問題的另一組成部分。作家、詩人和獨立學者奧馬爾·扎赫扎在半島電視臺撰文稱，著名巴勒斯坦裔知識分子愛德華·薩義德于1984年提出的問題——巴勒斯坦人被剝奪了“敘述的權利”（permission to narrate）——時至今日依然存在，甚至進一步惡化。科技公司和社交平臺動用自己的審查權限愈加嚴厲地審查和壓制巴勒斯坦人的聲音，這構成了種族隔離的重要一環——“數字隔離”。例如，今年4月，在以色列政府和右翼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壓力下，線上學術活動“誰的敘事？什么是巴勒斯坦的言論自由？”遭到Zoom、Facebook和Youtube的審查和禁止。Zoom給出的理由是，與會者之一的萊拉·哈立德來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Facebook刪去了該學術活動的宣傳文章，并徹底刪除了有關AMED研究項目的頁面，堵住相關討論的發生。除此以外，最近幾天，許多個人用戶在社交平臺上記錄下以驅逐謝赫·賈拉街區巴勒斯坦居民為代表的以色列當局暴行，然而，這些用戶稱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一直在“系統性地審查”他們發布的內容，試圖通過刪帖和封禁帳號使他們噤聲。在當下，世界尤其需要聽到來自巴勒斯坦的聲音，尤其需要保障使用社交媒體發聲的自由和學術討論的自由，這對于讓世界目睹以色列的結構性壓迫和暴行而言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israel-jerusalem-palestine-ready-to-explode？fbclid=IwAR1akPWaOWwlJQrTpV3mjx0xwC2DSw-QysAItxvJMcjMX8Wb83vN1Cdjqv0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05/israel-palestine-sheikh-jarrah-al-aqsa-mosque

https://jacobinmag.com/2021/05/media-press-palestine-israel-gaza-violence-hamas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sheikh-jarrah-israel-palestine-western-media-coverage-euphemism？fbclid=IwAR39Gbm6hnen8I_aEcKJet9OAIbEuA5hhJC8UNnWPlNW1T9AFM94ZU7HzUU

疫苗分配與財富有關嗎？

隨著各國不斷推進疫苗接種，在一些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的疫苗接種率差距也被逐漸拉大。對于高收入群體而言，獲得疫苗接種是“理所應當”甚至”輕而易舉”的；但是對于低收入地區的人群而言，對疫苗的接受程度和接種情況仍然不容樂觀，而低收入地區往往是受到疫情沖擊最為嚴重的區域。甚至在某些地區，高收入人群更是通過種種方式“搶走”了本屬于低收入人群的接種機會、或優先接種到了有效性更高的疫苗；在這樣的狀況下，低收入社區的疫情問題無法得到緩解，更可能對整個城市乃至國家帶來嚴重的后果。

2021年5月13日，美國加州，人們接種新冠疫苗。

疫苗歧視與分配不公——新冠會成為一種“窮人病”嗎？

“央視網”在文章《疫苗接種中的種族歧視 美國少數族裔“被忽視”》中報道，據美國凱撒家庭基金會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3月29日，美國白人中有25%的人已經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而非洲裔與拉丁裔接種疫苗的比例分別為15%和13%。美國媒體指出，在疫苗分發、預約和接種等相關流程中，少數族裔相比白人均處于劣勢地位，導致有資源的白人能夠跨地區盡早獲得疫苗，而少數族裔只能苦苦等待。

首先，在白人、富人區隨處可見的疫苗接種站點，在少數族裔、低收入社區卻十分稀少。以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市為例，這里的梅特卡夫公園地區是典型的少數族裔社區，也是該市新冠肺炎確診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地區之一，然而在政府逐漸擴大疫苗接種范圍時，該地區卻并不在列。其次，由于普遍缺少網絡資源，大多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及缺少交通工具等原因，少數族裔很難在網上成功獲得疫苗預約。[1]

事實上，這樣的接種率差異與接種區域的收入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據KTLA5新聞報道，在洛杉磯縣，西區較富裕的社區和海灘社區的疫苗接種率最高，遠遠超過了洛杉磯南部和東部的低收入地區。布倫特伍德，韋斯特伍德，太平洋帕利塞茲，比佛利山莊，蘭喬帕洛斯維德以及沿海地區赫莫薩，曼哈頓和雷東多海灘等社區的居民中，有超過45％的人口接受了疫苗接種。而在例如康普頓（Compton）和博伊爾高地（Boyle Heights）等地，接種疫苗的人數不到（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在整個大流行期間，洛杉磯縣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是較為不富裕的社區，例如博伊爾高地（該地區的疫苗接種率最低），當地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據公共衛生局數據統計，截至4月23日，洛杉磯最貧困地區的新冠患者的死亡率仍然是洛杉磯最富裕社區的死亡率的三倍以上。[3]

《洛杉磯時報》在其報道中強調了為低收入地區的人們提供疫苗接種和健康保障的必要性。在過去幾個月疫苗供應量不足的情況下，決定哪個群體可以優先使用疫苗一直是個棘手的“道德問題”。洛杉磯的官員表示，“在這場疾病過去之前，我們無法安全地重新開放我們的經濟。誠實地說，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開放經濟），除非我們可以解決那些特別容易受到這場大流行及其致命影響的社區的問題。”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醫學社會學家理查德·卡皮亞諾（Richard Carpiano）表示：“一種新的健康治療或工具得不到公平分配是很常見的，這導致了獲得新免疫保護的人群存在差異。造成這些趨勢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美國黑人對醫療界的不信任，以及某些社區缺乏醫療服務提供者；拉丁美洲人可能不愿意相信政府的項目，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存入數據庫。健康研究長期以來一直表明，需要針對不同文化群體進行干預，比如在人們感到舒適的地方給他們接種疫苗。”[4]

但實際情況并沒有那么簡單，據《紐約時報》報道，在諸如華盛頓等城市，大量來自較富裕、以白人為主的社區的人不斷涌入疫苗預約系統，在有限的疫苗供應中占據了過大的份額，他們甚至涌入了過去專門服務少數族裔的非盈利機構尋求疫苗接種。

為窮人提供服務的“城市面包”（Bread for the City）的負責人喬治·瓊斯（George Jones）表示：“突然間，我們的診所里全是白人，我們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過去基本只為非裔美國人服務。”

在底特律，當地居民更是意識到了分配給不同種族以及社區之間的疫苗存在的差別。在沒有獲得有效率達到95%的Moderna和輝瑞（Pfizer）的疫苗的情況下，較為貧困地區的人們只能接種有效率為72%的強生疫苗。來自底特律的28歲黑人律師，羅根·帕特蒙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僅僅因為分發強生疫苗最為簡單并不意味著這是正確的。你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情況：種族隔離的、富裕的地區得到更好的疫苗，而窮人和更多的少數民族地區被告知，‘忍忍吧。’”由于這些區別對待的存在，低收入社區和少數族裔對于衛生局與疫苗的不信任感也在與日俱增。

要解決這個問題絕非易事。官員們擔心，挑選出優先訪問的社區可能會招致涉嫌種族歧視的訴訟。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能力取決于它們對自己疫苗撥款的控制程度，以及它們的政治領導是否與監督縣或州當局的領導一致。例如在以民主黨為主的達拉斯縣，共和黨州長與州衛生部門就否決了該縣首先向某些少數族裔社區提供疫苗的計劃。[5]許多地區試圖優先為低收入區域的少數群體提供疫苗接種的努力受到了極大的阻力，也因此被迫取消。

與財富無關，與防疫有關——另一種疫苗分配的邏輯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與美國和歐洲“富裕群體可以優先接種疫苗”的情況不同，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提出了“優先為窮人接種”的疫苗分配計劃。然而，被優先考慮的大多數墨西哥社區的病毒感染量相對較低，且大多數是農村或半農村城鎮，專家更是指出：那里的人們可以做好基本的防疫工作。哈利斯科州衛生部長費爾南多·彼得森·阿蘭古倫（Fernando Petersen Aranguren）說：“這在流行病學中是沒有根據的。” 阿倫格倫希望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達拉哈拉分發疫苗，那里已經有超過7.1萬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幾乎完全控制了疫苗采購和分發的聯邦政府卻向他提供了一張需要優先處理的小城鎮和村莊的名單，并要求他優先為這些地區提供疫苗。

奧夫拉多爾對于疫苗接種的安排非常嚴苛，甚至將醫護人員的健康置之不理。在政府為窮人提供疫苗的過程中，許多負責疫苗接種項目的護士和醫生都還尚未接種疫苗。“在這里很可怕，沒有疫苗就暴露在這樣的環境中，但我們能做什么？”分配到圣佩德羅的護士之一西爾維亞·加西亞（Silvia Garcia）說，“我們不能拒絕工作。”

奧夫拉多爾告訴記者：“我們從最偏遠的社區開始（提供疫苗），那里有更多的需求，而且那里沒有足夠的衛生基礎設施來應對新冠病例。”他駁斥了自己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疫苗的說法，并表示“這是一種冒犯。”但是在大流行期間，即使在失業率飆升的情況下，墨西哥政府幾乎沒有向該國的窮人提供經濟援助，許多批評家也指出，奧夫拉多爾的做法不過是為獲得選票的政治手段。[6]

和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不同，據《紐約時報》報道，在加拿大溫哥華市中心的東區，衛生當局決定優先為無家可歸者和邊緣化群體接種疫苗。作為加拿大最貧窮，最骯臟的城市之一，這個社區充斥著濫用藥物、貧困以及其他問題。自2021年年初以來，當地衛生當局為市中心東區的無家可歸者和居住在庇護所或輔助生活住房的人群免費接種新冠疫苗。該組織設立了流動疫苗接種帳篷，甚至向接種疫苗的人提供5美元的獎勵。

負責監督該計劃的衛生當局公共衛生官員Althea Hayden博士指出，為城市中最弱勢的人群提供疫苗是一項公共衛生任務：當地的人（感染新冠后）住院或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區人群的四倍。他們中許多人免疫系統受損，無法實施自我隔離，同時他們感染該疾病并將其傳播給他人的風險更高。盡管一些民眾抱怨，在自己無法獲得疫苗時，他們所繳納的稅款卻要用于資助無家可歸者的疫苗接種，但更多的民眾已經意識到了為邊緣社區提供疫苗的必要性。[7]

與奧夫拉多爾在不考慮城市實際感染人數的情況下，執意為窮人提供疫苗接種不同，衛生當局在溫哥華市中心的東區組織的接種，既為難以接觸到疫苗的群體提供了衛生保護，也直接對該市，乃至更大范圍內的公共健康做出了積極貢獻，兼顧疫苗分配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也應該成為各國衛生當局的防疫目標。或許，當官員說出“疫苗接種與財富無關“的同時，他們更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接種疫苗的本質，即創建一個人人更為安全、健康的環境。

參考文獻

[1]http://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jBIVdByKd7RzIC32fdu210408.shtml

[2] https://ktla.com/news/local-news/wealthiest-los-angeles-county-neighborhoods-continue-to-see-highest-vaccination-rates/

[3]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data/index.htm#graph-deathrate

[4]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21-03-05/california-is-flooding-hardest-hit-areas-with-vaccines-to-stop-covid-will-the-new-gambit-work

[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02/health/white-people-covid-vaccines-minorities.html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mexico-coronavirus-vaccine-lopez-obrador/2021/02/25/81c28c50-76ad-11eb-9537-496158cc5fd9_story.html

[7]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23/world/canada/vancouver-covid-vacc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