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中小學生需要什么樣的詩歌教育？他們在課本和課本之外能接觸到什么樣的詩歌？除了中國古典詩詞，他們能否需要現代詩，能否讀懂現代詩？詩人北島選編《給孩子的詩》最初是為了給兒子選編“適合孩子的現代詩讀本”，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專訪時，北島談的雖然是《給孩子的詩》的選編過程，其實談的也是他的詩歌教育理念。北島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我曾開玩笑說，詩歌教育到博士階段已經晚了，本科也晚了，應該從中學開始，‘從娃娃抓起’。讓孩子們從閱讀的源頭獲得啟迪，可謂正本清源。”

        澎湃新聞：詩歌對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

        北島：簡單而言，詩歌需要斷行，通過跳躍尋找動力，獲得想象空間。比如，我的兒子會突然引用芒克的詩句：“生活多美好/睡覺！”這就是詩。

        澎湃新聞：孩子真的能讀現代詩嗎？

        北島：應該顛覆對孩子的成見。孩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遠比成人以為的豐富得多。保守、僵硬、分類化和模式化的所謂“兒童文學”概念，也需要被顛覆。

        有人建議我做詩歌點評（指《給孩子的詩》中的詩），我認為點評更多會成為一種限制，不如把闡釋的空間留給孩子們。小時候背唐詩宋詞，只要背下來就好，不一定理解字面的意思。詩歌會滲透到血液中，成長過程中會不斷有所領悟。

        澎湃新聞：編選《給孩子的詩》，最初的契機是什么？

        北島：契機是我兒子從學校帶回的一首詩《假如我是粉筆》，我當時看了很震驚，后來發現書店里也找不到適合孩子的現代詩讀本，于是決定自己選。這件事我在書的代序《給年輕朋友的信》中講了。

        現在回頭想，看似偶然的機緣，引領的是必然之路。我到香港后，發起了兩個國際詩歌項目——“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和“國際詩人在香港”，花費了五六年來的大量精力和時間。工具理性對人的影響無所不在，詩歌屬于“心靈的知識”，需要從內部打開空間。我曾開玩笑說，詩歌教育到博士階段已經晚了，本科也晚了，應該從中學開始，最好“從娃娃抓起”。讓孩子們從閱讀的源頭獲得啟迪，可謂正本清源。

        澎湃新聞：《給孩子的詩》的詩歌大都不是特意給孩子寫的，孩子能看懂嗎？

        北島：懂不懂的概念，是理性范疇的概念，跟詩歌沒關系。詩歌是感性的東西，靠的是悟性。這個意義上，詩歌并沒有成人與兒童的嚴格界限。有些成年讀者，自己讀兩遍不懂，就想孩子是不是也讀不懂，這是低估孩子的悟性。悟性除了天賦，與閱讀經驗有關系。我在大學教書，無論翻譯課，還是創作課，無一例外要帶學生讀詩。一首首詩讀下來，你能感覺到他們內部的窗戶在一扇扇打開，天生的直覺和悟性被照亮。

        澎湃新聞：你在編選的時候，有具體的標準嗎？

        北島：標準一邊編一邊摸索：我個人對現代詩的感受，加上經驗與理性的成分。但一直有個念頭在，就是我希望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讀哪些詩。

        比如葉芝的《當你老了》、里爾克的《嚴重的時刻》，我曾猶豫過要不要收入。可是，如果能喚回自己的童年青少年記憶，我們會發現，關于生命、死亡、時間，都是做孩子時曾經問的問題。其實每個孩子都有形而上思考，反而是隨著社會化進程，越到成人，越形而下了。關于愛情的詩，我也猶豫過，但十二三歲的年紀青春萌動，很正常，很自然。生老病死、愛情、孤獨，是孩子真實的人生體驗，不應該被屏蔽掉。一些歷史背景相對復雜的詩歌，我則較少選入，因為對孩子來說不夠直接。

        此外，還要考慮不同的文化、語言、地域和種族的平衡。歐美之外，要考慮亞洲、拉丁美洲、非洲，中英文之外，要考慮西班牙語、日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希望呈現詩歌本身的豐富性和廣闊的文化視野。

        我原來想象的讀者，主要是青少年和小學生，今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詩歌創作課，采用初稿做試用讀本，效果很好，感到大學生也適合。有讀者說，也適合有童心和詩心的成年人。

        澎湃新聞：在選擇中國新詩的時候，你的衡量標準是什么？

        北島：詩歌的衡量尺子是完全不同的，不會按十年或一百年跨度計。現代英語是相對年輕的語言，也有四百年歷史，而現代漢語只有一百年，這么算，中國新詩的成就很不錯了。新詩在早期的時候，非常不成熟。我選入的廢名《十二月十九夜》一詩，與胡適、劉半農、郭沫若、徐志摩等相比，是中國新詩開幕中的幸運。

        澎湃新聞：為什么選了那么多翻譯詩歌？

        北島：整本《給孩子的詩》, 譯詩占70首,中文原創詩31首，涉及20多個語種。順便說，譯詩部分除一首外，編輯全部查到了各個語種的原詩，保證了來源可靠性，這是件了不起的工作。形成目前的結構，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之大，可資選擇的非中文經典作品的基數大，把世界多元文化的精神財富呈現給中文世界的孩子們，也是我的初衷，這關系到中國孩子的世界想像。另一方面，中國新詩歷史短暫，成熟作品還在積淀中。

        此外，我的確特別重視與我們母語平行的一種獨特文體——“翻譯文體”。它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為地下文學提供了文體基礎。甚至可以說，沒有“翻譯文體”的誕生與發展，中國文學不可能走到今天。

        關于詩歌的可譯性問題，我們發現，一個譯者并不是什么詩都能翻譯好。這有兩層涵義，一是詩歌自身生命力，好的詩就是經得起不斷翻譯，好像轉世投胎一樣，那是生命另一種形態的延長。二是譯者與詩作的緣分，比如洛爾迦與戴望舒就有一種特殊的緣分，可以說, 洛爾迦通過戴望舒在中文世界中復活了。

        我以前說過，文學翻譯處在母語與外語的邊界上。如今我重新調整了“定位系統”——在我看來，文學翻譯處在母語的邊界之內，文學翻譯就是母語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在《給孩子的詩》里，你選了自己的《一束》這首詩，而不是《回答》，為什么？

        北島：《回答》對孩子來講不合適，因為這首詩的背景是中國特殊的歷史轉折點，孩子們不了解這個背景，會感到費解。而《一束》講的是愛情，含蓄，沒有一個愛字，轉折也有意思，轉折里講了深淵，是微妙復雜的愛情。

        澎湃新聞：為什么選食指，為什么選《在你出發的時候》？

        北島： 從革命詩歌到新詩潮運動，食指的詩構成重要的推動力。我在《七十年代》中，講到1970年早春，我和另外兩個同班同學，在頤和園昆明湖的船上，有一個叫史康成，他在朗誦一首詩，就是《在你出發的時候》。那個瞬間，我受到極大刺激。當時我正在寫舊體詩詞，是那個時代“知識青年”的時髦，受毛澤東詩詞影響，加之上山下鄉的處境，思鄉懷舊，書信唱和。但我發現那些詩大多沒什么意思，表達的往往不是我們自己的感情，受到嚴格的格律限制，不可能走得太遠。那是一個重要的改變，我發現新詩更忠厚、自由。一首詩真的可以改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