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陶曉清（左二）和其子，作家、廣播人馬世芳（左三），以及本土樂評人孫孟晉在金橋國際商業廣場做了一次關于民歌時代的談話。

        1975年，楊弦和胡德夫在臺北中山堂演唱余光中作詞的歌曲，是為臺灣民歌運動的開始。在這之后，民歌手和創作人大量涌現，臺灣民歌進入黃金時期。

        這是一段不可復制的時期。在大歷史背景下看，民歌運動源于1972年尼克松訪華給臺灣青年帶來的強烈失落感，從而刺激這群聽美國歌長大的年輕人生出唱自己歌的想法。然而在“臺灣民歌之母”陶曉清眼中，“民歌運動只是一群大孩子的無心插柳，不是運動。運動要有目標組織綱領，他們沒有，只是有共同氣質，在一起做有意思的事，卻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歷史。”

        9月12日，陶曉清和其子——作家、廣播人馬世芳，以及本土樂評人孫孟晉在金橋國際商業廣場做了一次關于民歌時代的談話，拉開了金橋9.12-10.12期間“40·20音樂主題活動”的序幕。當晚，潘越云、沈慶開唱。在這一個月中，還將有李建復的分享會，以及南方二重唱及Vox玩聲樂團的演出。

陶曉清：他們留了好多東西在我家，包括李宗盛的成績單

馬國光和陶曉清（臺灣資深廣播人，曾引領上世紀70年代的臺灣民歌運動）

在父親馬廷英寓所拍的結婚照。

        陶曉清被譽為“臺灣民歌之母”，乃是因為身為電臺主持人的她從1975年開始就陸續在自己的節目里播放年輕人的原創歌曲。第一次放的時候，她原以為熱愛西洋歌曲的聽眾們會寫信來罵她，熟料收獲一堆表揚的信，還有毛遂自薦自己作品的年輕人，讓她從此走上推廣本土民歌之路。

        臺上的陶曉清一頭白發，卻越老越好看。她說自己小時候玩樂隊，什么樂器都不會，只能唱唱聲部。后來暑期去電臺實習，因為對西洋歌曲的了解，以及“老天爺賞飯吃的聲音條件”而得以留在電臺，成為中國廣播公司最年輕的主持人。當年的陶曉清只有19歲。

        最初，陶曉清主持的是西洋音樂節目。“公司幫我訂了好多美國原版唱片和雜志。在那十年里，我很努力地吸收知識，但是這并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陶曉清經歷的唱歌比賽中，幾乎每支樂隊都會唱《我們是一支美國樂隊》，甚至改編都很少。

        1975年，由臺大研究所剛畢業的創作者兼歌手楊弦發起的“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在臺北中山堂舉行，被視為現代民歌運動的緣起。

        1976年，陶曉清在淡水文理學院組織了“民謠演唱會”。頂替胡德夫上場的是李雙澤。據說那個不修邊幅的胖子扛著吉他，拎著可樂瓶，上臺便說：“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他轉向舞臺上剛剛唱完英文歌的同學，不客氣地問道：“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怒砸可樂瓶之后，李雙澤唱起了1948年李臨秋作詞的《補破網》。這首歌因為“傳播灰色消極思想”早已被當局禁唱。當晚過后，臺灣大學校園內旋即開始了大規模的關于“唱自己的歌”的討論，民歌時代開始。

        民歌時代，無論是最初的自發行為，還是后期有商業介入的金韻獎，都有一個背后的核心——陶曉清家的客廳。

        在她家的客廳，蘇來遇見席慕容。后者答應可以讓他唱自己所有的詩，于是蘇來就有了一張全是席慕容詩的專輯。

        打掃的時候，陶曉清和馬世芳還發現過一張李宗盛中專時候的成績單。“那個時候李宗盛一直講笑話，現在想想他大概是在掩飾自卑，因為其他人都是臺大的。”馬世芳也記得那張成績單，因為“那天他跟我娘講了很久，留下成績單后再走的，里面全是紅字”。

        對于這群有才華的大孩子來說，陶曉清亦師亦姐。留在他們家的，遠不止李宗盛的成績單。

        1975年楊弦的第一張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發布的時候，馬世芳只有4歲。作為陶曉清的兒子，有人開玩笑地叫他“民歌本人”。

        四歲的馬世芳竟然還記得楊弦的那張專輯。“我記得有首歌叫《鄉愁》，鋼琴前奏非常長。然后有個女聲，唱得好慘。我就跟娘說，這歌好悲傷。娘就覺得這個四歲的孩子怎么那么老氣橫秋。”

        這是馬世芳對陶曉清和他們那一代人的最初記憶。他記得當時客廳很大，鋪的是榻榻米。吳楚楚、蘇來、彭國華、李宗盛等都是客廳的常客。“當時娘辦了很多串燒形式的演唱會。他們都是大學生，都到我家開會商量，誰有新作就來唱。當時的民歌手們都覺得自己有社會責任，所以專場一場一場辦。他們很認真，每次演出結束都會檢討哪里不好，然后分清楚這是自己的原因，政府的原因，還是環境的原因。”

        在小朋友馬世芳眼中，這群哥哥姐姐會談戀愛，會劈腿，也會分手。而他只管纏著他們給他講漫畫，或者變魔術給他們看。“當時我覺得媽媽主持節目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報一下下一個節目是什么。”

        轉眼馬世芳進了中學，一頭鉆進老搖滾的世界，對臺灣的音樂沒什么興趣。直到高中，他想聽聽小時候聽過的東西，才發現楊弦的了不起。“他就像臺灣的鮑勃·迪倫，既有西方的自由和詩意，也有臺灣自己的氣息。更重要的是，楊弦他們這些人全是素人，是聽閩南語歌和布袋戲、歌仔戲長大的一批人。”

        之后，馬世芳18歲高中畢業的暑假便到中廣實習，自此開始廣播人生涯，“第一次連續講了12分鐘，導播都插不進話，太緊張。”如今的他在周末時段依然有自己的節目。不靠廣播謀生，因為“在臺灣廣播處在弱勢的位置。在這個安靜角落，周末時間甚至不賣廣告。在這個分眾媒體時代，適合深耕一點東西。”

民歌運動最珍貴的是提供了一塊土壤

        在馬世芳看來，民歌運動最珍貴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塊土壤。“流行歌曲變成平臺，讓所有人有了交集。張艾嘉和李宗盛，張大春和李壽全，若非民歌運動，他們的名字絕不會出現在一張唱片上。”很多人都以為臺灣的民歌運動是一個革命，馬世芳卻認為并不是。他說：“其實這些歌曲的制作班底們都和當年鄧麗君、劉文正的是一樣的班底，只不過原創為音樂帶來了新的可能性，讓產業升級。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高凌風曾出過非常厲害的普通話專輯，但是沒人會為他賦予文化含義。”

        陶曉清對民歌時代的總結只是一句話：“高潮的時候道和術兼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