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在北大未名湖前。

        9月9日晚8時55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湯一介在北京北醫三院逝世，享年87歲。湯一介去世，學界一片震悼。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綱第一時間說，“失去湯先生，我必須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顧一下……，湯先生坦蕩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話是‘我只能聽我自己的’。”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暨文化研究所所長李中華與湯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余年，他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回憶，上周六，湯先生從北大校醫院轉到了北醫三院。從9月8日湯先生已經開始昏迷，9月9日一早，李中華就守在醫院，醫生告訴他，湯先生的肝和腎已趨近衰竭。

        此前的8月25日，從法國回來的李中華去探望湯一介。約的是上午9點，當他趕去北大朗潤園13號湯先生的住處時，湯先生和夫人樂黛云先生一邊在樓下曬太陽，一邊等著李中華。

        李中華回憶，他與湯先生談了二十分鐘后，提議請湯老歇歇，”湯先生說沒事，又談了十分鐘。主要是《儒藏》的事情，《儒藏》是湯老未了的心愿。”李中華介紹，《儒藏》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儒家典籍整理，將超過《四庫全書》部分是精華本共339冊，經出版了100本。另一部分是大全本，約有2000余冊。

        “您最快樂的事是什么呀？“李中華問湯老，湯老回答：“沒有壓力。”

        李中華介紹，《儒藏》的編輯讓湯一介壓力很大。他一邊擔心質量，一邊擔心進度太慢。

        8月25日的談話已經隱隱有些托付后事的味道。李中華說，湯先生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那次他們格外多談了十分鐘，除了交代《儒藏》編輯的事，還提出了讓他主持儒學與馬克思中國化的課題。

        李中華概括湯一介的一生：他有強烈的學術承擔和學術關懷念，一輩子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是讀書。由于家學淵源，他讀了很多書，對儒道釋等傳統文化有很深的感受。他自己給年輕人推薦的三本書是《絞刑下的報告》、《論語》《哀江南賦》。

        第二件是教書。他1950到1956年在干部學院（現在的市委黨校），在那段時間重讀了馬恩列斯全集。 粉碎四人幫后他到北大教中國哲學，研究魏晉玄學和早期道教史。 一共帶出來40多個博士，今年他還招了一個博士，12號來報道，還有6位沒有畢業的博士。

        第三件是寫書。他把備課的材料整理之后都寫成書出版了，前后寫了《中國儒學史》《中國經學史》《中國解釋學史》《中國三教關系史》。

        第四件是編書，編了《儒藏》，“在8月25日的談話中，還問我要不要為大全本《儒藏》再寫一個報告。”李中華說。        

書成就的姻緣

        湯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黃梅縣，地屬中國近現代文化大家輩出的鄂東，如徐復觀、黃侃、熊十力、胡風等均出自此。湯家是地道的以教書辦學為業的書香世家，湯一介祖父湯霖是清光緒十六年（1891年）的進士，父親湯用彤則是融匯中西的學術大家。湯霖為學為人為官俱佳，湯用彤得到他的教誨，成為一代名家，湯霖教給兒子的家訓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這種“擔當”精神、君子家風由湯用彤傳給了湯一介。而取自“一介書生”的名字，無疑傳達了湯用彤對兒子的期待：讀書治學，傳承家風。

        1946年，報考北京大學落榜，湯一介進入北京大學“先修班”。在此期間，他閱讀了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么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湯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1951年自北大哲學系畢業后，湯一介便留校任教。夫人樂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

        湯一介愛書，有一本書，不僅使青年時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還成就了他和妻子樂黛云的美好愛情。多年后，湯一介這樣回憶：“在我讀了《絞刑下的報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個升華，可以說我有了一個信念，我應做個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人。由于是樂黛云讓我讀這本書的，因而加深了我對她的了解，以后我們由戀愛而結婚了。在這幾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種運動中我整過別人，別人也整過我，犯了不少錯誤，對這些我都自責過、反省過。但我在內心里，那種伏契克式的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情感仍然影響著我。人不應沒有理想，人不能不熱愛生活。”

1956年，湯用彤(右一)給湯一介(右二)講授國學。

始終直面“梁效”歲月

        1957年開始，由于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風起云涌，湯一介也被卷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解放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58年后，湯一介受到‘反右傾運動’的沖擊和打壓。“文革”開始之初，湯一介被終止講課資格，下放到干校。“梁效”（“兩校”的諧音，文革時期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的成立改變了湯一介在“文革”中的命運，也對他之后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73年，清華大學做了一個“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澤東看了之后說不好，說清華是理工科學校，不懂這一塊，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師來整理“批林批孔”的材料。“當時就把我們找去了，馮友蘭啊，周一良啊，我啊。”湯一介在接受鳳凰網采訪時說，這就是當時“批林批孔”和“梁效”，即“兩校”的由來。

        當時的這些北大老師被找去的時候，心里都挺高興。周一良曾回憶，自己當時“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于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 湯一介后來說，“因為是毛主席找的我們，我們都覺得特別驕傲。”不管是“四人幫”垮臺后他被沒完沒了地被審查時，還是現在，他都是真心實意地說這句話。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綱也對澎湃記者表示，“必須說明的一點，進入‘梁效’，湯先生當時是滿腔熱情的，并不是簡單的上當受騙。”

        湯一介身為1949年入黨的老黨員，中學時期起便接受了共產主義，一度還有去延安的計劃。大學畢業之初，湯一介還在北京市委黨校開設黨史與馬哲課程。1958年，夫人樂黛云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湯一介每封來信仍堅持寫“樂黛云同志收”。即便“文革”開始時，湯一介被打為“黑幫分子”，他也還“自覺是一個共產黨員就應該一切聽毛主席的”。

        在“梁效”，湯一介主要任務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寫了一些文章。所謂“做材料的工作”，按湯一介解釋，比如當時馬王堆的帛書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讀這個東西，江青就把材料拿來，他們幫著做注解，標上音。湯一介說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懷疑，“有的東西到底對不對”？但是他想想又算了，因為這是毛主席交代的。在當時，他真心實意地信仰著共產主義，也只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既不是投機，也不是虛與委蛇。

        因為這段經歷，“四人幫”垮臺后，湯一介陷入了隔離審查，到1978年才被解放平反。在之后的很長歲月里，湯一介都在反思和回顧。不同于很多學人的辯解，湯一介始終直面那段歲月，也曾多次在媒體上公開表示，“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盡管在很多人看來，卷入歷史漩渦中的個人往往是無力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綱認為，湯一介能夠“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辮子，坦蕩面對前三十年”，是可貴的。

文革后的學術生涯

        湯一介對于“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很大一部分是對學術研究上的抱愧。他認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我，從一個懷抱“哲學家”夢想的人，變成了一個“哲學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彎路，把最可能有創造力的時光白白度過。”

        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在北大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此時他已經53歲了。此后，他學術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軌，進入到一個井噴期，論著不斷出版，思考的問題也更為深邃和宏大。1980年代以來，他大概寫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其中有三本是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率先打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對峙的陳舊思想，提出認識發展史來看待哲學問題。他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問題，推動了學術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其中，他提出的傳統哲學應“走出中西古今之爭”，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異，在理解對話中追求創新，更是極大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相結合。而他對中國哲學基本特征的闡述尤為精到，他認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國哲學的三大基本命題，是中國傳統哲學對“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時也體現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和佛教、道教的關鍵命題。湯一介為新時期中國哲學的走出困境、開拓與發展，做出很大貢獻，成為這個階段中國哲學界可數的幾位代表性人物之一。

        除了自身學術研究上的突破，湯一介還積極推動學科建設和文化推廣，再次印證了“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1984年，在他的積極奔走下，“中國文化書院”成立，這是國內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李天綱說，“不像今天學院、書院遍地，當時中國文化書院是第一家，是完全民間的，里面的機構都是由學者主持的。湯先生為它的成立，做了很多工作。”

        至于今天受到萬眾矚目的《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湯一介提出的構想，并為之殫精竭慮主持編纂的。2002年10月，湯一介向北京大學校領導提出編纂《儒藏》的構想，得到了了張岱年、季羨林的鼓勵和支持， 2003年國家教育部批準立項，北京大學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聯合有關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正式啟動了《儒藏》工程，這也是教育部迄今為止最為重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攻關項目。湯一介任《儒藏》首席專家、總編纂，另外有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家的學者一共400多人。

        2014年6月27日，《儒藏》“精華編”百冊出版，并在北京大學舉行了發布會。當時湯一介身體狀況已經不是很好了，但仍然出席做了致辭。雖然現在看來《儒藏》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在工程啟動之初，經費相當捉襟見肘，即便在2012年，仍需湯先生跟中國文化書院的學員“化緣”。“2012年，在北京某個會后的宴會上，湯先生對學員們開了口，當場就為《儒藏》募捐到200萬元款項。這是湯先生的人格魅力，因為他的學品人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他開了口，那就是真的有困難。”

學人追憶

        在眾多學者眼中，湯先生儒雅內斂，對后輩也很提攜，“但很有原則，對于年輕后輩做的事不都是附和的。”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對澎湃新聞記者說，“2006年，我們提出要以孔子誕日作為教師節，我給湯老發郵件，他說齊勇，這個事很好，要做。所以說，湯先生對后輩做事，只要他覺得有意義，就會支持、提攜。”

        1998年，李天綱完成博士論文的外審專家就是湯一介。在評閱書上，湯一介密密麻麻地手寫了將近兩頁紙的評語，開始就坦言“由于論文太長，未及閱讀全文，只是比較仔細地讀了‘論文提要’。”其認真和坦誠，從中可窺一二。

        1985年底，湯一介來復旦大學參加復旦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當時周谷城、朱維錚、李澤厚、杜維明都在。李天綱說，“湯先生給我的感覺就是循循儒者，很溫和，很持重。”至于在學術方面，雖然感覺到湯一介的理論仍然帶有明顯的唯物史觀特征，“但不是教條主義”。

        湯一介從不承認自己是“大師”，他說現在沒有大師，是因為還沒一個思想體系被普遍接受，還沒出過一本影響世界的劃時代著作。李天綱認為，很多被冠以“國學大師”之名者多不符實，對于湯一介是否是大師，“留待后人評說，也要看湯先生自己的說法，但湯先生研究的是純正的國學，這點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是大師與否，在李天綱看來，湯一介都是他們那一輩學人的精神領袖之一，也是一個純粹的學者。

        中央編譯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劉明清回憶說，2013年，在湯先生晚年著作《矚望新軸心時代——在新世紀的哲學思考》的發布會上，湯先生說，自己不是哲學大師，只是一個哲學工作者。他深知并承認自己這一代學者身上的局限性。劉明清認為，湯先生最大的學術貢獻在于，他既是重建儒學研究的旗手，又關注中國人的信仰，收拾中國人的人心。

        湯一介弟子，北大哲學系、宗教學系主任王博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湯老師80多歲還在不斷吸取新的信息，不斷思考。他關心這個時代，關心家國天下，1986年他就開設了中西哲學比較班，昌明國學融匯新知。湯先生不在乎類似國學泰斗的大詞，他更在意老師、先生這樣的稱呼。湯先生有開放的面向世界的視野，從不僵化。他很早就開始厘清中國哲學的概念和范疇，用真善美來概括中國哲學。真是指天人合一，善是指知行合一，美是指情景合一。早期湯先生研究魏晉玄學，之后研究經學的問題，主編《中國經學史》《儒釋道三教關系史》，此后又主編《儒藏》。

        2012年3月，當時罹患肺癌的復旦大學經學史家朱維錚前往北京去見湯一介，雖然沒有明講，但所有人，包括朱維錚自己也知道，這可能是最后一面，“朱先生的意思是，見見老兄弟。但是朱先生遇到車禍，沒能見上。這是歷史的遺憾。”如今二人或能終于“天上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