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學曾長期受到中國史學傳統的影響，明治維新后它成為亞洲國家中最早建立起近代歷史學學術教育與研究體系的國家，并對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史學轉型發生了深刻影響。直到今天，日本的史學研究仍以其高超的水平得到包括我國在內全球學界的高度評價。大樹發育自幼苗，偉大的學者從懵懂少年而來，史學界的輝煌成就建立在大學歷史系的本科教育基礎上，甚至還需要溯及中學歷史課這個一般不被歸入學術領域的基礎教育階段。

        筆者擬以自己在日本留學的經歷見聞為基礎，介紹在日本一個人如何從歷史系學生成長為學者，希望能對大家更好地理解日本史學提供一點幫助，也給我國的歷史學教育培養制度改革提供一點借鑒。

混搭的基礎教育：世界史必修，日本史選修，

教材自選

        日本中小學學制與我國一樣，也是小學（日語稱“小學校”）六年，初中（日語稱“中學校”）三年，高中（日語稱“高等學校”）三年。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方面，日本實行政府頒布《學習指導要領》、出版社編輯出版教科書與政府進行教科書檢定相結合的制度。

        歷史內容第一次比較集中的出現，是在小學六年級的社會科中，主要內容是日本史，圍繞人物活動和文化遺產展開敘述。到了初中，社會科細分為三個“分野”：地理的分野、歷史的分野、公民的分野。與我國初中歷史教材分為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其實僅限于外國史）兩部分不同的是，日本初中歷史教材是將本國史與外國史混合編排，而以日本史為主體架構。這是因為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理解日本的歷史脈絡及各個時代的特點，所以采取了與世界史關聯的形式進行日本史的教學。

        高中設有地理歷史這個科目，具體包括三項內容：地理、日本史、世界史。這三項中世界史是必修課，地理和日本史則學生可以二選一。這是因為初中的歷史課是以日本史為主體內容的，所以高中階段就將世界史定為必修。近年來日本教育界、政界陸續有人向文部科學省（相當于我國教育部、科技部的機構）提出高中日本史應該定為必修課，不過目前還在討論中。其中日本史、世界史又都分為A、B兩種，A與B的區別主要在于A的學分只有兩個，只學習近現代史（即明治以降的日本史和文藝復興以降的世界史）；而B的學分則是四個，全面學習通史。

        至于具體的教學形式和效果，則就因學校、因教師而異了。有的老師會選定一本教材，然后以有趣而便于記憶的形式幫助學生去應對考試，也有老師上課會基本拋開指定教科書，而在日本史課堂上指導學生閱讀史料，引導討論。不過就總體而言，高中的世界史必修課情況并不樂觀，以至于2011年，所謂“世界史未履修問題”成為學術界、教育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調查指出7.2%的高中存在不修讀某些課程的現象，不修讀的課程中42%為地理歷史類，其中76.1%為世界史。（參見油井大三郎《高校地理?歴史科教育の現狀と改革案の全體像》，《學術の動向》16卷9號，2011年9月）即使學校開設且學生修讀世界史，實際效果也不樂觀。大學新生的歷史知識基礎不足，這已經影響到大學本科教學，迫使大學教師不得不降低課程起點和難度。

古代漢語教學：外語+古文的難題

        眾所周知，要在我國大學里學習歷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史，那么初中、高中語文課中文言文基礎打得如何很重要。在日本也是同樣。日本初中和高中國語課（相當于我國語文課）中也設有古典這一教學內容。具體而言，古典包括兩類內容，一類是“古文”，即以日語的文語語法為基礎，用日語寫的作品，可以理解為我國的文言文；另一類是“漢文”，即我國傳到日本的古漢語作品，《論語》、《孟子》、《史記》的篇章都是經常出現在各版本高中《國語》教材中的內容。高中國語課中的古典閱讀訓練為大學歷史系的史料講讀課程做了一個語文能力的鋪墊。

        由于漢文的教學方式對我們理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傳統很重要，下面稍微多介紹些。漢文的教學方法叫做“訓讀”，也就是通過給古漢語句子增加訓讀符號、送假名的辦法，將其按照日語語序重新改寫，改寫后的句子叫做漢文訓讀文，一般教學中稱之為訓下文（訓み下し文）或書下文（書き下し文）。這個辦法起源很早，大概從漢文傳入日本的時候就有了。十世紀以后還因訓讀方法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有人或許奇怪，為什么很多年長的日本中國史學者不能講漢語，閱讀現代漢語的文章也有困難，卻可以很準確地理解古漢語文章？為什么清末梁啟超去了日本后，和日本人言語不通卻可以自由筆談？這個奧秘就在于日本的漢文訓讀。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日本大學入學考試中漢文試題比例的降低，高中師生對漢文教學也越來越不重視。所以，大學新生的漢文水平在近三十年間變差了好多，這嚴重影響了大學里日本古代史、中國史的史料講讀教學。

本科先通識再專攻，蘭克學派影響學科設置

        日本的大學普遍采取按照學部招生入學的形式。按學部入學，可以理解為我國目前大學“按大類招生”的深化版，這是因為日本大學的一個學部覆蓋的領域差不多相當于我國的一個大學科門類。日本多數大學設置有文學部、法學部、經濟學部、商學部、理學部、工學部、醫學部、農學部、教育學部等學部。在教育方式上，大一為通識教育。在某些大學如東京大學，大一、大二的學生全部屬于教養學部，分為文理科共六類接受為通識教育。這個做法和復旦大學目前的復旦學院制度有些類似。

        而在更多的大學，學生自一入學就分屬不同學部，但在大一、大二必須要選修分屬不同學科領域的若干門全校性共同課程，習稱“一般教養科目”作為通識基礎。除了作為全校共同課程的“一般教養科目”外，還有本學部開設的“學部共通科目”。學部共通科目很重要，因為學生基本都是通過這些課程來了解本學部不同學科，決定自己二年級的專業方向的。比如歷史學科可能會開設“我的家庭史”、“戰國的社會”、“三國的世界”等既可以體現史學思維又生動有趣可以吸引學生的課程。

        在大多數大學，學生在大二的時候要決定自己的專業方向，也就是選定自己的“專攻”。以文學部而言，一般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專攻”，習稱“教室”。歷史學“專攻”內一般包括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三個“專修”，有的學校還有考古學的專修。這種層級關系大約可以類比為我國學院——系——專業的結構來理解。日本史、西洋史、東洋史三分法是日本史學界的一個特色，也鮮明地體現出了日本史學建立發展過程中的時代印記。其中的復雜曲折容后再詳談，這里僅簡單提一下。

        1887年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前身）設立史學科，聘請蘭克的學生利斯來主持教學，實際教學內容只限于歐洲史，這就是西洋史在日本作為現代學科的起源。1889年帝國大學史學科開始講授“國史”即日本史課程。而東洋史作為一個學科門類的設置則要遲至1904年東京帝國大學的支那史學講座和1907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講座。這三個學科背后承載著明治時代日本人對世界的一種認識：即西洋是先進文明，日本是正在崛起的祖國，而東洋則一方面是日本的文化背景所在，另一方面又是落后和有待日本拯救的地區。二戰后，亞洲停滯論受到批判、超越，但是三分法的學科體制被繼承了下來。

日本史學科最受年輕女性歡迎，影視、游戲功不可沒

        學生們選擇“專攻”時，以及進一步選擇“專修”時有很多影響因素。個人興趣和就業情況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而擔任前面提到的學部共通科目的老師能否吸引學生興趣就變得很重要了。此外大河劇等影視作品或游戲對學生的影響也很大，以至于2009年開始流行一個新詞叫“歷女”，特指那些喜愛日本歷史的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她們特別喜歡志向遠大而懷才不遇的悲劇英雄。一般而言，在歷史學內部而言，日本史因為是國史，學生日常了解較多，比較容易產生興趣，教授也比較多，而且就業面較廣，所以無疑是最受歡迎的方向。而日本戰國時代和幕末維新時期的課程在本科生中似乎最具人氣，這又與上文說的影視、游戲的影響有關。

        在大二或者大三決定進入歷史學專攻的學生，可以說正式進入了歷史學訓練的軌道。課程主要有幾種授課形式：講義、講讀、演習。講義類課程很少，一般為剛進入本專業的學生開設。此類課程主要由教師講授，學生于期末提交報告。其目的在于較快地給學生這個領域的一些基本知識，比如史學概論課，一般就采取講義的形式。講讀和演習是最重要的教學形式，歷史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課程都是講讀或演習。講讀有兩類內容，一類是史料講讀，學生分頭閱讀教師指定的史料，進行注釋、翻譯；另一類是論著講讀，學生分頭閱讀教師指定的論文或者論著中的章節，對其進行總結評述。如果是外文論著的話，在低年級可能采取全文翻譯的方式進行。

        在多數老師那里，演習與講讀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如果非要區別的話，只能說演習更強調研究的性質，要求學生多講些自己的想法，但也是因人而異。日本大學里面教師人數較少，所以到了三、四年級，課程基本是以教師為中心設置的。這種以講讀、演習為主要形式進行的教學常被冠以老師的姓，而被叫做某某講座（ゼミ）。這種教學形式從本科高年級一直延續到碩士、博士階段，是日本史學訓練最重要的一種辦法。在四年級選擇某位老師的講座（ゼミ），也就意味著跟隨著這位老師做畢業論文（日文稱作卒業論文），圍繞畢業論文所進行的演習課程叫做“卒業論文演習”，實際上一般采取個別指導的形式。以歷史學而言，最終成果是一篇大概日文2萬字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