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4年9月2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9月22日，人民日報客戶端推出人民日報記者劉維濤署名文章《習近平為何高調談協商民主？ 》。文章指出，習近平講話全文9100余字，其中近一半的篇幅在闡述“協商民主”種種，軟件統計結果，講話提到“協商民主”四個字，計25次。全文如下：

        昨天晚上，請一位來北京開大會的老朋友吃飯，他的身份是一位市級政協的研究室主任，此行是來參加慶祝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的。剛一見面，便見他面有興奮之色，幾杯酒下肚，談興漸濃。話題不離一個詞：“協商民主”。?

        “習總書記今天講得很解渴，”他說，“這個講話是要留在歷史上的，它大概標志著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協商民主，進入自覺而深入的實施階段。”話說得真誠而懇切。?

        晚上回來，迫不及待地找出講話來看。總的觀感，這的確不是一般程序性講話，從幾個數字可以看出來。講話全文9100余字，其中近一半的篇幅在闡述“協商民主”種種，軟件統計結果，講話提到“協商民主”四個字，計25次。?

        從十八大報告首提，到三中全會部署，再到習總書記此次高調講話，“協商民主”登堂入室，逐漸蔚為大觀。有學者指出，協商民主或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突破的一條重要路徑。那么，怎么理解協商民主呢？?

        先從一個歷史場景說起：“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這是作家何其芳對抗戰時期延安的描繪。?

        這是一幕令人向往的歷史場景，充滿朝氣的中國共產黨，讓邊區和抗日根據地成了當時中國最具魅力的所在，這種魅力來自清廉務實，更來自民主，來自一種叫“三三制”的政權組織形式。?

        共產黨員占1/3，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中間分子和其他人員占1/3，而他們身后，分別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正是這種天才式的政治架構，讓抗日階層的利益得以調節與平衡，實現了全民族的大動員。?

        回頭來看，這也正是協商民主的濫觴。三三制政權，當然是在中共的領導下，那怎么實現領導呢？毛澤東說了：“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這次帶有實驗性質的民主實踐，為中共日后的協商建國理論乃至政治協商制度積累了豐富經驗。也難怪，當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產生后，在討論代行人大職能的人民政協是否有必要存在時，毛澤東給出了明確的意見：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

        顯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這棋便是尋找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構架。而協商精神，在其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如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的那段經典論述：“國家各方面的關系都要協商。”“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

        制度背后是文化，這朵民主之花，為何在中國大地上生發，也有其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包括我們看影視劇，常常會從肱股之臣的議政場所看到一副匾額，上書“一團和氣”四字，可見這四字在當時并非貶義。和是追求的結果，求同存異應是題中之義。所謂“和合文化”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密碼之一。?

        那么，如何理解從十八大開始涌動的協商民主浪潮呢？竊以為，這與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三個自信”密切相關。當我們試圖理解和解釋中國65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奇跡時，制度優勢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作為一個經濟體量已居世界第二的大國，如何在制度文明層面為人類作出貢獻？驀然回首處，協商民主呼之欲出。?

        且不說人民政協已經有了60多年的生動實踐，正如習總書記在講話中講到的：“協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單就基層自治來說，協商民主已經彰顯出威力。比如被譽為“泥土里長出來的民主載體”的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會，便是創設一個協商平臺，讓各方利益主體暢所欲言，表達訴求，尋求共識，解決問題。十幾年發展下來，這個會的能量如今不得了，它不僅調動了老百姓的積極性，還將人大、政協等政治機構全都拉了進來，成為一個基層自治的有效模式。?

        推動協商民主，還與一個宏大的主題相關，那就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每年兩會上，政協委員的仗義執言總令人印象深刻，也因此誕生了不少“大炮”委員。這背后即是協商民主的魅力：暢所欲言。利益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治理這樣的社會形態，處理好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顯得尤為重要。網絡日昌，表達日盛，但吸納利益訴求和表達的常規性渠道明顯不足，表達的無序狀態對社會理性不僅無助益，很多時候還會形成戕害。發展協商民主，就為日益多元的表達，提供一種制度性通道，來容納廣大群眾參與與表達的熱情，從而擴大有序政治參與。?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傳統管理思維已日漸式微，一項政策的落實單純依靠強制推行，已非良策。如果協商民主發揚得好，局面就會改觀：事前與老百姓充分溝通商量，吸納民意，則出臺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同意”基礎上的，會獲得更大的合理性，執行起來便更加順利。?

        也正如習總書記用口語化的表達所闡釋的：“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內部商量好怎么辦，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夠，要想把事情辦成辦好是很難的。”?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習總書記一句樸實的話，點出了民主的本質，其實是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安排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因此，從制度設計上講，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結合，構成了我國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這種制度不僅解決了權力來自哪里的問題，還解決了權力如何運行的問題。?

        當然，協商民主作為一種民主制度，真正煥發它的制度效能，仍需要不斷探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化。只有增強其制度剛性，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協商。根據公開的資料顯示，中央有關協商民主的指導文件，正在制定過程中，將會對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闡述和規范，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規范有序的、合理的、可操作的制度體系。?

        我們當然要期待這樣的生動場景：協商民主廣泛實踐，使社會活力充分釋放，民意與民智通過各種協商平臺匯聚而來，與決策層實現便捷通暢的對接。每個人都有參與熱情，都能對政策產生影響。這種好的民主制度，當年延安“窯洞對”，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問題時，已經有了展望：“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