瓢潑大雨天，跟陸谷孫先生約了上門采訪。他住處的過道里，一位老爺爺給還在嬰兒車上的孩子念格林童話，起初安靜的孩子突然被逗樂，咯咯直笑。

        之前澎湃新聞記者告知他獲得兩年一度的上海學術貢獻獎時，陸谷孫也是在電話那頭咯咯笑。他再三推辭采訪，說最近一直吊水，身體欠佳，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并不想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也不愿再玩老先生們輪流互評得獎的游戲。

        這位陸谷孫，人稱“陸老神仙”，是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編寫過文革時期的《新英漢辭典》以及后來的《英漢大詞典》，同時也長于莎士比亞文學。

        陸谷孫最后還是接受了采訪，但他也再三強調，編字典的影響并沒那么大，而且也是集體的功勞所致。他堅持在《英漢大詞典》再版時附上第一版編寫組的名單，其中有些人已相繼過世，他則關照出版社也不要給他們的名字打黑框。

        眼下，他在編撰《中華漢英大字典》，他摩挲著校譯的一卷紙，在紙上添刪勾劃，興之所至還會增加一句戲謔放在勾畫的氣泡里，“Don’t take all your readers to be bloody fools!”（別把你的讀者都當成大傻瓜！）。

        他像孩子有了驚奇發現一般，指著紙上的“轟趴”（在家開派對，Home Party的臺灣說法）二字問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你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嗎，我之前不知道呢。

        一會兒陸谷孫又說，你看“滿臉橫肉”怎么翻譯呢？我想到的譯法似乎也很勉強。

        “敏而好學，赤子之心。”學生丁駿這樣評價已逾古稀的他。

        陸谷孫向澎湃新聞說出了自己的構想，以后的字典應該是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使用者同時也應該是編寫者，互動性就像維基百科一樣。

        他說自己編字典是尋章摘句老雕蟲，但時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數字化人才。

        他幾乎大半生歲月，與字典難舍難分，而他目之所及，一步步看著它不再揮舞政治的大旗，乃至掙脫原有的物理屬性。

 “以學為先”的家風

        1940年，陸谷孫生于上海，因母親早逝，后來父親陸達成去遠方工作，陸谷孫便被送回家鄉余姚，由祖母一手撫養，但學業進退仍由父親每周至少一信“遙控”監督，陸谷孫稱之為“龍文鞭影”和“長轡遠御”。

        陸谷孫說父親是個非常驕傲的人，但卻一貫秉持“以學為先”。

        “1949年，上海解放，別人都從上海逃亡香港，父親則從香港返回上海。父親那時的老板是后來香港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云。父親無法忍受身邊的人們在麻將桌上聊度余生，于是向老板提出辭職。董浩云當時還特地從公司總部東京趕到香港挽留他。這算是很大情面了，還是沒留住。回上海不久，父親又去了北京的中科院工作。”陸谷孫娓娓道來。

        父親常掛在嘴邊的話，“小富即可，大富則不敢。” 這點對陸谷孫影響很大。

        “1980年我到美國，碰到了董浩云，他操著寧波口音說，小陸先生我想送你一樣東西，你就拿你爸的中國航運書留我做紀念。我當即說不要。事后他寫信給我父親說，達成先生，家風不滅。”

        “還記得有一年開始購房熱，我宿舍里面就有個朋友拼命想辦法鉆研要買幾套房子，我當時還笑他，你買那么多房，12點睡一套，13點睡另一套，14點再換一套，睡得過來伐？”

        學生張楠說起陸谷孫，認為他擁有學界“難得的沉靜”,“陸先生是不喜歡到處出差做學術交流，確切地說，不喜歡打著交流的幌子四處玩樂。”

        他在采訪中說，父親當年學法語、做翻譯，對他之后的語言學習也不無影響，“每個人的化學成分不同，可能我語言方面的化學成分多些。”

        陸谷孫在1949年返滬，當時國內一邊倒向蘇聯學習，因之他中學階段學了六年俄語，俄語就此在他生命中留下潛移默化的烙印。“這次住院，有學生給我拿了點音樂過來，發現喜歡的都是蘇俄當年的曲子。柴可夫斯基、格林卡、里姆斯基·柯薩科夫……蘇聯倒是沒把沙俄的文化消滅得干干凈凈，沒有出現‘破四舊’。”即便如今身體抱恙，他還是沒有放下對文化的反思。

        陸谷孫以俄語作為外語考大學時，全國只有八個院校有英語系，他后來順利進入了復旦大學的英語系，因為完全沒有英語基礎，他去了慢班學習。

        興趣與稟賦的統一讓他在“慢班”學生中得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陸谷孫在大四時遇到了林同濟，他是陸谷孫的莎士比亞啟蒙老師。當時林同濟“右派”的帽子剛剛摘掉，由于他的講課風格和講究的英文表達，三個班60多個學生吵著都讓他教。林同濟除了講莎士比亞，還會自己翻譯毛澤東的詩歌，跟官方版本做對比。“官方翻譯的肯定也不是等閑之輩，但我們都覺得他翻譯得比官方好。”陸谷孫記憶猶新。

 “加加加，你們就知道加！”

        陸谷孫說起最早開始編字典，實屬無奈。

        文革開始后，紅衛兵當家，軍宣隊、工宣隊被派駐學校。恰逢陸谷孫女兒滿月當天，他在家里支起了圓臺面請客吃飯，突然來了兩個紅衛兵，讓他卷鋪蓋，帶糧票，押他至學校。

        “他們覺得我這種人不能教書，上臺就是放毒，于是發配我去編字典。”陸谷孫說。

        除了編字典，就是政治學習，開批判會、拉練（編注：文革時期以“練出鐵腳板”為名，日行數十公里）。每年開學他還會被領到學生面前，讓學生知道這是個“有問題”的人。

        陸谷孫回憶起編字典的伊始，“要遵循幾點，比如赤腳醫生好，‘五七’干校好。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蘇聯的修正主義一定要批判。領導會拿著個小本到編寫組問，你們看，批判到百分之幾啦？美帝蘇修的批判句子比例要大致持平”，“后來排字已經排成樣子了，我們看這個字典實在沒用，于是決定偷偷地‘救’這本書。”

        彼時，陸谷孫在為四人幫寫作小組翻譯外報外刊，偷偷收集了很多東西，隨后悄悄放入《新英漢辭典》。

        “有人監督，但他看不懂我們在干嘛。”監督的人看到陸谷孫在內的一群編寫人員執行速度放慢，又“打翻了墨水瓶”——在校樣時把紅筆、藍筆、黑筆交叉地畫在小樣上。

        于是工宣隊的干部急了，“加加加，你們就知道加，加什么死人骨頭？”

        1975年，這本《新英漢辭典》終于付梓，商務印書館的陳翰伯和陳原突然給陸先生發來外報外刊的評論，其中包括《南華早報》、《遠東經濟評論》、《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報道中稱，雖然中共出的字典是一份政策聲明，但不能否認它有許多新的東西。

        讓陸谷孫欣慰的是這本字典最后銷售了一千萬冊，“幸好加了這些內容，這本字典在文革后也沒有馬上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到了《英漢大詞典》的時代，陸谷孫還沒電腦，只有打字機。他收集著各種各樣的句子，將四張紙加三張藍印紙卷入滾筒打出四份，陸先生說，那么多紙，當時打字機的滾筒都滾不起來。“我編了這樣48頁的材料，葛傳槼先生譏諷我說那些句子是孤例，不能說明問題。因為那時有流行說Solitary swallow doesn’t make summer.(孤燕不成春)，于是后來我就把這48頁的材料稱為“孤燕”（solitary swallow），還特地給了葛先生一份。”

        陸谷孫在采訪中多次強調，一本字典沒那么重要。話雖如此，“這本字典現在看來也是‘神’一樣的存在，這跟他的雙語造詣和人格魅力分不開。”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黃昱寧說，她母親也恰好是陸谷孫的學生，所以她常常在公開場合叫他一聲“祖師爺”。

孤傲的“憤”老

        學生張楠也向澎湃新聞記者談到，陸先生具有真性情的幽默，而同時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他原來仿效為藝術而藝術提出過“為英語而英語”（English for English’s sake），他更多追求的是智性愉悅（intellectual delights）。

        黃昱寧說，后來出版社成功“忽悠”他翻譯了格林的自傳《生活曾經這樣》，他倒也不計報酬，只在乎內容上是否對他有觸動。

        陸谷孫之前獨居于復旦大學老宿舍樓的底層，因采光欠佳，他樂呵呵名之“洞府”。最近“洞府”裝修，他暫住別處。夫人和女兒早年就定居美國，他常年由一位胖阿姨照顧其飲食起居。

        他習慣飯后問胖阿姨，“把熱毛巾給我，今天是‘地主’還是‘貧農’啊？”

        所謂“地主”和“貧農”即熱水毛巾和溫水毛巾。

        胖阿姨也只能搖搖頭同不解的來客說，什么思想覺悟啊，“三反五反”都那么多年了。

        當被澎湃新聞問及，獨居陋室會否覺得孤單，他笑笑說，還好，已經習慣了。

        陸谷孫的夫人是他當年的學生，比他小6歲，當時只能秘密來往。他在2006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曾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們那個班就寫我的大字報，我妻子是惟一一個不簽名的。這個事情讓我還覺得……不錯。”

        他現在同澎湃新聞記者說起此事，仍然感動于夫人的勇氣，“要知道1966年，院系所有老師和同學都知道大字報上獨缺她的名字”。

        如今，女兒已是職業律師，而夫人業已是一家醫藥公司的管理層，她倆已逐漸適應了美國的主流文化生活。陸谷孫去美國、英國多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蟲叫起來了，就想到小時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個人生活著，但也自得其樂。

        據他的學生們介紹，陸先生腿腳尚健時，有著固定的散步路線：過邯鄲路，從正對國順路的2號校門進入本部，經光華樓西側，上“本北高速”，繞相輝堂草坪，至燕園，自正對國權路的校門而出一程下來，耗時約40分鐘。因此復旦大學“日月光華”BBS偶爾會有“傍晚看到陸爺爺了”的帖子。

        陸谷孫自開博客之后，每周一兩篇更新，很是勤快，看新聞時，路見不平，揮筆相助，會抨擊城市的“嘉年華綜合癥”，也會對央媒的報道立場嗤之以鼻。“寫個一兩千字，也挺痛快的。”陸谷孫說。

對話陸谷孫：

        澎湃新聞：文革時期編字典時，勢必會經歷一種矛盾，邊要批判美帝蘇修，還邊要學習汲取外語的菁華。

        陸谷孫：就是矛盾。而且根本不談汲取文化上好的東西。開始我們出去征求意見，那些工農兵讀者的建議很奇怪，比如他們提出字典可以編作兩部分，積極詞匯和消極詞匯，革命是積極詞匯，資產階級是消極詞匯，那吃喝拉撒睡算什么類型的詞匯？不過最后幸好沒采納這一建議。我記得最初編的字典相當革命，像例句里會有“喜兒打了地主一下耳光”。

        澎湃新聞：最早讀的莎士比亞作品是哪部？

        陸谷孫：就是最流行的《哈姆雷特》，順著讀完了四大悲劇中剩下的三部。我教書后精講悲劇《哈姆雷特》、《李爾王》；喜劇《第十二夜》、《暴風雨》；歷史劇《亨利五世》。

        澎湃新聞：自己有偏愛嗎？

        陸谷孫：當然有，早期我愛讀《哈姆雷特》，從外形、品相、氣質都很喜歡，但要把它讀懂，才有味道。像哈姆雷特講的這句話，“你怎么還是那么不開心，臉上還是郁郁寡歡，接著一句是“I’m too much in the sun.”，光這句話就有40多種解釋，很有嚼頭。

        1962年我大學畢業，我們這屆畢業生參與的英語版《雷雨》成功演出，大家預備排演大戲《哈姆雷特》，可是1964年“千萬別忘記階級斗爭”一來，大戲就此擱置。

        到了老年以后，我更多會念《李爾王》，不太念《麥克白》這種關于篡位或者政治斗爭的書。莎士比亞的魅力在于，38個劇畫面好看、人物豐富，高貴的、低賤的、幽默的、哲理的、文的、武的……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國外同樣編字典的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陸谷孫：約翰遜本人是個自大狂，博覽群書、富有學識但又喜歡賣弄。但跟他倒有共通之處，比如骨氣和蒙羞的苦楚（Bitterness of being insulted）。他編了字典后給羅斯特菲爾德爵爺大人寫信揶揄，我當時是個微賤的人，在你的門房里待了多久你也不理我，現在字典編成了你倒是要做保護人了。我在《英漢大詞典》第二版作序時，我也有些跟約翰遜一樣的傲氣，也試圖步他的后塵，可惜沒做到。

        澎湃新聞：怎么會沒做到？

        陸谷孫：畢竟時代不一樣，那是一個出偉人的時代。我們現在是“群眾運動”的年代。而且《英漢大詞典》也就是收詞多一點，有什么大不了呢？字典里有些詞條可能是無數人查閱的，而有些詞則幾乎零人次查閱，約翰遜在這方面卻還是很下功夫。人說，靠字典學好外語，但是我認為單憑詞典你學不好外語。

        澎湃新聞：聽說原來錢鐘書給你寫信說，希望你女兒能像字典編撰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ey）的小孫女一樣給你著書立傳。

        陸谷孫：錢鐘書寫信的時候客氣得不得了，不能當真的，哈哈。我的老師徐燕謀是錢鐘書父親錢基博的得意門生。當時我做了兩三個月徐老師的研究生，他看了我寫的文章后說，你可以試試看，讓錢鐘書來指導你。我當然很開心啦。之后錢鐘書來信自謙說自己不夠資格指導陸谷孫。

        澎湃新聞：那你覺得他說不夠資格是什么心理？

        陸谷孫：是不夠資格，哈。所以我也有點約翰遜的傲氣，既然你不收我，我也不來討饒。后來英漢大詞典要題書名了，本來也不是讓錢鐘書寫的，是讓中文系系主任朱東潤教授題，他書法好，又是英國留學生，還是我宿舍鄰居，我們一老一小常在院子里走來走去。但他說自己年紀大了，寫字手抖，還是讓錢鐘書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