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被稱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國內海外重量級學者再上莫干山。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暨1984年莫干山會議30周年紀念，9月18日于莫干山舉行。

        1984年莫干山會議，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全國性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這次會議讓一批青年經濟學家脫穎而出，他們的建言為政府所采納，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這一次，依舊云霧籠罩的莫干山除了再度迎來新一批的青年學者外，也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代表們重新聚首于此。昔日他們只是初入江湖的熱血青年，無意間踏進了歷史的轉折點；如今他們多已功成名就，成為支持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政府領導、著名經濟學家、投資公司董事長……

        獨立學者柳紅認為，1984莫干山會議應界定為自民間發起、得到體制內支持的會議，并由于其獻言獻策對改革決策發生實際影響而成為傳奇。但柳紅同時強調，那次會議更加彌足珍貴的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在那個風起云涌的年代——一個個青年學子激動地發現，自己肩負起了探索中國未來的擔子。

        2014莫干山會議開幕大會，特別請出這些“昔日青年”講述他們的回憶與經驗。以下為他們在莫干山的云霧之中，迫不及待地要告訴這個時代的話：

當年，青年人把莫干山打造成了一個思想市場

        貝多廣（一創摩根原CEO）：30年前，我還是一個上海財經大學的普通研究生，當時比較學院派，老師很多是海外歸來的。有媒體來學校征稿，我有幸被選為學校的唯一一個代表。就這樣，一名書齋學生被拉入改革的大潮。一到莫干山，討論的居然都是總理部長關心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張維迎等北方來的人口若懸河，我甚至有點對不上話。我回去之后，像一個火種，把思想帶到了跟社會改革有點距離的地方。第二年我們學校去了三個代表，大家不光研究美國英國的問題，還研究中國的問題，這對這一代年輕人帶來很大影響。

        常修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30年前，我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一個青年研究人員，1984年，黃江南等人來南開跟我們溝通，南開表示支持他們辦會。我們送他們到天津東站返京，就在返程路上，莫干山會議的開會通知被起草出來了。1984年莫干山會議不講學歷、不講職務職稱，全部參會人名錄上，沒有職務職稱那一欄。

        黃江南（美國查頓資本有限公司高級合伙人、董事）：我們曾經以為，改革是長輩們的責任；而從那天起，我們年輕人覺得是自己的責任，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國家能不能搞好，要怎么搞好。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我們現在沒有資格被稱為中青年了，但是就我和我周圍朋友的心態來說，我們還是把自己看做中青年。今天談莫干山精神，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組織和參加的一批朋友，都是有上山下鄉、去農村、進工廠的經歷的。長期的基層經歷，讓大家看到了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并著力于思考如何推動改革來改變現狀。尋找出路、參與變革，這就是我眼里的莫干山精神。

        蔣泰惟（浙江省科技廳原廳長）：當時我們都是三十上下，沒什么職務，只有一腔熱血，都是熱血青年，從事經濟理論研究。雖靠征文入選，但在會上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即興發言。小組日夜激烈討論，再把精彩觀點匯集起來，再到大會發言。我講的是浙江企業改革的經驗，不是很抽象，比較務實。在我看來，莫干山會議的價值，不僅在于提出了雙軌制問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漸進式改革。中國不像蘇聯那樣采取休克療法，這是中國社會改革成功的重要經驗。

        柳紅（獨立學者）：在我看來，莫干山最重要的價值還不是獻計獻策，而是思想解放。如今媒體強調比較多的是雙軌制等實際政策，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上呈的報告，而是當年這七個組的報告文件中，沒有任何陳詞濫調，是年輕人自己為自己爭取的舞臺，并進而推而廣之。莫干山不是小眾的，而是大眾的；不是小圈子的，而是五湖四海的；不是從概念出發的空談，而是接地氣的；莫干山會議是一個思想市場。

今天，步入深水區的改革依然需要青年人的探索

        黃江南（美國查頓資本有限公司高級合伙人、董事）：上一次改革是通過從制度改革來完成工業化，而現在的改革則面臨著從物質生產到觀念生產的轉化，這一轉化面臨著三個障礙：

        一是這一轉化的相關研究，缺乏經濟理論前提。我認為“服務業”是一個不準確的說法，這說明我們在觀念上不把非物質的產品生產當做生產，而當做服務。目前中國的“服務業”已占到生產總值的40%，而我們面對這一現實并沒有合適的理論。現在的改革已不能再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剛剛改革開放時，我們還能夠摸著搞工業革命時英美留下的石頭過河，而現在連石頭都沒有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希望年輕人適應新的經濟轉型，拿出我們轉向非物質發展方面的理論。

        第二，由于我們缺乏相應的理論，政策轉型也就缺乏依據。例如在國際市場上對光纖進行風險投資時，我們就沒有趕上。如今看來，光纖產業涌入風投、繼而破產，這是新經濟的規律，如果沒有這一輪破產，就沒有今天信息產業的繁榮。當時很多人認為避免了經濟崩潰，事實上是我們錯過了一輪更好的發展機遇。

        第三，我們對企業行為的研究也相對落后。舉例來說，現在很多人愿意花錢去享受更好的醫療條件，但新醫院的審批依然十分困難。因為我們并沒有把醫療當做生產。我和朱嘉明教授在努力從理論上開拓新的領域，試圖開拓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嶄新課題，提出“觀念經濟學”。我認為這個領域應該有更多的年輕人跟上來，拿出新的理論、觀念、政策，這樣我們的經濟才能順利的轉型。例如，我們即使換用更高效率的設備，依然不能解決產能過盛的問題，我們真正的轉型在于擴大觀念產業的比重，把我們建設為一個在物質生產與觀念生產兩個領域都發達的大國。

        常修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都說現在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我認為與1984年相比，“深水區”的說法有三個原因：一是當年的改革者有激情和熱情，社會也相對開放；而現在社會已經分化，形成多個利益群體。坦率地說，現在就算是農民也有他的“利益群體”。例如，最近黨中央決定要進行戶籍改革，其實這個提法已經有十年了，并不新鮮。但如今的農民因為地權等復雜問題，并不一定都愿意轉為城鎮戶籍。這說明目前改革的復雜的程度明顯提高了。

        第二，“文革”結束不久，百廢待興，為了打破“大鍋飯”的局面，特別要強調效率，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三十年之后，社會明顯進步了，所以現在更多強調公平，但同時也不能不講效率。這二者怎么平衡，難度更大。

        第三，如今我們已經基本建成法治社會，有了龐大的法律體系。當年的改革是不破不立，如今的改革必須尊重這個體系。深化改革必然涉及現有法律體系的改革，比如公司法、行政法的修改，更深入的問題甚至涉及憲法。這些情況都注定如今的年輕人要改革，難度確實比我們當時更大。

        黃江南（美國查頓資本有限公司高級合伙人、董事）：如今，我們要把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一個主題，研究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如何參與全球治理。我們要由一個文明的單元，走向文明的交融；我們要研究在中國的大地上，中華文明和世界先進文明怎么互相包容。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我們當年上山的那批人，即使學了一點經濟學，也是東拼西湊。那時候能看到什么書就拿什么書來讀，有馬克思就讀馬克思，有薩繆爾森就讀薩繆爾森。做研究時，我們也沒有多少統計年鑒可以用，要找數據很困難。激勵我們前進的，是改變、突破的迫切愿望。現在的中青年就很不一樣了，你們有正規的教育背景，知識完整豐富；你們應該以更好的條件、更開闊的視野，同時以有接地氣的精神，把研究聯系到老百姓的實際需要。

        今日的青年人似乎依然有著不輸給老一輩的討論熱情。就在最后的觀眾提問環節中，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凌斌走上講臺，發表了一番令人意外的演講——凌斌高呼：“我認為今天這個會沒有莫干山精神！”

        繼而凌斌發出了詰難：“臺上臺下的各位朋友，你們開會愿意這么開嗎？愿意聽一些大佬講他們三十年來一直講的東西嗎？我認為，如果這些大佬沒有新思想，他們就應該從臺上下去，年輕人應該坐到上面來！”在一片掌聲和哄笑聲中，臺上的當年改革豪杰們，紛紛笑著離開座位，回到臺下就坐。

        然而，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又是否已經做好來到前臺的準備？本次2014年莫干山會議設置了多個青年分會場，由青年學者領銜、以8-10人的圓桌會議方式，就城鎮化、地方債、邊疆民族、勞資問題等多個影響當代中國的關鍵問題展開討論。澎湃新聞后續將推出本次莫干山會議青年圓桌的相關報道，或許，這些論壇討論水準的高低，才意味著今日的青年學者是否已有資格“坐到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