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當拿破侖?波拿巴在法國乃至歐洲的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的時候，他身邊匯聚著那個時代最聰明的頭腦。他們當中有執新古典主義之牛耳的畫家大衛，他是拿破侖的宮廷畫師；有意大利物理學家伏特，他在經濟困難時得到了皇帝的資助；也有夏多布里昂、貢斯當、斯塔爾夫人們，他們曾無比贊美拿破侖給法國帶來的秩序與榮耀，但當“拿破侖用獨裁的形式來保衛革命的價值觀”時，又對皇帝發起了無情的批判。

        拿破侖說過，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刀劍，一種是精神。當偉大的刀劍遇到了偉大的精神，我們或能想見兩者碰撞出的美妙火花。

“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技術型知識分子，類似科塞在《理念人》中分析的科學知識分子。這里主要指的是從事科學工作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包括數學家、天文學家、考古學家，甚至是法學家。

        有研究者稱拿破侖時代為歷史上科學成就最為豐饒的時代之一，拿破侖本人也是現代第一位接受科學教育的統治者。他深諳科學之于戰爭的用處。在布里安軍校讀書期間，拿破侖系統地學習了數學、物理、化學、地質和地理等學科。其中他最感興趣的是數學，是個不折不扣的幾何學發燒友。行軍作戰時，他也會興致勃勃地跟學者討論科學問題。“尊敬的院士們，”拿破侖說，“讓我給你們出一道題，不用直尺，僅用圓規，你們能四等分一個圓嗎？”這就是幾何學中的拿破侖定理。

        作為科學家，拿破侖更懂得科學的價值。他鼓勵新發明，推廣新技術。據說罐頭的發明就與拿破侖有關。當英國的報紙還在討論種牛痘會不會對人有害時，拿破侖就號召法國人接種。英國科學家戴維用電解法制取了金屬鉀和鈉，1808年，拿破侖在英法兩國交戰正酣的情況下，還給戴維頒發了獎章，以表彰他在電化學上的貢獻。

        拿破侖會定時邀請科學家見面，聽他們報告研究的成果及進展。眾所周知，拿破侖遠征埃及時，帶了成百箱的書籍和研究設備及一個由175名專家組成的隨軍科學藝術工作團，包括21名數學家、3名天文學家、17名民用工程師、13名博物學家和礦業工程師、13名地理學家、3名火藥師等。拿破侖對他們的照顧無微不至。行軍中，拿破侖曾下達過一條著名的指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以確保科學家走在安全的地帶。這批科學家們帶回了大量珍貴的資料。如考古學家若瑪所寫的世界上第一本關于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記述》，就是根據這次埃及之行所搜集的資料完成的。此外，拿破侖帶回的刻有三種不同古老埃及文字的羅賽塔石碑，在20年后，被法國語言學家商博良成功破譯，從而提供了一把打開埃及文化之謎的鑰匙。

        在擔任第一執政期間，拿破侖還讓著名法學家康巴塞雷斯出任第二執政。康巴塞雷斯以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思想對拿破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拿破侖至死都把他看作一位可信賴的朋友。在法律方面，拿破侖主持修訂和頒布的《拿破侖法典》在世界法律史上的意義無需贅言。此外，拿破侖還將大量著名的經濟學家、科學家、法學家等充實到參政院中，使得這個擁有最高行政裁決權的機構能夠出現更多專業的聲音。

        拿破侖對科學家們的尊敬也換來了科學家們的愛戴。著名數學家蒙熱與拿破侖是摯友。當拿破侖被放逐至厄爾巴島時，他十分難過。百日王朝時期，他公開表示歡迎皇帝的歸來。因此波旁王朝復辟后便將他逐出了科學院。以至于1818年蒙熱去世時，他在巴黎理工學院的學生們想去參加葬禮，都被當局禁止。學生們只好在下葬的第二天，組隊前往墓園，哀悼老師。

        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現在是全法國最著名的精英學校之一，該校與拿破侖之間也有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1794年，因嚴峻的國內外局勢造成的應用技術人員短缺，法國國民公會提議建立該校。1799年“霧月政變”后，拿破侖成為第一執政官。同年12月16日通過法案，肯定該校的目的是“傳播數學、物理、化學等科學和制圖技術，特別是為炮兵、工兵、路橋、造船、軍用和民用工程、開礦和地理等技術性的公立專科學校輸送學生”。從此，巴黎理工學校作為基礎型大學校的功能被確立下來。

        1804年12月，巴黎理工學校的學生奉命參加三軍檢閱隊。拿破侖走到這個隊列前，親手將一面錦旗授予排在隊列首位的1804年該校的第一名畢業生手中，旗上繡著“為了祖國的科學和榮譽”的大字。隨后拿破侖命令該校隊列緊跟在禁衛軍之后而位于三軍之前通過檢閱臺。這一突如其來的莫大榮耀極大地鼓舞了該校的師生，“祖國”“科學”“榮譽”從此成為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的校訓。

        1814年1月，反法聯軍兵臨巴黎城下，巴黎綜合理工全體師生向拿破侖請戰。拿破侖拒絕了師生們的請戰，說：“我不愿為取金蛋殺掉我的老母雞！”后來這句話被鐫刻在巴黎綜合理工學校榮譽大廳的天花板上。拿破侖不希望這些精英們去上戰場，去當炮灰。法蘭西需要他們的頭腦甚于他們的生命。后來從該校走出了數百位的科學院院士、工程師、將軍和政治家。

        拿破侖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給予技術型知識分子們以最大的重視和關懷。他恢復了路易十四對文化有貢獻人士重賞的措施。這些獎賞也多授予了科學家們。在拿破侖帝國時期，法國的科學和技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用藝術家充當宣傳喉舌

        在藝術領域，拿破侖最喜歡的是畫家，因為畫家最能頌揚他的功績。擁戴拿破侖的藝術家中，最有名的是大衛。大衛是歐洲新古典主義畫派的代表畫家。他的作品大多表現歷史英雄人物，構圖嚴謹，技法精細，畫風簡樸莊重。其代表作有《賀拉斯兄弟的誓言》、《馬拉之死》、《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雷卡米埃夫人像》等。

        法國大革命期間，大衛是雅各賓派的負責人之一。1792年被選為國民公會議員，并任公共教育委員會和美術委員會委員。1794年的“熱月政變”后，羅伯斯庇爾被送上了斷頭臺，大衛也被捕入獄，后經他的學生奔走營救得以出獄。大衛十分崇拜拿破侖，1799年“霧月政變”后，他去覲見拿破侖。拿破侖也把他與古希臘著名畫家阿佩萊斯相提并論，并許諾大衛說，他以后每幅歷史畫都將獲得十萬法郎。

        就這樣，大衛成了拿破侖的宮廷畫師，創作了許多流傳后世的巨幅畫作。如《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描繪了 1804 年12月拿破侖在巴黎圣母院舉行的加冕大禮的情形。皇帝加冕照例應由教皇給皇帝戴上皇冠，以表明教權對皇權的優勢地位和皇權的正統性。但是拿破侖卻在教皇要給他戴上皇冠前，搶先一步將皇冠奪過來，自己戴在了頭上，以表達對教權的不屑。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有意思的是，大衛為了減少紛爭，特意畫的是已經帶上皇冠的拿破侖給皇后約瑟芬戴皇冠的場景。這樣一來既沒有歪曲事實，又避免觸犯那些持異議人士，可謂用心良苦。

《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

        大衛的另一幅名作《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再現了1794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拿破侖率領4萬大軍，登上險峻的阿爾卑斯山，越過圣伯納隘道，進入意大利的情景。拿破侖軍隊進入意大利后，用一個月時間打敗了在那里的奧地利軍隊，結束了戰爭。這場戰役的勝利，提高了拿破侖的威望和地位，為他后來登上權力的頂峰奠定了基礎。意大利戰役后，西班牙國王查理四世向大衛訂制了這幅畫。

        大衛把畫面人物安排在圣伯納山口積雪的陡坡上，身材矮小的拿破侖騎上了馬匹。陰沉的天空、奇險的地勢、紅色的斗篷增添了畫面的壯烈感，渲染了一種英雄主義的氣概。但據說，拿破侖翻山時騎的不是馬而是驢子，穿的也不是紅色斗篷，而是普通的軍大衣。大衛一生的榮辱和拿破侖緊密相連。1815年拿破侖兵敗滑鐵盧，復辟的波旁王朝將大衛逐出法國。他逃亡到布魯塞爾。并在那里教書作畫，直至1825年去世。

        同樣崇拜拿破侖的畫家中，還有大衛的弟子安格爾和格羅。在安格爾的《王座上的拿破侖一世》中，拿破侖穿著奢華的皇袍端坐在鍍金的寶座上，經過雕琢的椅背在他的頭部周圍形成了一個光環。他右手持查理曼大帝的金色權杖，左手持中世紀法國國王使用的象牙制成的“正義之手”。這幅作品無疑在取悅拿破侖，他把拿破侖畫成了一個英明的統治者和正義的裁判者，一個圣父般的形象。

        格羅也是拿破侖的崇拜者。拿破侖為了獎勵這位崇拜者，特別派他軍職，使他能夠親眼看到戰爭的景象。拿破侖攻打埃及失敗以后，帶領軍隊攻打奧斯曼帝國。在突襲雅法成功后，軍隊殘忍地屠殺了當地的居民。隨后軍中爆發了鼠疫。拿破侖去探望了醫院里的病人。當時關于屠殺的負面報道已經出現，所以對于拿破侖來說，非常需要從積極的角度來呈現這次探視。格羅的《拿破侖視察雅法鼠疫病院》就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拿破侖站在醫院的院子中間，輕撫著士兵的傷口，他身后的兩個副官難忍那些垂死病人的慘狀和氣味做出作嘔狀。拿破侖被刻畫成了一個神圣的救治者。

        除繪畫之外，拿破侖還熱衷于建筑物和紀念碑。他相信建筑家能幫助他把巴黎建設為最美都市。他很熟悉法國的古典戲劇。對古希臘的戲劇也有相當的了解。他還非常欣賞當時的一位著名悲劇演員塔爾馬，曾賞賜豐厚的獎金，替其還債，還常常邀請塔爾馬共進早餐。在諸多藝術的種類中，拿破侖可能對音樂的興趣最小，但他從厄爾巴島回來后，仍然在百忙中抽空授予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凱魯比尼以榮譽勛位。

        拿破侖在鼓勵藝術、保護藝術家上不遺余力。他把目光投向藝術，除了他本人的喜好之外，更是因為意識到藝術有巨大的宣傳力，意識到藝術家能使他留名千古。

最麻煩的知識分子：作家和文人

        在眾多知識分子中，拿破侖最不喜歡的大概是作家和文人。

        但拿破侖和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過“蜜月期”。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諦》因倡導基督教的回歸，迎合了第一執政恢復人們的心靈秩序的需要。1802年，夏多布里昂首次與第一執政相見，不久拿破侖不顧夏多布里昂毫無外交經驗，堅持委任他為駐羅馬大使館一等秘書。應該說直到1804年，夏多布里昂都真誠地追隨拿破侖，希望建立一個在政教協議基礎上的有大革命原則的國家。這也是許多文人和作家普遍的愿望。

        夏多布里昂與拿破侖的決裂是在當甘公爵被處決之后。對拿破侖來說，他要掃清帝制路上的一切障礙，就必須處死這位公爵。而對主張君主立憲，對波旁王朝有著難以割舍的溫情的夏多布里昂來說，“這條消息改變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變了拿破侖的生命一樣。”夏多布里昂遞交了辭職信，放棄了做御用文人的機會，后來公開轉向支持波旁王朝復辟，成了拿破侖有力的反對者。

        夏多布里昂曾說拿破侖是“一個善于發現人才的人；但是他希望他們的人才僅僅為他服務，而且以盡量少提及這種才能為條件。他嫉妒任何聲譽，并且視之為對他的聲譽的篡奪：世界上應該只有拿破侖存在”。夏多布里昂說這句話時多少有些懷才不遇的意味。

        拿破侖可能賞識這些知識分子的才華，也忌憚他們在各自陣營中的影響力。讓他糾結的是，這些人才不好掌控，不便為我所用。較之于專注的科學家們，較之于生性自由，不那么熱衷于政治的藝術家，19世紀初的文人和作家們更熱衷于政治的實踐。一方面他們從盧梭那里繼承了感情和幻想以此來對抗僵硬的理性教條，但是卻反對1793年的革命。另一方面18世紀的自由原則對于他們來說又有著激動人心的力量。大革命通過暴力打開了權力的通道，這一切為這些知識分子的政治實踐提供了種種可能。而一觸及政治層面，知識分子倡導的那些原則，在皇帝那里卻遠遠比不上經驗和變通。當然，正如拿破侖自己所說，在刀劍與精神的較量中，刀劍總是會被精神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