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熱播，塵封多年的歷史記憶“大逃港”再回人們的視野。

        劇中，習仲勛復出主政廣東、治理“逃港潮”的果敢與堅持令人動容。

        知名報告文學《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表示，“長期以來，史界對這段歷史不予置否，現(xiàn)在歷史正劇能展現(xiàn)‘大逃港’，說明中央對這件事情有了新的認識。”

        陳秉安表示，1979年，群眾長期受壓抑，誤解了政策，以為改革開放等同于去香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逃港潮”。

        目前，陳秉安正在籌備第二本《大逃港》，該書將主要介紹上個世紀70年代的知青“大逃港”和1979年的群眾“大逃港”。

        事實上，2013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勛傳》（下冊）一書，詳細介紹了習仲勛治理歷史特殊問題——偷渡外逃的全過程。

        從用軍隊堵截到建立經(jīng)濟特區(qū)、改善生活條件，習仲勛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標治本并舉、以本為主”的方針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是完全正確的。

        新中國建立之前，邊防管理松懈，實際上有邊無防，粵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入。

        新中國建立后，國家于1951年3月15日設立邊防線，加強管理。建國初的7年間，香港居民經(jīng)常到廣東尋找工作。后來，由于內(nèi)地實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3年困難和10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廣東連續(xù)發(fā)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門的事件。

        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個歷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特殊問題。習仲勛到廣東履職后，就遇到了這個棘手的老大難問題。

        其中嚴重的有兩次，一次是1962年，廣東省共發(fā)生偷渡外逃117900多人次，逃出39700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出現(xiàn)了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1977年11月，韋國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廣州視察工作的鄧小平匯報工作時說，當前廣東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靠近港澳邊境地區(qū)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p>

        鄧小平強調(diào)，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fā)展經(jīng)濟，“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認真清理農(nóng)村政策和城市政策。

        1978年下半年，廣東偷渡外逃又嚴重起來。對這次新的偷渡外逃風，廣東省委十分重視。

        7月初，習仲勛到地市縣考察，就選擇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指出，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fā)展經(jīng)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

        為了盡快遏制偷渡外逃風潮，根據(jù)習仲勛指示，廣東省委于9月發(fā)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緊急電報通知。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談會在汕頭市召開，提出必須切實加強對反偷渡外逃斗爭的領導，積極搞好生產(chǎn)，發(fā)展經(jīng)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要求嚴格邊防管理，加強堵截工作。

        由于人心浮動，有人聞風鋌而走險，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

        為此，當年11月下旬，廣東省委再次召開有關地、縣委負責人緊急會議，并在邊防地區(qū)組織了一次有近萬名干部、民兵和駐軍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統(tǒng)一行動，到12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

        1979年春節(jié)前后，粵港澳人員交流頻繁，邊防地區(qū)流傳著“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內(nèi)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順口溜。

        事實也是如此。1978年，深圳農(nóng)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nóng)民人均年收入高達13000港幣。再加上受海內(nèi)外“邊境開放”、“廣東要放一百萬人去港”等謠言的影響，偷渡外逃在1979年春節(jié)之后又一次出現(xiàn)高潮。

習仲勛提出“偷渡問題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

        當時對抓住的外逃人員采取收容的辦法。

        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過10萬人，其中包括港英當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萬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shù)增加一倍。

        各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衛(wèi)生條件極差，又值夏天，使人難以忍受，有的收容站存在沒飯吃、飲水難、傷病者得不到及時醫(yī)治的現(xiàn)象。

        這時，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范來深圳視察，見此情況，當即給寶安縣提出意見，回到廣州后又向習仲勛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問題。

        對此，習仲勛很重視，立即與有關人員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問題。

        他愧疚地說：“我們自己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么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做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nèi)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對于他的意見，當時很多人不接受。

        習仲勛反復說明和引導，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一致，實現(xiàn)了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這一觀念的轉變，這對廣東省委認清解決偷渡問題的正確途徑，進行改革開放，繁榮邊境經(jīng)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習仲勛按照這樣的原則和思路來處理偷渡外逃問題，也經(jīng)過了一些曲折。

        按照他的指示，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前往深圳，貫徹落實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經(jīng)過黃靜波反復做工作，深圳市才把收容站的人運走或放走。

        可是就在第二天，來自惠陽、東莞、寶安八十多個鄉(xiāng)鎮(zhèn)的7萬群眾聽信謠言，誤以為開放邊境，紛紛涌向邊境前沿，強沖邊防。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做了準備，動員大批人員和邊防部隊一起全力勸阻、教育，事態(tài)才得以平息。

        這次偷渡外逃風潮，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港英當局動用軍警堵截偷渡外逃者，并向內(nèi)地施加輿論壓力。

        1979年6月10日，在省委召開的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上，習仲勛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整頓社會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創(chuàng)造良好的生產(chǎn)秩序、工作秩序整頓社會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創(chuàng)造良好的生產(chǎn)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這股風一定要剎住。”

習仲勛走訪惠州、深圳，了解外逃原因

        廣東的偷渡外逃問題，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

        同年6月10日至13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qū)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緊急研究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

        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和王震等國家領導人在國務院南會議室，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的匯報。

        李先念強調(diào)，到7月5日，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廣東要基本剎住偷渡外逃風。6月14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fā)出了《關于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

        習仲勛對中央的這一指示極為重視，同時也感到壓力很大。6月17日、18日，他連續(xù)兩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決心當做一場大的戰(zhàn)役來打，6月底剎住偷渡風。

        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會后，習仲勛、寇慶延到惠陽，吳南生到汕頭，坐鎮(zhèn)指揮反偷渡外逃工作。

        習仲勛和寇慶延趕到惠州，出席惠陽地委召開的反偷渡外逃工作會議。在會議上，他表示，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使我國國民經(jīng)濟瀕于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失去信心。

        6月23日至24日，習仲勛等人又趕到深圳檢查工作。接著又到珠海市參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會議。

        在會議討論中，習仲勛強調(diào)，反偷渡工作要依靠群眾，這是根本的。因為多數(shù)人民群眾是不贊成鋌而走險去闖邊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數(shù)，反偷渡的是多數(shù)。

        習仲勛最擔心深圳一帶的偷渡外逃。

        習仲勛和二十多個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座談。習仲勛問他們，我給你們糧食，能不能把人留住？答案是，不行，留不住。這對習仲勛的震動很大，使他再次深刻體會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7月7日晚，習仲勛就關于制止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問題，用電報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慕華并中央做了簡要報告。報告中說：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確定采取治標治本并舉的方針，從總的趨勢來看，去年底以來發(fā)生的這股偷渡外逃風，已經(jīng)得到遏制，港英當局對此也表示滿意。但是，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任務仍很艱巨。他還提出要改進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員當做犯人對待。

        12月7日，習仲勛訪問澳大利亞后順訪香港，同港英署理總督姬達就內(nèi)地居民非法來港等問題進行會談。

        習仲勛重申了中方的一貫政策，說明外逃問題只是一個暫時現(xiàn)象，今后隨著內(nèi)地經(jīng)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個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因此要更加積極發(fā)展雙方的經(jīng)濟合作。姬達提出雙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經(jīng)常交換意見，相互配合。

經(jīng)濟特區(qū)誕生，逃港現(xiàn)象消失

        1980年1月8日，廣東省政府頒布了《關于處理偷渡外逃的規(guī)定》，反偷渡外逃斗爭從此有了操作性比較強的法律依據(jù)。經(jīng)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勢頭得到遏制。

        在反偷渡外逃的斗爭中，習仲勛和廣東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終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隨之，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措施，推動改革開放，加快經(jīng)濟特區(qū)建設。

        是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jīng)濟特區(qū)，并通過了《廣東省經(jīng)濟特區(qū)條例》。至此，中國經(jīng)濟特區(qū)正式誕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經(jīng)濟特區(qū)建設步伐的加快，使廣東人民看到了希望。

        當年參與特區(qū)籌建工作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qū)條例公布后的幾天，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xiàn)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沒過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見到家鄉(xiāng)經(jīng)濟發(fā)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來了。

        1984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了深圳、珠海兩個特區(qū)，這里“一片興旺發(fā)達”的景象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月24日，鄧小平回到北京后發(fā)表談話：“聽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yè)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