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接受采訪時曾稱其工作20多年還沒有買房，還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在廣州臨江地段，珠江帝景小區的市場租賃價格遠不止600元。萬慶良秀“簡樸”未果，“六百帝”的綽號卻不脛而走。

        天津市原政協副主席、公安局局長武長順，坊間人送綽號“武爺”……

        透過這些帶著戲謔色彩的綽號，往往能“窺斑見豹”，尋到貪腐官員“東窗事發”前的行事風格和性格特點，也能讀出當地群眾對其“是非功過”的評說。

        近年來，一些“落馬官員”或多或少都在當地有著這樣那樣的綽號。透過這些帶著戲謔色彩的綽號，往往能“窺斑見豹”，尋到貪腐官員“東窗事發”前的行事風格和性格特點，也能讀出當地群眾對其“是非功過”的評說。這種“坊間口碑”往往寥寥幾字，便將一個腐敗官員“丑態陋行”刻畫無遺。

        面對這些綽號，領導干部應有所警醒。綽號從某種程度能反映出干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如果出現了“偏差”，應該及時糾正，發現問題。

盤點那些落馬官員的綽號

        ——“大拆大建”型。一些官員把上項目、搞工程作為增添政績和仕途升遷的手段，綽號也由此而來。

        在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任上，整座城市成了一個大工地，他本人也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推土機市長”和“砍樹市長”等綽號。

        季建業并非個案。十八大后落馬的首位省部級官員、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曾是因拆遷而出了名的官員。在其擔任成都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因為拆遷而被成都市民稱為“李拆城”。

        還有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人送綽號“拆遷大佐”。他曾被媒體曝光在群體性事件中私自“調動警力”，并因大拆大建、學日本語氣說話而被當地老百姓戲稱為“拆遷大佐”。

        —— “作秀”型。此類官員秀“愛民”、秀“清廉”、秀“簡樸”，秀自己如“及時雨”般急公好義。

        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是秀“簡樸”的典型。落馬前，坊間就將其戲稱為“六百帝”。萬慶良在2011年就“房價飆升廣州市民幸福嗎”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年輕人要轉變觀念，從有住房變成有房住，租房也可以，“我工作20多年還沒有買房，還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當然政府補貼一些。”在廣州臨江地段，珠江帝景小區的市場租賃價格遠不止600元。萬慶良秀“簡樸”未果，“六百帝”的綽號卻不脛而走。

        今年7月“落馬”的天津市原政協副主席、公安局局長武長順，坊間人送綽號“武爺”，他“秀”的則是“江湖義氣”。“武爺”在天津市公安系統工作40多年，加上性格豪爽，外出時經常一身便裝，被一群穿著警服的下屬簇擁著走在前面，顯出一股“江湖氣”。

        ——“貪腐墮落”型。此類官員的特點是貪得無厭，獨攬大權，且肆無忌憚，幾乎在任上時其為所欲為的情形就已經被當地群眾熟知。

        已經被處以死刑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曾錦春曾被當地群眾稱為“曾礦長”，他曾在擔任市紀委書記同時兼任郴州煤礦整頓小組的組長，獨攬礦權，借此身份大肆索賄。

        2013年被免職的四川雅安原市委書記徐孟加，被舉報稱其貪腐、淫亂、以權謀私，因其“錢多、房多、女人多”被坊間戲稱為“徐三多”。湖北天門市原市委書記張二江被稱為“五毒書記”，坊間傳他“吹、賣（官）、嫖、賭、貪”五毒俱全。

官員綽號：民間的“市井化”解讀

        “過度集中而缺乏制約的權力和社會支配能力，使得一些官員能夠偏離法律軌道，缺乏有效監督又導致個別官員違法違紀時肆無忌憚。”廣西民族大學教授楊天保說，“官員是公眾人物，他們的言行舉止群眾看在眼里，一些地方 權力的市井化 自然導致民間解讀的 市井化 ，由此產生了貪腐官員的綽號。”

        廣西師范學院公共傳媒學者方邦超認為，坊間綽號是官員在百姓心目中形象的集中反映。這些落馬官員的作為，早在被查處之前，就已經以綽號、民謠等方式在群眾中口口相傳了。

        近年來，一些城市官員熱衷于搞城建，借舊城改造、交通建設等項目塑形象、添政績，甚至謀取私利，許多二三線城市的城建項目多，拆遷征地工作繁重，不少貪腐官員的綽號也由此得來。

        據報道，季建業在“落馬”前經常強勢推進各種大項目，在沒有規劃的情況下現場辦公、現場拍板，事后再補手續。他拍板的市政工程項目，督察力度很大，有時甚至要一日一報。

        方邦超說，搞形象工程，城市“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固然可以因為“看得見的政績”而受到賞識和提拔，但是如果工作中漠視法規，不按程序逐步推進，而是搞起“一言堂”，遲早會因為違法違紀受到相應的處分乃至法律制裁。

知政失者在草野

        “官員的綽號往往是腐敗的信號。”福建社會法學學會會長湯黎虹說，腐敗官員的綽號并非案發后才有，而是案發前就在民間流傳，路人皆知。

        桂林理工大學教授曾鵬認為，官員綽號是群眾對官員形象的另外一種概括，每個綽號的背后都會流傳著這樣那樣的故事。這些綽號反映出的問題已經很集中、很明顯。

        一位常年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辦案人員向“中國網事”記者透露，在日常監督和案件偵辦過程中，辦案人員收集大量信息中，就包括官員的綽號、官員所在單位的聲望、官員在主管行業領域的口碑等等，“這些實際上都是官員是否清廉，是否經得起各種誘惑的有力佐證，也是深度偵辦案件的關鍵因素。”

        楊天保認為，官員綽號存在這樣一個現象：一二把手有綽號，三四把手沒聲音，考察升遷的時候，綽號往往被認為是有魄力、有膽識、有突破能力的標志，但落馬之后，綽號就成了貪污腐敗的佐證，“可以從這些綽號中及早發現一些官員存在的問題，及時糾偏。”

        湯黎虹建議，針對落馬官員的“綽號”，應該有的放矢地清理這些綽號背后暴露出的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干部隊伍等一系列問題，“亡羊”之后，應該找到漏洞及時“補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