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始皇”：一千年以后的翻版“秦始皇”

        說起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帝王，人們自然會提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緬甸歷史上也有類似的“英明領袖”，緬甸人稱之為“三大帝”。其中，第一個統一了緬甸的蒲甘國王阿奴律陀位列“三大帝”之首，他在緬甸的歷史地位與中國的秦始皇相當。

        

每年建軍節，緬甸軍隊都要在首都內比都的三大帝廣場上進行閱兵儀式，三大帝的雕像中，最左邊的是第一個統一緬甸的蒲甘國王阿奴律陀。

        這位“緬始皇”上位的過程，竟也與秦始皇有些相似。盡管沒有呂不韋、嫪毐之類的“仲父”、“假父”，但蒲甘的前朝諸王也沒少做有違綱常之事。在阿奴律陀很小的時候，其父王的養子發動宮廷政變而奪下王位，父王被趕進寺廟當了和尚。新王進而強娶了阿奴律陀的母親（也就是新王自己的養母），立她為皇后，并在人前人后以“弟兒”（Brother-son，既是弟弟也是兒子的意思）來稱呼阿奴律陀。這稱呼同“仲父”、“假父”的含義相差無幾，自然使阿奴律陀感受到莫大的侮辱。長大成人后，阿奴律陀發動了一場叛亂，并與新王進行了一對一的決斗。結果，新王連人帶馬被阿奴律陀挑進河里，一命嗚呼，阿奴律陀則在勝利的歡呼聲中加冕登基。

        阿奴律陀在位33年，在此期間，他東征西討，南戰北伐，將蒲甘從伊洛瓦底江中游河谷地帶的一個小城邦國，拓展成為與今日緬甸領土面積相近的龐大帝國，很有些“為萬世開太平”的氣度。同時，他還在政治、軍事、農業、宗教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的變革，為帝國江山奠定了將近250年的基業。

        在蒲甘王國的中心地區，阿奴律陀實施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建立了皇族、貴族、朝廷官員、地方鄉紳等逐級下放的官僚體系；對于被其征服的其他族裔臣民，比如，先于緬族而居的驃族和孟族，他采取了懷柔政策，尊重異族傳統，加強民族交流；對于邊遠地區的民族，如撣族和若開族，他采取了民族自治或宗主納貢的策略，從而使帝國呈現出一派民族團結的和諧景象。

        阿奴律陀大興水利，發展農業，使炎熱干燥的蒲甘地區成為緬甸中部的糧倉，使百姓豐衣足食，國庫豐盈充裕。他在河谷地區建造的江堰、運河、以及一整套的灌溉系統至今仍為當地人們所使用。

        此外，阿奴律陀指導緬族學者，在孟族文字的基礎上，創立了緬族文字，并推廣緬文與孟文、驃文、巴利文一同使用，逐步突出緬文的統治地位。他還在王朝控制的范圍內，向邊疆地區大規模遷徙緬族移民，使緬族文化成為境內的統治文化。緬甸最早的移民——驃族——就是在蒲甘時期被逐漸緬化，而最終消失了的。        

罷黜百家，獨尊小乘佛教

        這時的蒲甘，兵強馬壯，倉廩殷實，真可謂盛世空前。但阿奴律陀覺得，這還遠遠不夠。他知道，維系帝國的統治不能僅僅依靠這些“硬實力”，他需要找到一種可以武裝臣民頭腦的“軟實力”。而軟實力的根本、文化的根基，則是宗教，是信仰，是價值觀，如果帝國子民的信仰混亂空虛，價值觀落伍，那再怎么窮兵黷武，也無濟于事。

        而蒲甘當時正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教派，正邪不一、魚龍混雜。其中有早年從印度傳來的婆羅門教，也有改革后的印度教，有從南詔傳來的大乘佛教（漢傳和藏傳都有），也有當地土著的鬼神崇拜。阿奴律陀對這些教派都不滿意，尤其是作為藏傳佛教一支的阿利教（傳自南詔的阿利教在云南大理地區有流傳，至今不絕），最讓他大光其火。

        緬甸后幾個朝代的“皇家編年史”中，將阿利教視為邪教。書中記錄道：阿努律陀初登王位時，蒲甘某個村子里有30多名阿利教僧侶，6000多名教徒，他們個個舞槍弄棒，酷愛騎術，縱酒食肉，口念咒語。阿利教徒藏文于小樹內，等到小樹長大之后，聚眾取之，哄騙大眾說，那是“神諭”。此外，阿利教有一種特殊的儀式，村中但凡有處女出嫁，都必須先送到寺廟，與阿利僧人度過初夜，請阿利僧人破其處子之身。

        我在蒲甘郊區的佛寺中找到了阿利教徒男女赤裸相擁的壁畫，可笑的是，門口小販兜售的壁畫拓片，卻給男神女神們穿上了衣裙。可見，蒲甘之后統治緬甸的小乘佛教對阿利教仍然抱有成見。

蒲甘寺廟外小販兜售的廟內壁畫復制品，阿利教徒被穿上了衣裙。而在寺廟里禁止照相的真跡壁畫上，他們是赤身裸體的。

        阿奴律陀的父母都是阿利教的信徒，自己從小跟隨父親到寺廟里修行，對阿利教僧人的一些放浪行為早有了解。但是，最讓阿奴律陀反感的還不是這些。阿利教士在蒲甘的影響力已經不限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們還形成僧侶團體，蠱惑民眾，干預朝政，而這，讓阿奴律陀越來越難以容忍。他開啟的宗教改革，第一步就是剝奪阿利教僧侶的權力，解散僧侶集團，將阿利教徒趕出蒲甘，趕進深山老林，并明令百姓不必再奉獻子女的“初夜權”。

        緊接著，阿奴律陀啟動了宗教改革的第二步：“罷黜百家，獨尊小乘佛教。”

        阿奴律陀在征服南方的孟族時，開始接觸到小乘佛教，通過與孟族高僧善阿羅漢的對談，他認識到，小乘佛教的經書更純粹，信徒更寡欲，也更利于統治。善阿羅漢本是他的俘虜，但阿奴律陀以禮相待，將俘虜尊為國師。他用幾十頭大象，從孟族城邦的勃固和直通兩地，馱回13部完整經藏與大量佛跡，同時帶回了500多名孟族高僧及幾萬名能工巧匠，開始在蒲甘周圍廣建佛寺。

        “緬始皇”的后代們繼承了他對小乘佛教的擁護和扶植，此后的250年里，蒲甘王朝在都城方圓42平方公里的范圍內，修建了一千多座佛塔、一萬多間寺廟以及三千多所佛學院，吸引了眾多來自斯里蘭卡、高棉、暹羅、蘭納、瀾滄等地的僧侶和信眾，使蒲甘成為東南亞小乘佛教的中心。        

人人都想做和尚：成也佛教，敗也佛教

        然而，正可謂成也佛教、敗也佛教，蒲甘王朝歷時近250年，其最后的衰敗竟也與佛教有著脫不開的干系。

        在蒲甘王朝中期，朝廷實施了一項善舉，對饋贈予寺廟的土地免征稅收。多年以來，蒲甘王朝的王公貴族們為了積善，紛紛在自己的封地上大修寺廟，一座比一座宏偉，一個比一個精致。到了王朝晚期，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已歸寺廟所有，稅收不上來，結果造成國庫財政吃緊。僧人待遇優厚，是提升社會階層的重要跳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出家為僧，田里缺少壯勞力，軍隊也征不足兵丁，糧食產量逐年減少，內憂外患便紛紛顯現出來了。

        先是南方附屬國造反，后又有西邊敵國進犯，但最危險的則是來自北方的蒙古軍團。1254年，蒙古騎兵翻越過蒼山，消滅了大理國；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5年之后，元朝大軍攻破臨安，南宋破滅。蒲甘軍隊和蒙古軍團打過幾仗，每次蒲甘軍都大敗而歸。1287年，當蒙古騎兵再一次大兵壓境時，蒲甘王朝竟然湊不齊軍隊，因為男丁大多進寺廟當和尚了。蒲甘王朝的末代皇帝那羅梯訶波帝不僅沒有抵抗，反而甩下一國百姓，只身跑到南方的兒子那里避難去了。

        

        在緬甸的史書中，這位蒲甘末代皇帝因兩件事而著名，一件是他在位期間嗜好鋪張奢侈的飯局，據說，一頓飯竟要上300多道菜。另一件就是他的棄國逃跑之舉，緬甸人稱他為：“塔尤克派敏（Tayok-Pyay Min）”，意思是“從中國人面前逃跑的皇帝。”

        我在蒲甘時，無意中走進了一座寺廟，守寺的小伙子給我介紹，這座寺廟名叫塔尤克派寺！“敏（Min）”是皇帝的意思，“派”是逃跑的意思。而在古代，緬甸人將境內及鄰國的居民分為5大族群：一，緬族；二，孟族；（這兩個都是單一民族）三，撣族：指來自緬甸以東的民族，包括撣族、泰族、高棉人等；四，“卡拉”（Karla）。來自緬甸以西的印度人、阿拉伯人、甚至后來的英國人都統稱“卡拉”；第五個族群就是“塔尤克”，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中國人，實際上卻包括了蒙古、突厥等所有來自北方的民族。

        這座塔尤克派寺正是那位蒲甘末代皇帝修建的寺廟，因為逃跑匆忙，寺廟一直都沒有完工，后人就以他棄國逃跑之舉來命名了這座寺廟。 

        總之，逃跑皇帝到了南方后，被自己的二兒子抓了起來，在刀鋒的逼迫下，喝下了兒子為他準備的毒酒，嘟囔了一句“讓他斷子絕孫”，就死了。

佛塔背后的殺戮

        在緬甸歷史中，歷代皇室兄弟鬩墻、父子仇殺的事件層出不窮。蒲甘王朝皇室內部的殺戮不是開始，更不是結束。然而，殺人者事后都無一例外地大興土木、建造佛塔，最大佛塔的建造者往往是殺人最多的人，似乎這樣就可以讓他們贖去曾經的罪惡，從而感到心安理得。這讓人不禁要感嘆，難道“立地成佛”之前，總是要先經歷“拿起屠刀”的過程？

        幾百年后，一位20歲出頭的英國人來到蒲甘，面對伊洛瓦底江邊幾千座幸存的佛塔，百感交集。他將自己的感受寫進了處女作《緬甸歲月》中，這個人，就是在緬甸做過4年多帝國警察的喬治?奧威爾。他在書中這樣描述男主角之一，邪惡的緬族治安官吳波金：

        根據佛教信仰，生前做壞事的人，下輩子會投胎變成老鼠、青蛙，或者其他什么低級動物。吳波金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自然想要躲過這一劫難。他要把人生的最后幾年時間花在做善事上，如此一來所積的德，就足夠抵消他從前的罪過了。很可能，他做善事的表現形式就是建佛塔。建四座塔，五座、六座、七座——刻有石雕，外層鍍金，還有隨風而響的鈴鐺，每響一聲就是一次禱告。于是他便可以在脫胎轉世時有個男人身了——因為女人跟老鼠、青蛙什么的層次差不多，頂多算是一種類似大象這樣的高級點兒的動物。

        末代皇帝死后，蒲甘帝國基本上就不復存在了。曾經的附屬國紛紛造反，不是自立為王，就是另尋新主。他的兒子向忽必烈投降后，被授予了一個類似“蒲甘太守”的職位，不久也被推翻了。蒲甘這個曾經擁有20萬人口的都市，再也沒有恢復往昔的輝煌，直到1990年代軍政府開放旅游之前，這里僅剩下幾個人煙稀少的小村子，和塵埃中的上千座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