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是中國歷史上廣為稱道的一個朝代。“文景之治”時期的休養生息政策帶來了富足的景象，而在此基礎上漢武帝的積極對外政策則給中國帶來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和平與穩定。

        但是武帝時期的過度擴張，勞民傷財，官員們也開始思考這種積極的政策是否應當繼續。公元前81年，武帝托孤的重臣霍光垮臺之后，漢朝的高級官員們開展了一次集中的大討論。《鹽鐵論》以對話形式記載了這場對漢朝發展影響深遠的討論，從《劍橋中國秦漢史》的分析來看，這場名副其實的、漢代的“實踐與真理大討論”竟然與兩千多年后鄧小平時代之初的討論十分相似。

        辯論的兩個陣營在《劍橋中國秦漢史》中被稱作“時新派”（Modernist）和“改造派”（Reformist）。兩個陣營的名字似乎都有很強的改革意味，但是意識形態大相徑庭。“時新派”主張強國政策，積極利用國家資源富國強兵；主張賞罰分明的制度；主張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如鹽鐵、鑄錢、進出口等）。“改造派”從今天的眼光看相對保守，主張回歸周代的傳統，順應天意，普惠于民。

        在爭論中，兩個陣營至少就以下問題進行了爭論，這些問題在現代國家也是值得思考的：

        產業政策上，時新派主張鼓勵制造業、貿易往來和運輸業發展，改造派主張堅持以農為本，反對工業過度汲取勞動力，抑制農業生產；

        對于壟斷行業的問題，時新派主張繼續加強管制，將利潤據為國有，而改造派主張廢除專賣，認為壟斷于民無利；具體到冶鐵行業，時新派認為國家專賣可以保證鐵器質量，但是改造派恰恰認為正是國家壟斷造成鐵器質量差，影響了農業生產；

        對于貨幣政策，時新派主張穩定的貨幣政策，改造派主張少用貨幣，重新征收實物稅；

        關于官員的選拔制度，時新派認為官員應當注重實踐能力，理論是次要的，但是改造派認為官員的理論修養直接影響到道德水準，而道德是為官的根本；

        對于之前漢武帝時期的成就，時新派認為國家的強盛歸功于自己派別的政策，改造派認為這一時期國進民退，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了。

        從以上的簡單總結我們可以看到，時新派與改造派所關心的問題幾乎也是我們現在關心的問題。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很難簡單地斷定這兩派哪個更為先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抓住了一些根本的問題：如何富國而又利民？如何提高政府效率而又不滋生腐敗？如何在物質豐富和精神充實之間平衡？一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國情復雜、地緣堪憂的中國應當何去何從？

        這又何嘗不是我們今天關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