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月4日，即大清光緒元年十二月初八日，日本森有禮公使抵達北京，要同中國辯論說朝鮮不是中國的屬國。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兩天前，清廷剛剛派遣滿洲大臣志和以及烏拉喜崇阿二人，以正、副冊封敕使的身份，從北京出發(fā)，前往漢城冊封朝鮮國王高宗之子李拓為王世子。一方面是天朝與屬國的君臣關(guān)系正在現(xiàn)實中上演，一方面卻是日本來使試圖從國際法層面否定這種關(guān)系。雙方發(fā)生激烈的碰撞，在所難免。

現(xiàn)實中的鴻溝：中日外交團隊對比

        1月10日下午，森有禮如約帶領(lǐng)鄭永寧、穎川重寬和竹添進一，造訪總理衙門，同沈桂芬、毛昶熙、董恂、崇厚、郭嵩燾等五位大臣晤談。鄭永寧擔任翻譯，穎川與竹添擔任日方記錄，總理衙門的總辦章京周家楣陪席，并擔任中方記錄。這中日雙方的外交團隊，實力究竟如何呢？

1870年代的總理衙門。

        此時，沈桂芬58歲，系軍機大臣、協(xié)辦大學士與兵部尚書，剛剛于一個多月前的1875年12月1日，同另外兩位大學士即直隸總督李鴻章和陜甘總督左宗棠一起，擬定了大清國冊封朝鮮國王世子的敕諭底本，所以對于朝鮮系中國屬國這一層，沈桂芬剛剛有了切身的體驗。毛昶熙59歲，吏部尚書。董恂69歲，戶部尚書。崇厚57歲，頭品頂戴、兵部左侍郎。郭嵩燾57歲，署兵部左侍郎，已于1875年9月7日被朝廷任命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而他日后的出使英倫，將招致很多中國同僚對他的肆意詆毀。周家楣41歲，咸豐年間的進士，任總理衙門總辦章京。

        除了周家楣之外，其余五位大臣都可以說是大清國辦理洋務的能手，之前也都與日本使臣有過辯論，但只有沈桂芬和毛昶熙曾在負責朝鮮朝貢事務的禮部擔任過侍郎，對朝鮮事務了解較多，這也直接影響了他們對森有禮所提問題的回答。然而，總理衙門列席的六人當中，并無一人懂得國際法。

        日本方面，鄭永寧47歲，日本公使館一等書記官，在森有禮赴任前任代理公使，1875年的3、4月份曾同總理衙門就琉球國前來北京的貢使問題以及琉球國的中國屬國地位進行了交涉，是自1871年中日立約以來同清政府打交道最久的日本在華資深外交官。穎川重寬45歲，三等書記官。竹添進一35歲，剛剛改公使館二等書記生。森有禮虛歲30歲，是當日在座最年輕的人，卻在諸人中見識最廣，同時也是當日晤談雙方中唯一懂國際法的人。鄭永寧、穎川和竹添三人，均系“唐通事”（即中文翻譯）出身，漢文造詣很深。

        因為當日列席的五位總署大臣中沈桂芬的職位最高，所以晤談主要在沈桂芬和森有禮之間展開。

        1月10日的這次談話，原本是有中、日文的現(xiàn)場記錄的，日方是由穎川和竹添兩人做的記錄，中方是由周家楣做的記錄。兩天以后，穎川和竹添特意將翻譯為漢文的會談筆記，同總理衙門的會談筆記彼此交換，進行核對。然而，關(guān)于這次重要的談話記錄，在現(xiàn)在能看到的中文外交資料中都無明確記載，但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則存留有雙方完整的記錄，包括雙方最初的記錄和校對后的記錄。

        根據(jù)日本外務省解密的檔案來看，周家楣對穎川和竹添遞來的漢文會談記錄做了大大小小20處改動，均用簽條貼在日本送來的漢譯本上，在很多條目下聲明“無此話”等等。周家楣也特別注明，日本方面送來的漢文筆記“業(yè)經(jīng)呈請各堂逐細核閱，內(nèi)有詞語大致相同、口氣未能吻合各處，毋庸校正”，這就是說這個記錄是送交了沈桂芬等人看過了，對于一些他們認為差別不大的地方，便沒有改動。然而，恰恰是這些“詞語大致相同、口氣未能吻合各處”，反映出了中日雙方在外交理念上的大不同。當然，這也意味著，總理衙門以及其之上的清政府的決策中樞，并沒有全部把握日本方面的外交意圖。

思想上的鴻溝：中日辯論屬國問題

        在認真綜合這些資料之后，我們才能還原一個比較接近真相的會談面貌。本次會談的焦點，一開始就集中到了朝鮮身上。

        森有禮說他在煙臺登陸之時，就風聞朝鮮來中國請求援兵到本國鎮(zhèn)壓土匪，但沈桂芬明確表示：“朝鮮雖系中國屬國，其政教禁令，向由自主”。有無土匪，朝鮮不需要稟告中國，求援一事純屬謠傳。森有禮反問說：“朝鮮既系中國屬國，一切自然應照管他，何以云‘政教禁令、向由自主’？”沈氏解釋說：“所謂屬國者，原不是我國管轄之地，但以其時進了貢，又奉我冊封頒歷的，便叫做屬國。”一番往來問答后，森又問“屬國與外國通商之事”，需不需要報知中國。沈桂芬強調(diào)說：“憑他自己做主，總不去管。”其實森氏背后是在問朝鮮在同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guān)系的時候，如何在中朝宗藩框架下處理本國的主權(quán)問題，如果需要報知清政府，則證明朝鮮屬國名分并非單純的禮儀關(guān)系，如果不需要報知，則其便享有獨立主權(quán)無疑。

        雙方的會談，很快過渡到了中國所謂的“屬國”是否能夠用西方國際法來進行界定這一層次上來。就在這個時候，森有禮問了總理衙門大臣們一個非常專業(yè)的問題。

        根據(jù)中國方面的檔案記錄，森有禮說：“西洋各國，其屬國有幾樣差別，即如某地之于獨國，某地之于澳國，某地之于英國。雖一屬國，各不相同。有的緊要關(guān)切，有的不甚關(guān)切。一樣屬國，如此不一樣。所以貴國的屬國道理，還要詳細請教。”問題恰恰出在了這“某地”、“某地”和“某地”，那“某”到底是什么“地”呢？根據(jù)日方記錄可知，森有禮提到的是“埃及之于土耳其”（中方記錄中的“獨國”是指土耳其，即Turkey）、“匈牙利之于奧地利”（中方的“澳國”實是指的“奧地利”，即Austria）、“加拿大之于英國”。雙方記載的差別生動地說明，當時總理衙門大臣們并不知道森有禮具體提到了哪三個國家，完全一片云山霧罩。森有禮將埃及、匈牙利和加拿大三國同歸為“屬國”，并指出各有“差異”，但沒有指明系何差異。然而，正是這些差異才能夠比照出東方“屬國”和西方“屬國”的差別，進而辨明朝鮮的中國屬國地位的獨特性。

        例如，我們來看看當時埃及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the Ottoman Empire）的關(guān)系問題。1840年7月15日，英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四國政府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政府（the Porte）在倫敦訂立了一個約條，規(guī)定了當時處于穆罕默德?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統(tǒng)治之下的埃及的國際地位。根據(jù)這一約條，穆罕默德?阿里獲得了埃及的統(tǒng)治權(quán)，但埃及奉行奧斯曼帝國法律，其軍隊亦是帝國部隊之一部，其政府仍以帝國政府的名義課稅，且沒有接收和派遣駐外公使的獨立的外交法權(quán)（“separate jus legationis”）。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統(tǒng)治者，均須接受奧斯曼帝國最高統(tǒng)治者蘇丹的冊封，前者認蘇丹為宗主（“suzerain”），并歲歲進貢（“the payment of an annual tribute”）。

        根據(jù)英國國際法學家羅伯特?腓力莫爾（Robert Phillimore）從奧斯曼帝國的法令史上進行的探察可知，埃及其實仍舊屬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一省（“province”）。究其實質(zhì)，阿里王朝的統(tǒng)治者就猶如奧斯曼帝國在埃及的總督（“the Governor General”, 或“Viceroy”）一樣，他們后來所采用的“赫迪夫”（“Khedive”）這一稱號，也恰恰等同于總督的角色。在這種情形下，埃及當時被國際法學者視為一個擁有半主權(quán)的國家（“semi-sovereign state”），總署1864年刊行的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將之譯為“半主之國”。

        埃及同土耳其的特殊關(guān)系，當時成了日本極其關(guān)心的議題，因為這種關(guān)系看上去極像朝鮮同中國的宗藩關(guān)系。在1880年代發(fā)生的一些主要事件中，包括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日本都曾在其所聘請的歐美國際法專家的指導和建議之下，積極參考過埃及和土耳其之間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件，最后做出了相關(guān)的對朝和對華決策，包括上述事件后的迅速出兵朝鮮在內(nèi)。所以，19世紀后半期的中日朝三國關(guān)系，背后有著更為廣泛的國際層面的因素在推動，并不局限于東亞一域。現(xiàn)在的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所面臨的一大困難，便是在世界史的體系中來理解中國。

        可惜的是，總理衙門對森有禮的類比的這些關(guān)系，均沒有領(lǐng)悟到。這首先是語言上的溝通問題，其次是知識體系的問題。沈桂芬等人所抓住的要點，便是“屬國”這一術(shù)語。在時代局限之下，諸如沈桂芬這樣科舉出身且沒有任何歐美知識背景的中國士大夫們，盡管知道中國的“屬國”與西洋的“屬國”有所差異，但是卻難以清晰辨明究系何等差異。森有禮和沈桂芬等總署大臣，在年齡上是兩代人，在思想上則是兩個世界的人。

        森有禮在晤談的結(jié)尾問道：如果日朝開戰(zhàn)的話，中國將如何辦理？總理衙門的大臣們避而不談，總是希望日朝能夠“要好”才好。隨后，這次歷時約4個小時的雙邊會談宣告結(jié)束，而未來20年中日在朝鮮問題上政策對峙的帷幕，卻剛剛拉開。日方準備充分，但中方卻招招被動。

年關(guān)難過：太后在哭，大臣在吵

        就在雙方晤談的同一天，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在咫尺之外的紫禁城中“揮涕不止”，哭著要求署刑部右侍郎翁同龢和兵部右侍郎夏同善，擔任剛滿5歲的光緒帝的老師，在毓慶宮教其讀書。一直在恭親王背后為其外交出謀劃策的能臣文祥，此時雖仍勉力主持洋務，但已病入膏肓。

        大清國的政治中樞，多少有些自顧不暇，在外事處理上實在力不從心，不能有太高的效率。沈桂芬等人在雙邊辯論中只能依著既有的經(jīng)驗舊調(diào)重彈，也是毫無辦法。而與總署的會談，也使森有禮這位年輕的公使感到了清朝的暮氣沉沉與因循守舊，他在晤談之后寫給住在東京的父親的家信中感慨說：“清國政府于百事固守舊例，改進之道頗為暗淡，談事之時，甚為不便。”

        接著，森有禮要求去保定會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表面理由是去感謝李鴻章在他進京路上派員護送的情誼，而實際上要去繼續(xù)討論朝鮮問題的目的是一覽無余的。在等待李鴻章回復的間隙，森有禮以照會形式，同總理衙門進行了一場筆頭上的大辯論。

        森在照會中指出：“朝鮮是一獨立之國，而貴國謂之屬國者，徒空名耳。”這就發(fā)出了和1871年美朝交涉時候美國公使鏤斐迪一樣的屬國“空名”論，使問題變得異常尖銳，而日本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針對朝鮮屬國名分問題上的政策，至此最終完成了合流。總署自然不甘示弱，屢次強調(diào)說：“朝鮮為中國屬國，隸即屬也，既云屬國，自不得云不隸中國……修好條規(guī)內(nèi)載所屬邦土，朝鮮實中國所屬之邦之一，無人不知。”雙方在短短的幾天內(nèi)你來我往地大打筆仗，互相不服。

        究其實質(zhì)，森有禮在辯論朝鮮所擁有的實際的法理地位（de jure legal status），即著重從國際法中主權(quán)國家的理念出發(fā)，通過清朝不能為朝鮮的行為背負國際責任這一事實，指斥朝鮮屬國名分實系有名無實，來瓦解總署堅持的朝鮮屬國論的法理基礎(chǔ)，進而認定朝鮮系一獨立自主之國。與此相反，總署是在辯論朝鮮所擁有的實際的法統(tǒng)地位（de facto legitimacy），即著重從中朝兩國既存的宗藩關(guān)系和禮儀交際中拿出事實依據(jù)，闡述朝鮮系中國屬國的歷史合法性，進而論證朝鮮的中國屬國名分淵源有自、名副其實。雙方在自身的邏輯體系內(nèi)都可以幾近完美地自圓其說，并不存在哪一種說法比另一種更為“合理”或更為“進步”的意思。森氏堅持的國際法的話語，并不比總署堅持的宗藩話語更具說服力，反之亦然。雙方的差異，完全是中西方國際秩序構(gòu)建理念的對立，同時更是外交理念的差異。而其爭論，亦因之猶如兩條平行線，即使再延伸下去，也永遠不可能相交。

1870年代，北京的轎子。

        無巧不成書，就在雙方面紅耳赤爭論到了白熱化之際，李鴻章從保定派來迎護森有禮前往保定的直隸省防馬隊哨官參將等人于1月20日抵達北京，暫時解了總理衙門和森有禮反復爭吵的窘圍。森有禮大喜過望，連忙準備次日就帶領(lǐng)鄭永寧出發(fā)。總理衙門的老臣們，也總算有了機會緩一口氣。就這樣，朝鮮問題這個皮球，踢給了李鴻章。

        在此之后的20年間，中國有關(guān)朝鮮的決策天平，直向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傾斜。總理衙門、禮部以及后來新設的駐扎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連同中國駐日大臣，主要唯李中堂馬首是瞻。日本等國家對華交涉朝鮮事務的主要談判對手，也由在北京的中國朝廷，轉(zhuǎn)換至駐扎天津以及保定的李鴻章這位權(quán)傾一時的地方督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