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8日，當代中國出版社和美國圣智學習集團聯合舉行了《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首發式。

        199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與張學良商定開展口述歷史的工作，從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采訪者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功底的張之宇、張之丙姐妹；組織者是哥大口述歷史研究中心主任桂勵博士；業務指導是哥大收集中國政要口述資料計劃的制定者之一——馬丁?韋慕庭教授。整個訪談實錄共采得錄音帶145盤，約7000多分鐘。這些資料存于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這次整理、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就是這批口述資料。這是經張學良生前授權公開，也是唯一沒有公開出版的一部。

        此前公開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有四種版本：（1）2001年刊發于《南方周末》的《海峽兩岸大披露——張學良口述歷史》，這是張友坤先生整理1986年張學良與其晚輩的談話錄音所得；（2）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撰著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對張學良的訪談有11盤錄音帶，全書10萬字左右；（3）《緘默50余年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采訪錄》；（4）臺灣著名作家郭冠英先生制作的《世紀行過》電視片，其中郭冠英先生對張學良進行了專訪。

        相較于之前四個版本，哥大“毅荻書齋”的這個版本在內容體量上無疑更勝一籌，字數100多萬，僅人物就有1000多位。編者所著注釋就多達數十萬字，并單列一卷。

        那么，新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對相關歷史的研究能夠提供哪些新的歷史信息？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了此書的副主編王海晨先生。

        澎湃新聞：您是什么樣的機緣下參與到張學良口述歷史這項工作？

        王海晨：我參加此書整理，純屬機緣巧合。

        最初組成的整理與編輯委員會里面確實沒有我的名字。第一次編委會對口述史的整理原則和方法提出了草案，明確了整理分工，張友坤先生負責第21次至第30次訪談內容的整理，此時張先生因事必須赴美，為了應急，他和胡玉海先生商量，向編委會推薦我承擔這部分任務，這樣我才有機會參加此書的整理工作。        

        澎湃新聞：您也是研究張學良的學者，曾出版過張學良研究相關著作。參與這次工作之初，您對這次口述資料有怎樣的期待？對張學良研究是否存在疑問，希望能夠在這次工作中得到解答的？

        王海晨：我在大學時的畢業論文寫的是張學良與東北鐵路，這是接觸張學良之始。1988年，我和我的同學胥波將美國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論文《張學良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翻譯成中文，取名《張學良的政治生涯》在大陸、香港、臺灣出版（港臺出版時改名為《張學良與西安事變》），這是國內第一本有關張學良的譯著，唐德剛先生作序。此后，持續關注有關張學良口述資料的信息。

        當我接到參加整理張學良口述歷史的邀請函，十分興奮。當時，自然有諸多期待，如槍殺楊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東北易幟一再推遲，除了日本的干涉有沒有其他原因？他最恨日本，為什么主政之后第一場戰爭是打蘇聯？中原大戰他為何支持蔣介石？九一八時他為什么不抵抗？熱河抗戰之后他丟掉兵權時的心態如何？從歐洲歸來為什么選擇剿共？發動西安事變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幽禁期間為什么研究明史？他是基督徒還是基督教研究者？晚年的口述為什么選擇2002年公開？為什么至死不回大陸？為什么定居夏威夷？等等。

        這些問題學界雖都有觀點，但主要都是以文獻史料或其他人回憶錄為依據得出的結論，這些問題多屬于主觀、人物心理活動層面的東西，他人記載和回憶畢竟不是本人所說，在史料的可靠程度上是有差異的，只有從他的口述歷史才能找到確切的答案，或印證學界的推斷是否正確。       

        澎湃新聞：據悉，您是負責第21次至第30次的訪談內容，請問這部分訪談主要涉及的內容有哪些？這些內容較以往披露出來的內容，有沒有什么新發現？

        王海晨：張學良接受哥倫比亞大學訪談一共60次，有時他的興致很高，有時比較沉默，不愿意回答問題。興致高時侃侃而談，語速較快，說的內容自然就多。第21次至第30次訪談興致較高，涉及的問題較多，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的問題主要是槍殺楊常、中原大戰、下野旅歐、對共產黨的認識、西安事變、幽禁期間都做了什么、信奉基督教的過程、兩岸統一問題。有許多內容屬于第一次披露。如：

        張學良說：“楊宇霆死于郭松齡之手。”郭松齡要造反，他說“我早就看出來了”，之所以沒對他采取措施，是因為有私心，怕“人家說我這個人（心太狠）”，“為保存我自己的名譽地位”，結果“使我部下死了好多人”，因此“我非常難過，難過什么呢？一個是我對不起東三省老百姓，一個是對不起我部下”。楊宇霆私自購買武器、組建自己的武裝，準備叛變的苗頭被張學良偵知后，他接受了處理郭松齡事件的教訓，果斷地槍斃了楊常。所以他說“楊宇霆死于郭松齡之手”。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史料。

        九一八事變后人們罵他不抵抗，他為什么不辯。“人家說我不辯，我說我爭辯什么。對明白人，我用不著辯。糊涂人，我跟他們辯什么呀。”

        《懺悔錄》風波內幕。第一次說出，被蔣經國刪掉的內容是什么；第一次披露蔣介石為什么發火了。“蔣先生要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關于‘西安事變’，到底你們是怎么回事情，就問我來。我就給蔣先生寫封信，訴說我這個人是怎么怎么回事情，為什么這樣行動。后來經國先生他們把這封信發表了，底下寫張學良，前頭是懺悔錄。我就給蔣先生寫封信，我說這個東西可不是我發表的，底下寫張學良好像我發表的，誰發表誰的責任。蔣先生為這個事兒非常生氣，撤了好幾個人，把所有的登這個的雜志都收回來。”

        蔣介石為什么在抗日戰爭期間不給張學良自由。“后來蔣先生不能讓我自由的原因，因為我是主張抗日，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勞都是我的，所以他對我討厭得很。換句話說，我是他的一個大敵手，在政治上的大敵手。”       

        澎湃新聞：這次口述資料整理工作有兩步：一、聽錄并形成文本資料；二、將文本資料整理、編撰成“張學良口述歷史”作品。編輯整理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

        王海晨：困難很多，有核對方面的，考證方面的，方言方面的，半截話增補方面的……

        困難一，核對原文難。口述過程中為了幫助回憶，采訪者經常為張學良讀書，有時不說是什么書，有時說了書名，讀的內容卻是另一本書，有時讀的是外文書，現場翻譯成中文來讀，有的是回憶錄，又沒說回憶者的名字，有時幾本書記載的是同一件事，讀時幾本書交叉著來讀，還夾雜著一些電報、日記，讀時都是找相關的內容挑著讀、跳著讀，有時讀錯，這樣，為查找原書帶來極大困難，真是大海撈針。有時為了核對幾句話，在檔案館、圖書館要查找好多天。

        困難二，考證難。采訪者介紹別人觀點、記載時，張學良經常以“胡說八道”、“放屁”、“沒這么回事”、“這不對”、“這話不準確”，類似于這樣的話上百處，個別的地方，張學良談了理由，多數情況下，把觀點往那一放，不往下說了，這需要注釋。注釋的難度可想而知。

        比如，采訪者說他出生于臺安縣什么村，他說“胡說八道”，“我是生在逃難的馬車上，那個地方叫八角臺”。“八角臺”當時屬于何縣、何府、何省？關于出生地，屬于一個人最基本的信息，按照史書記載習慣，應按當時的行政建置書寫。但有的寫“遼寧省廣寧縣桑林子鎮詹家窩堡屯”，有的寫“遼寧省臺安縣張家窩堡”，有的寫“奉天省八角臺”。遼寧省是今名，廣寧縣是古名，今古通用顯然不合適；奉天省八角臺是古地名，但八角臺屬于何縣沒有說。于是，我翻閱了《奉天通志》《盛京通志》《廣寧縣志》《臺安縣志》等書，八角臺是一個小地方，周邊有數條河流，古書記載行政區劃多以河流、山脈為邊界，河流經常改道，要定位河流岸邊的小村莊，必須查閱河流改道的情況。根據史書記載，說遼寧省不確，遼寧省是張學良1929年易幟后的稱謂，說臺安縣不對，臺安縣縣名始于1903年。最后查明是“奉天省奉天府廣寧縣詹家窩堡（今遼寧省臺安縣詹家窩堡）”。這一條注釋，短短15個字，就查了半個多月。

        困難三，方言解釋難。張學良懂一些俄文、日文、英文和法文，出生東北，在華北住了幾年，到歐洲走了一圈，在湖北一年多，在陜西一年多，1937年后，浙江、安徽、湖南、貴州、重慶、臺灣都是他的幽居地。張學良對地方方言很感興趣，所以，在他口述時經常引用外文、地方方言。如“Young Marshal”（英文“少帥”）、“Coup d’etat”（法文“政變”）、“嗆嗆”（爭論）、“老疙瘩”（家中最小的孩子）、“糊了八涂”（糊里糊涂、稀里糊涂）、“大概齊”（大致）、“二百五”（傻氣，做事莽撞）、“杖子”（籬笆墻）、“燒包”（被錢“燒”得不知怎么好的人）。等等。

        困難四，半截話增補難。比如他說：“他（楊宇霆）就跟我說要常蔭槐當這個吉林，那個時候叫中東鐵路的督辦，督辦姓呂名叫呂榮寰這個人，他讓我把呂榮寰調走，要用這常蔭槐。我就跟他說，他叫常翰襄，我說常翰襄這能力也太大了，黑龍江的督軍兼黑龍江主席、又到奉天當（交通部部長），你還讓他到吉林當這個中東鐵路督辦，那么東三省就沒有第二個人了，一個人他干了三省的事兒，我們倆差不多……”，差不多什么？是差不多“談不下去了”，還是“談崩了”，還是“劍拔弩張”？這只能根據上下文和歷史事實增補這半截話。

        槍殺楊宇霆之前，他提到王樹翰：“我說我要放炮。他知道我要干什么。他勸我，但是當然他不能替我做主哇。他勸我，他說你要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可以跟他談，我知道他也不會泄露，他也能給我……”，給我什么？這半截話就不好補了，給我“保密”？給我“建議”？給我“支持”……    

        澎湃新聞：您負責的這部分訪談內容，成書后，有多大的體量，整理這些內容花了多少時間？

        王海晨：作為整理者，初稿我具體負責的文字量占全書的1/5。注釋部分占1/3，因為我這部分涉及人物400多，其他專有名詞180多。

        作為統稿者，因三位主編、副主編交叉對全書進行統籌修改，各占1/3工作量。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將近5年時間。       

        澎湃新聞：這批資料成書后，您對全部內容有多少了解？您認為這套資料中特別有價值的內容，能做些介紹么？

        王海晨：七卷本口述整理完成后，當代中國出版社和我簽訂了整理《張學良口述自傳》和撰寫《張學良思想人生》兩本書的合同，現均已交稿。在寫作后兩本書過程中，尤其是口述自傳，主要以哥大本為主整理，那對全書自然要認真閱讀和考證，所以對張學良口述的全部內容都有所了解。

        說到本書的“看點”，主要有三：一是在史實方面，他把一些歷史的空白點補上了，一些斷點接上了，許多模糊之處澄清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曝光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親的、家族內部的；他自述情感潛流，主動揭開隱秘的內心世界。三是評價方面，他對歷史、政治、軍事、宗教、人生都有評述，且有不凡之論，甚或是驚人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