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首位“監軍”

        《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提到歷史上第一位“監軍”。春秋晚期，齊國遭到晉國和燕國的進攻。齊國執政大夫晏嬰向齊景公推薦了以兵學出名的穰苴。齊景公親自召見穰苴，請穰苴為將軍，領軍反擊晉、燕聯軍。穰苴說自己出身卑賤，一下子位居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他請求齊景公派一個得到國君寵幸、有聲望的大夫為“監軍”。齊景公就派了自己寵幸的大夫莊賈為監軍。

        到了約定的那一天，穰苴先到軍營門口，立起測量日影的“表”，擺好計時的滴漏，等待莊賈。不料莊賈不慌不忙地接受親友的送別，到了約定的正午時分仍然沒有趕到軍營。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進入軍營，接管指揮權，發布命令。

        傍晚時莊賈才趕到，穰苴說：“作為將領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軍隊接受軍紀約束就應忘記雙親，聽到戰鼓隆隆就應該忘記自己。現在敵軍入侵，國內騷動，怎么還在乎送別！”下令將莊賈按軍法處置判處死刑。莊賈的仆從嚇得屁滾尿流，逃出軍營，趕緊向齊景公報告。      

        這邊穰苴早已下令將莊賈當眾處死。齊景公得報，立即派了使者，手持代表國君的“節”來赦免莊賈。使者馬車一路奔馳直沖軍營。穰苴說：“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軍法判決：軍營中不可駕車奔馳，違者斬。只是國君使者不可殺，就殺了馬車夫和兩匹馬來示眾。 

        第二天出發，穰苴與士兵吃同樣的伙食，問寒問暖，士兵都爭著參戰。晉、燕軍隊聽說了不敢與齊軍會戰，主動撤退。齊軍收復失地，勝利凱旋。齊景公拜穰苴為統領全軍的大司馬。

監察與統帥權的矛盾

        春秋初期，諸侯之間發生戰爭，一般都是國君親自領軍出戰。到春秋晚期，國君親自出征的事例逐漸減少，都由將軍領兵出戰，委派親信監視將軍的制度也就開始形成。穰苴要求齊景公派“監軍”，就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為了戰爭的勝利，又有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的原則，就是監軍不得干預、干擾將軍指揮。

        漢武帝時，京城長安的衛戍部隊“北軍”設有“監御史”。有一年，派來的監御史倒是個貪官，將北軍的軍營營墻開了門洞作市場，從軍營外運了日用百貨進來高價賣給士兵。北軍的“軍正丞”（負責軍法的軍官）胡建，對此深惡痛絕。但他并沒有權力去審判監御史，他就和親近的士兵約好，在某天校閱軍隊時，招集這些士兵登上指揮臺，將監御史當場抓起來砍頭。

        北軍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卻不慌不忙取出早準備好給皇帝的上書，其中說：“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而監御史公然打破軍營做買賣，敗壞軍營勇猛氣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來審判，御史是沒有死罪。但是按照軍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因此我自己做主，將御史處斬，冒死報告。”漢武帝看了他的上書，反而覺得胡建敢做敢為，下命令說胡建按軍法從事做得對。

        監軍不得干預統帥權的原則后世一直延續。監軍一般由文臣來擔任，與武將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便于朝廷掌控。統帥權的集中可以應付戰場緊急情況，而監軍的存在可以防止軍隊自立門戶，威脅到朝廷的統治。

越權矯詔的監軍

        公元48年，湖南一帶的少數民族起兵反抗漢朝統治，漢將劉尚兵敗戰死，當時伏波將軍馬援已經62歲了，仍然向東漢光武帝請戰，說自己還能披甲上馬。光武帝親自看他上馬后，才同意他帶4萬多援軍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線的朝廷官員“謁者”（官稱）宋均為監軍。

        第二年這支大軍到達前線，在初戰獲勝后就陷入游擊戰的泥潭，不斷遭遇襲擊，但卻找不到敵軍主力。暑熱季節來臨后，傳染病在軍營中爆發。光武帝很著急，又派了虎賁中郎將梁松趕到前線接管指揮權。梁松和馬援關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線就誣告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剝奪馬援的“新息侯”爵位。可是梁松自己也沒有打贏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被罷免的統帥馬援也病死在軍營中。

        宋均見可能要全軍覆沒，就和諸將商議是不是和對方停戰和談？將軍們都不敢發表意見。宋均說：“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于是毅然偽造詔書，派人去和對方談判，保證不再追究造反罪責。當地少數民族除去了幾個好戰分子后，紛紛解甲歸田。

        宋均率領軍隊回朝，還沒進洛陽就先自劾“矯制”罪。光武帝卻下令嘉獎，派人迎接。以后光武帝視宋均為心腹之臣，有疑難問題經常請宋均出主意。

        從宋均這個故事來看，東漢監軍的職權已有所擴大，派出的監軍的官銜級別也比較高，在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代理總指揮，從而開創了后世文臣領軍、以文馭武的先例。所以后世不少歷史時期“監軍”就是最高統帥。   

        比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慣例是：如果朝廷官員是以“持節”或“假節”為監軍的，就是戰區的最高統帥，具有實際指揮權。如255年司馬師控制下的魏國朝廷派兵鎮壓文欽、毋丘儉叛亂，以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實際就是統帥。又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軍進攻南陳，以長孫覽為東南道行軍元帥，一直打到長江邊上。正好這時陳宣帝死了，長孫覽打算乘機過江滅陳，但監軍高颎以“禮不伐喪”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維持原來只示威、不作戰的戰略計劃，退兵而還。 

        后周和后來的北宋，包括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監軍和領兵將領共同負責的“雙首長”制，無論兵員多少，只要是一支獨立作戰部隊，往往都會同時任命指揮官和監軍，文武官員都可以任監軍。因此監軍逐漸成為統帥的一種稱號，失去了原來的監察意義。

太監也能當監軍

        東漢末年宦官專權現象嚴重。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漢朝，打到江陵一帶，東漢地方長官紛紛逃跑。東漢桓帝拜“少學《春秋》、《司馬兵法》”的馮緄為車騎將軍，領兵10萬進行討伐。并授予馮緄全權：“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可是馮緄知道自己和太監關系不好，惟恐被太監陷害，就請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監頭目）為監軍。當時還沒有太監監軍的先例，因此有大臣為此彈劾馮緄“失大臣之節”。桓帝也沒有同意馮緄的請求。但這畢竟是一個不好的開頭。      

        太監監軍成為常態是在唐朝。唐玄宗依靠宦官幫助發動政變才得以為皇帝，上臺后提高宦官地位。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玄宗派遣宦官邊令誠為監軍，監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領的平叛軍隊。當這支軍隊打了敗仗后，邊令誠報告說兩個將軍無故棄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將他們處死。并且向各支部隊派出太監。     

        太監既無軍事常識，又因為身處深宮，對于社會缺乏正常的判斷能力。更有很多太監腐敗弄權，攪亂軍政。如高適就上書揭發說，在哥舒翰軍隊為監軍的太監李大宜，“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蒱（xu pu，賭博）飲酒，不恤軍務”；而南陽軍隊有3個持節都督，好幾個監軍“更相用事”，這樣下去，“戰而能必勝哉？”不過對于唐朝皇帝來說，卻只有太監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個節度使率領的唐朝官軍集結于鄴城，圍攻安慶緒叛軍，唐肅宗居然不任命總指揮，卻是派了親信太監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作為總監軍。結果60萬大軍被6萬多叛軍擊潰。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將級別，同時恢復文臣監軍的傳統。每支軍隊調動出戰，都由朝廷都察院之類的監察機構來派出監軍。視軍隊規模，有的是以監察御史監軍，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級監察長官）、副使、僉事官職出任監軍。這種監軍只有監察權，可以隨時向朝廷報告軍情，也可以彈劾將領，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戰指揮，也不會像前朝那樣轉化為戰地指揮官。不過在明末有個極其特殊的事例。

        1635年，農民起義軍進入河南，河南駐軍將領畏縮不敢出擊，監軍御史張任學激勵將領出戰。并上疏彈劾諸將，請求皇帝批準自己擔任武官官職，“親執干戈，為國平賊”。崇禎帝很高興，要吏部會同兵部及都察院討論。這些機構匯報說此事無先例，擬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崇禎帝不同意，下令張任學“署”（代理）都督僉事（武官官階），為河南總兵官。不過他只是個光桿司令，手下無將無兵，號為河南總兵官，卻沒有指揮河南戰局的全權，最后還是兵敗被貶職。 

        明朝監軍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太監監軍又一次盛行。永樂帝開始同時在軍隊里設置文臣監軍和太監監軍，直到末代皇帝崇禎，仍然重用太監，各支軍隊都派太監監軍，在邊鎮的稱為“監視”。由于軍事形勢危急，朝臣上書太監監軍“多侵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1635年崇禎帝一度下令裁撤各部太監監軍，僅留他最相信的太監、號為“知兵”的高起潛監遼東各軍。可第二年就恢復太監監軍，還特命高起潛為“總監”。

        清朝入關，吸取明朝教訓，不再有太監監軍，也不再有文臣監軍。在大規模戰爭停止后，采取文臣為戰區、軍區總指揮的制度。明確總督掛都察院右都御史（從一品）的官銜，算是中央特派員，實際擔任跨兩三省的大軍區總指揮。各省巡撫為各省的綠營兵總指揮，也掛朝廷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銜，也是中央特派員性質。

        總督和巡撫各自都有直接指揮的綠營兵部隊（稱為“督標”與“撫標”），和武將提督、總兵、副將所屬的各鎮、各協綠營兵部隊互為牽制。另外各要害地點又有駐防八旗軍隊，不受總督、巡撫節制，直屬中央。這種盤根錯節的軍事體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將割據局面，監軍制度也就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