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生于鄉村的，真是一代被錯過的。60年代的人還趕上了“改革開放”，當60人于90年代下海時，他們還小；當世界環繞互聯網迎來新一輪巨大商機時，他們又顯得老了。但我們書店業喜歡70代，他們吃過苦，對家庭擔負過責任，對工作機會心存感激。

        給萬圣的蔣校長打電話問，我能寫你嗎？小蔣矜持了一會兒說，您定吧張總。嗯，那就寫嘍。

        萬圣現任店長因為姓蔣，所以員工們喊他——“校長”，當然有時也叫他“蔣店”，我們最會制造省略了，比如管物流部主任（管庫房的）叫“褲頭”。

        蔣校長來自綿陽，從他身上我識得了些四川人的特性，比如最愛認老鄉，一聽誰是四川人那可不得了，趕快要強調“噢，我老鄉！”自信心強，聰明但倔強，老對。碰上我這也很強勢的，不是他有時妥協于我，就是我有時要理解他。但我深知，他是那種肯定負責任，并能把事情支撐到底的人。

        校長來萬圣是因為他老婆。他老婆小吳1998年就在萬圣了，是我“一手培訓出來的”書目著錄員，我對書目著錄的遵循條規有強迫癥，萬圣的那一批錄入員中，只有小吳能在我的高壓下清晰地運用雖有規律但也要強記的著錄規則，不厭其煩。

        1998年夏，劉蘇里在京城南邊的六里橋租過巨大的庫房，院子有半個足球場大，廠房般的幾大間庫共近1500平方，寬、高、大，還便宜。擺上一排排二米多高角鐵焊制的貨架——那是我通過首鋼的親戚以噸計收廢鋼鐵買的他們淘汰的工具架——按地區、出版社上書，貼上統一架標，真有些一望無際！至今我還記得走在架間的愉悅之感，那一排排矗立著的堅實和豐富，令人也雄赳赳的。每周徜徉一番，全中國各地區最新的出版水準和信息，一覽無余。小吳當年就被調到那邊，因為她自覺，特別是愛干凈。當年那兒，即便是土地的地方，那也是每天要掃得能看見笤帚苗印的。

        前面提到的三個北大合伙人分手后，六里橋的庫房就太大了，我們便出租一半給一家廣東賣箱包的，他們管庫和負責修密碼鎖的就是如今我們蔣店，76生人。

        兩家公司的幾位青年每天吃住在一起，共用著敞亮的廚房和盥洗間，在用磚和水泥搭的尺寸標準的臺上比賽乒乓，黃昏時啃著黃瓜西紅柿打情罵俏，焉不成對，更何況我們小吳是小蔣老鄉，內江的。后來我問小蔣“你是怎么追上小吳的”，蔣說“到她房間看足球唄”。嗯，是啦，我記得小吳房間里的大電視機，不看的時候，白色純棉繡著粉花綠葉、花色還漸變的老式蓋布，對角線都不會歪地蓋在上面。可憐我完全不查員工“外遇”，直到有一天她來跟我告別，說要跟他回廣東總公司了。當時我真的很恨那個“看著挺老實的箱包那邊的小伙子”。

        2000年后，低端箱包業已經沒有了因打工者的遷徙帶來的火爆市場，并不貴多少的新型箱包材料、萬向輪的出現瞬間滯銷了原有庫存。便宜的晴綸棉令打工者再不用攜夾厚棉被、棉大衣來來去去，很像現在出國留學，再不用如早期還要帶鍋碗菜刀一樣。小蔣所在的箱包廠撤回廣東，萬圣因搬到成府路上，也退掉了那個巨大的曾成人之美的庫房。這樣的產業變化卻帶走了我們訓練有素的員工，真讓人神傷。小吳攜小蔣的告別火鍋宴我去沒去都忘記了，時間應當是2001年底。

        可是嘿，三年多后，她又把他帶回來了！那時我才比較認真地觀察小蔣，瘦瘦的，個子不高，高中沒讀完卻頗自豪地自我介紹在山西當過步兵，那時人家就屬北京軍區了……看我還在猶豫，他肯定地對我說：“張總我真的能干好”，多干脆的一句，我還能說什么呢，并且無論怎樣也要看小吳的面子。他們敢千里迢迢回到萬圣，那種感知和信任，甚至讓我看到了他們的情商和智商。那是2005年的早春天氣，小蔣穿著仿皮的黑夾克。

        小吳的家屬像當時所有的新員工一樣，先在庫房碼書三個月才調到店面，聽了幾次培訓課后，他的能量爆發了。他把責任區位的所有書都拿下來，再按區位要求重新上架，萬圣要求新員工不負責為讀者找書，只在區位整理。每天都能看到小蔣在那里搗鼓、搗鼓，再看他的架位，越搗鼓越有樣兒。我暗喜，小吳沒白給我們帶個人來。就這樣，一次次考評前常能看到他在新書臺那邊背書名，一次次找尋只剩一本的書會是他“立的戰功”，晚上打烊后燈全關了，偶爾有讀者電話囑要一本書說第二天一早就來取，他能摸黑在架位上找到，給早班的收銀員留好言。

        常說光陰荏苒，那批70年代生人的員工在萬圣突然就成老員工了。有些人回鄉結婚生子，有些人自立門戶開舊書店或上孔網賣書。堅持下來的小蔣便脫穎而出，升任了店長，并及時帶出了一批85后，培訓、考評、檢查，都不用我敦促。不自謙地說，他有一點很像我，就是會自己給自己布置功課。

        又三年，小吳懷孕了，是去是留對于外地的他們又是一次選擇。記得和他倆認真地談過，小蔣也說，不想讓孩子在老家被老人帶著，回家時看到鄰居的孩子在臟臟的地上爬，母親卻不在身邊，“我可不讓我的孩子在那么臟的地上爬”。我當然鼓勵他們留下，無論如何先在北京生產，可能會花錢，可能會辛苦，但對產婦、對孩子只有好處。果然，小吳難產。孩子刨腹生了，我又一次當了外婆，出生的當晚我就熬了骨湯到海淀婦產醫院看到了小家伙。我們員工不回老家，靠自己的力量和保險金堅持在北京生育，真讓人安慰，也為他們驕傲呢。

        那兩三年里，在萬圣戀愛、結婚、生子的不止蔣吳一對。

        但是2009年，當萬圣銷售非常穩定時，他們夫婦卻提出離職，要去云南種香蕉。當然要去呀，他們是從孩子出生就不得不想孩子怎么上大學的那部分人，我深深理解。

        說到“那部分人”，70年代生于鄉村的，真是一代被錯過的。60年代的人還趕上了“改革開放”，當60人于90年代下海時，他們還小；當世界環繞互聯網迎來新一輪巨大商機時，他們又顯得老了。但我們書店業喜歡70代，他們吃過苦，對家庭擔負過責任。那幾年我們大部分員工都要按時往家里匯錢，買豬崽、購化肥，有時還得從公司借錢救急，所以他們對掙到的錢珍惜，對工作機會心存感激。

        那時他們不是年年回家，為了省火車票錢都兩三年才回去過一次春節，所以我們每年都要想著帶他們到哪個度假村過年三十，而現在完全沒這個必要。他們小時候，鄉村社會還存在著，幾代家長都在身邊，對長幼尊卑還有意識，能夠很自然地尊重來書店的長者和知識人，還講究長者先行、見面打招呼這些禮儀，特別是有耐心接受工作訓練。那時的鄉村還有些最后的鄉秀，還端得出些鄉紳的余韻，所以那時的鄉村青年有些即使沒讀義務教育的高中，也還受過“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的影響，染有些鄉秀的風骨，對書籍、讀書、和讀書人，天然相通。而八十年代中國的讀書大潮70人也趕上了，書籍的美好地位在他們的心中有烙印。所以他們是最適合做書店的一代。我們現在的員工里幾位70代是員老、骨干、是寶貝，是我最驕傲也最信任的同事。

        話回蔣店。他要去云南的消息甚至驚動了我們的一些讀者，他們熟悉他，不少留書取貨存錢的事都找他。聽說他要去自己創業，還為他擔心，怕他賺不到錢?？晌抑佬∈Y“想去試試”的心情，他想為孩子攢下筆“大錢”。把老婆孩兒托回老家后，他獨自一人去了云南邊境。常打電話來，我們也給他打。曾在電話里聽他描述：一個人在中越邊境，盛夏，怕化肥丟，要整夜睡在化肥垛上。雇的越南人懶，不得不早晚盯著他們給每顆香蕉苗澆水施肥。養的8只雞全被偷了，拎起菜刀就追也沒追上，因為突然想起棚里還煮著方便面，孤獨地聽著雞們哀鳴聲漸遠。沒有網絡、電視信號也不好，遇上大賽，深夜恨不能與住在店里的老同事實時電話才能解其足球之癮……過春節時，他們夫婦都會來祝福電話，小蔣還跟我談小吳“太慣孩子”的事，小吳則說他又投了幾萬，我只能信他這一輪賭注。

        總之啦，第一輪香蕉終于收了，我們也收到了整箱的香蕉干。種瓜得瓜，香蕉收成又終于穩定了。那幾年我們都愛打聽香蕉的收購價，盼著蔣吳一家能及時趕上好價格。

        日子不得不這樣過著，我們失去了好員工，卻有了大江南北的惦念。新員工一批批來著走著，我眼看著他們每一撥里能濾出一兩位，找到他們喜歡又適合的位置。畢竟，總會有人選擇這種平靜而文雅的生活。

        但是，我沒想到的是，2012年年底，就在我們剛從成府路123號搬到59-1后，蔣店回來啦！12月9號新店開的，他15日回來的。13年春，小吳也帶著孩子北上回到萬圣。天賜萬圣，我很有福氣。

        如今，萬圣搬到成府路59-1已經快兩年了，蔣店已成老蔣，他帶出了幾位90后，又帶著大家把書店的架位折騰了幾輪。我已經把好多原來由我作決定的事交給了他，種香蕉已經讓他學會了更全面地考慮事情，他對店里大情小事的駕輕就熟已完全令我放心，而且我們的老員工都肯協助他。

        如今，每當店員因為遇到問題大老遠地喊“校長——”，老蔣那務實、謙遜而利落的回復，真令人感慨，一個青年成熟了。

        不說別的，每月由他分配的銷售獎，我沒說過要求，但他沒分給過自己，從沒。固然他的工資比別人高，但他的這一舉動我看到了，沒說過什么但記住了。

        再看看他們的孩子，今年已經在北京海淀上一年級了。萬圣給開了各種證明，校方問孩子父母在哪里工作時，居然有老師知道萬圣。小吳在周末常帶孩子來店里，小妹妹很漂亮，小洋人一個。他們，將是完全不同的一代！希望他她長大后能夠看到我今天對書店、對書店人、對他們父輩的記述。

        我應承了給他們的女兒買個好牌子的拉桿旅行箱，讓她回老家時自己拉著。

（本文是“萬圣書園老板娘的萬圣日記”系列連載的第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