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文保建筑不能再減少，而城市更新（俗稱舊城改造）的命題越來越重要。更多城市從以空間擴張為主的“增量規劃”進入以建成區優化調整為主的“存量規劃”。作為亞洲比較成熟的都市，臺北在這方面有很多寶貴經驗。即使海峽兩岸的具體環境有差異，相關機制設計的思路，也足以為我們帶來啟示。

        澎湃新聞記者于9月10日采訪了臺北的城市規劃師魏孝宇先生。他在臺北等地有著多年建筑設計、都市更新的實踐經驗，目前是一家規劃公司的總經理。他分享了自己的切身觀察與體會。從中，我們不僅能看出城市風貌是如何保存下來的，還可以得到關于社會管理創新的一些啟示。

容積移轉的機制

澎湃新聞：臺北進行歷史街區保護，采取了怎樣的措施？

魏孝宇：在文化建筑保護方面，臺灣地區有清楚的法規，會在特定街區劃設歷史街區特定專用區。這里主要牽涉兩個議題。一是歷史街區保護，要怎樣保護，之后又該如何利用；二是歷史街區建筑物的所有者權益如何保障。

        以迪化街為例。在臺北發展歷史上，迪化街是很重要的一條街道。它是老臺北的商業大街，南北貨齊聚，也是臺灣目前幾個主要企業的發跡地。大概在1970年代末，有學者眼見在迪化街開始有地主改建房屋，建筑系也有學生將此議題作為畢業設計題目。該議題逐漸受到文化界關注。經過大家廣泛關注奔走，臺北市政府在2000年左右制定了《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法規。

        既是老城，就面臨更新改建的議題。相關法規規定，大稻埕整個區域，分為歷史街區，以及其他特定專用區。屋主對歷史街區內的歷史建筑物進行修護，相關部門會對其以原基地可建筑容積“容積移轉”的方式進行補助，以保障原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益。否則，無法加蓋樓面，對所有權人是不太公平的。

        具體的“容積移轉”方式，是對應容積率，將原來本應屬于這片基地的樓地板面積，移轉到臺北市內的其他建筑基地上。比如說，我在迪化街歷史街區擁有一棟舊建筑，所處的土地是100平方米，而法定容積率是400%，則扣除現在迪化街這棟舊建筑的容積部分，我可以將剩下的容積賣給開發商，在臺北市的其他房屋基地上建筑對應的容積。在臺灣，每筆土地會有一個“公告現值”，容積移轉部分的確定，是通過公告現值之間的轉換完成。而該容積的價格則由市場機制決定。

迪化街大稻埕。

       在迪化街所在的大稻埕特定區中，有散布的歷史建筑，也適用歷史街區的容積移轉規定。歷史性建筑有各種法源加以指定，需要先由專家學者委員會來鑒定該建筑的古跡等級，或是否為歷史建筑。如果符合古跡等級條件，相關部門將會編列預算，進行修護。主人對建筑有維護的義務，破壞則是違法的行為，會受罰。各級文化部門，有古跡維護的責任。

        在鄉村，會有放棄維護舊屋的房主。但目前在臺北，因為所有權人可以得到容積移轉的利益，情況已經得到改善。這是因為，地主想從舊歷史建筑基地上送出容積，就要提出這一舊建筑的維護計劃，獲得政府組成的委員會審查通過后，才能把容積送出。所以，獲得利益的所有權人，必須首先將該歷史建筑修護好。沒有完成該歷史建筑修護者，將被撤銷容積移轉許可。

        這樣一來，通過容積移轉的措施，所有權人一方面條件獲得改善，其維護舊屋的內在動力增強，另一方面，所有權人也受到了外在的硬性約束，也就是說，要獲得利益，必須保證修繕舊屋。另外，所有權人也可以將土地和建筑物捐贈給市政府，同時將原有容積移轉他處。

澎湃新聞：歷史街區的再利用，商業化是否為最合適的路徑？

魏孝宇：以迪化街為例，除了原有南北雜貨與中藥材商號及布匹商號外，主要新移入的商業業態，以文創工作室為主。周邊還有文創商品的展售，以及很多特色咖啡店。假日里，這里有許多導覽活動，以及文創市集。這些產業之所以進駐，主要因為建筑空間的特性以及整個歷史街區的氛圍，也與媒體傳播有關。對這里有興趣的，無論游客還是創業者，都是對文化歷史感興趣的朋友。

        就目前發展條件看，我認為歷史街區的保存，不應是死的建筑保護，而應是一種持續的生活，讓人文在其間得到發展。歷史街區之所以有價值，主要是其間孕育了某一地區的發展，化為這個地區人們的共同記憶。這樣的空間記憶是一部分，最重要的，還是其間人文活動的延續或創造新生命。當然，在歷史街區內都會有幾棟大宅，本身在建筑藝術上就具備保存價值。

        歷史街區是否商業化，端看該歷史街區在這個時空下宜發展為何種功能。不一定是商業化，也可多半維持原有的居住功能。當然，因為觀光旅游的帶動，出現商業化的使用，可能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但利用中的歷史街區保存，始終是我所認為的比較好的方式。

對“代為拆除”的限制

澎湃新聞：在城市更新方面，臺北是否發生過一些與大陸相似的矛盾？

魏孝宇：2012年，發生過一次“文林苑事件”，是臺北當局在都市更新（編者注：即城市更新）中，強行拆除，結果引發沖突。

        實際上，在臺北，都市更新主要由民間發起。和大陸多采取的動遷方式不同，臺北是就地安置。一般而言，開發商要在一個地區發起更新，首先要召開說明會，向所有住戶說明，自己發起的更新范圍是哪里，將來改建后預計將是多大、幾層樓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開發商需給出更新條件，即所有住戶在改建后，會分配到多大的改建后房屋。也就是說，所有住戶都就地安置在改建后的房屋中。

        從更新發起到實施，一共分為四個階段。從劃定更新單元，到更新概要計劃、更新事業計劃，再到最后的權利變換計劃。這樣劃分主要是因為，整合所有住戶的意愿，一般需要很長時間，每個階段會設有不同的同意比例規定，有助于更新整合住戶同意。城市更新的法規中，有所謂“政府代為拆除”的規定。“文林苑事件”之所以發生，正因當局依據此法規進行拆除，遭到居民對抗。

        目前這條法規仍存在，只是大法官認為有“違憲”之虞。所以，當前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在審查時，會要求在最后的“權利變換”階段達到100%同意，即，必須取得全部居民同意，開發商才能進行更新，而不采取“政府代為拆除”的手段。因為，開發商在改建過程中，會分到一大筆改建后的房屋。如果讓政府代為拆除，令更新案得以實施，會讓開發商獲得利益。以反對“代為拆除”者的立場看，這就讓“代為拆除”失去了維護公共利益的正當性。不過，在都市更新條例中，并無“必須100%同意”的規定，這是審查中的內部規定。

澎湃新聞：這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魏孝宇：現在有了所謂“代理實施”的方式。也就是說，開發商是一個專業的投入者，帶著技術和資金，與所有權人合作。但開發商不參與分配更新后的房屋，僅收取服務費用。這樣的方式，比較符合溢價歸公的正當性原則。

        早些年，土地取得較為容易。當時臺北仍有一些空地，也有一些公有土地釋出，都市更新案數量還少。所以，當時有關都市更新的辦法，并未被一般民眾注意到，也未被媒體報道。民眾只是知道房屋改建就是原有的法定容積，而不完全知道都市更新獎勵容積的申請，對開發商提出的改建條件，也多半比較滿意。

        現在，私有土地多已開發，而公有土地因政策禁止出售，也無法取得。開發商要取得土地材料，唯有通過都市更新，整合已達改建年限的房屋。當下在臺北，開發商獲得暴利的機會微乎其微。從購地開發轉向整合開發，要投入更多時間、專業、人力和資源。

        因此，很多傳統的開發商都轉往臺灣地區中南部發展，也意外造成中南部地區的開發榮景。

        這樣一來，大范圍更新的項目，變得很少。這也間接形成了城市的特色。當然，其中也有協調整體風貌、公共空間的措施。這些措施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辦理城市更新時，會有所謂獎勵容積。政府將都市設計準則一類內容，融入了申請獎勵的辦法中。比如，鼓勵沿著街面向后退縮，讓出人行道，讓出的人行道可以取得相應的獎勵容積，再規定人行道應如何設計，等等。第二部分，除了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會審查更新案，還另設有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對建筑方案進行審查。比如協調性部分，如顏色、材料等。這兩個委員會共有三四十位政府代表及專家委員。因二者聯動相關，所以兩個委員會是聯席審查。

更新的社會基礎

澎湃新聞：怎樣看大陸的都市更新？

魏孝宇：其實，對都市更新，城市應該依據各自情況，采取不同處理方式。在市區的棚戶區，或許可以進行征地拆遷，但在鄉村，一些聚落恰是區域的特色，或是可發展為特色。

        大陸的城市更新差異極大。與臺北相比，上海的更新難度差不多。土地價格十分昂貴，拆遷問題不好協調。當下，城市更新需要確立一些機制，尤其是在市區。比如，能否以政府和民間合作的方式進行，或者在舊城改造之中設計取得獎勵容積的機制。

        舊建筑再利用、整建維護、改建更新等方法，在上海這樣具備豐富歷史、諸多發展軌跡的大城市，更應被統合運用。我們必須留存城市記憶，但在維護原住戶權益的前提之下，才能順利推動城市更新與都市再生。

        以葉金涂古宅改建項目為例，該大樓原址上有一棟老商號，但也有些殘敗。當初所有權人提出需要改建，但經過市政府及專家學者要求，將該歷史建筑的立面以及臺灣或東南亞建筑特有的騎樓部分保存，新建筑的結構與原舊建筑的結構補強后連為一體。

        也就是說，不只是采用全部打掉重建這樣的方式，都市才能在發展延續之下，獲得再生，而非再造一座新城。

配置古典愛奧尼克柱式，以水泥仿照原貌的超大托架。

澎湃新聞：作為都市更新的參與者，您的感受和思考是什么？

 魏孝宇：我們在臺北做了一些特殊項目。包括海砂屋（編者注：指使用不合格海砂所建造的建筑結構）因災害受損的建筑物的更新、不同使用類別土地合并在一起的更新，還有代理實施的更新案，等等。要實施這些項目，往往要經過很多法規釋疑、財務模式創新，甚至要與公部門進行很繁瑣的協調。

        我們的感受是，首先，實施者與民眾及政府間的信任關系非常重要，這是一切協商的基礎；再者，必須有一個正當性的審議機制，這是對疑義形成共識、為創新解決方案帶來正當性的一個基礎。

        都市更新與從白地而起進行建筑不同。因為要解決復雜的城市結構和關系，才需要都市更新的城市發展策略。因此，許多解決方案必須有創新。因為，都市更新中可能涉及多種法規，這些法規過去并未被擺在一起檢討過，從中就會產生很多開創性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需要通過審議機制、經過審議委員會進行公平公正的審議，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這里隱含著改造城市既存環境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內容，即社會信任關系。

        當初，我們做的新竹都市更新案，涉及城市規劃變更，土地由機關用地變更為商業區。而我們提出與鄰地進行都市更新案時，是在城市規劃變更執行完成之前。

        在城市規劃變更時，核定變更用地性質的土地所有權人必須向市政府繳交一筆回饋金。圍繞回饋金的繳納，發生了一些特殊情況。法規沒有進行相應的規定。我們提出了一個并無先例的解決方案，向當局相關單位說明，并經過多次協調會議，終于獲得大家支持，讓這個案子得到順利推動。如果沒有審議機制，這案子就無法完成。

        主要是，我們并未從中獲得更多利益，解決方案也無損原本城市規劃變更的意旨。最重要的是，這一更新成果，對老舊社區起到示范作用，對各方皆有利。我們也召開公開的聽證會，獲得了市民支持。這中間沒有不合理之處。

        也就是說，方案本身需要具備方方面面的正當性，正當性會帶來社會信任，而信任是創新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