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筆者來說，書的“功能”只有兩種。其一是催眠；其一是摧眠。顯而易見，前者令人懨懨欲睡（有人會說，令人心情舒暢），宜于睡前讀之；后者令你神采奕奕，好奇心旺盛，愈讀愈精神，睡魔隨之遠逝。今天要談的這本書，顯然屬于后者。

        《大師起居注》是一本可讀性很高的摧眠書，原名Daily Rituals：How Artists Work，筆者“繞室彷徨”十多分鐘，才得此譯名；“起居注”本是“古之人君”的言行錄，由“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不知從何時開始，此詞成為記錄一般名人特別是文士日常生活的專用詞；不過，由于此書“文本”只有二百三十四頁，涵蓋過去四百余年的“大師”共一百三十一二位（且附不少“大師”的生活相片），因此所記都非常精簡，有的“記言”，有的“記事”，有的簡短至不足百字，嚴格來說，不符“起居注”之義，惟是筆者想不到更恰切的名詞，只好暫時借用，有待賢者賜正。

        由于只寫“大師”——主要是作家、詩人、音樂家、畫家和哲學家（沒有經濟學家！）——生活中的“一點”，因此作者Mason Currey在“導言”中說：“這是一本浮光掠影（Superficial）的書”，以“大師”的生平看，確是如此；然而，本書所記，大都是“最有特色”的生活小節，讀起來既不費力又趣味盎然，睡不著，因起床為文一記。

        雞鳴即起為不少“大師”的生活習慣，但似乎只限于男性，女“大師”大多懶洋洋宴起。莫扎特（1756-1791）在家書中說：“早上六時整理好頭發，七時打扮完畢（Fully Dressed），然后作曲至九時；九時至一時是我授課（學生上門學鋼琴修樂理）的時間……（由于下午多有應酬）我在五六時才有時間作曲，若非有演出，我通常工作至九時，九時至十時半或十一時，是去我親愛的Constanze家里和她相聚的時間，可惜她母親常說些難聽的話，敗了氣氛。”夜會女友（未婚妻）之后，莫扎特回家作曲，通常凌晨一時就寢，但翌晨六時必起！

        Constanze的母親不太喜歡莫扎特這位未來女婿，莫扎特的父親則對這位未來媳婦“大有意見”，因此談婚論嫁甚久而未能“落實”。1782年8月3日，莫扎特收到乃父寄自老家奧格斯堡（Augsburg）的快郵，允許他們結婚，翌日，8月4日，他們便舉行婚禮！

        貝多芬（1770-1827）亦是黎明即起，而且快速盥洗畢便埋首作曲；他自己“煮”早餐——一杯由磨六十顆咖啡豆泡出的咖啡（He determined that there should be sixty beans per cup），他堅持六十粒咖啡豆，因此天天早上“數豆”不疲；唯引文沒說貝多芬的咖啡豆原產何地亦未及咖啡有否“加糖及奶”。一杯六十粒豆的咖啡之后，貝多芬便于書桌（不是鋼琴）上作曲，直至下午二三時；書上說他于正午（Midday）晉午餐后出門急行（Vigorous Walk），許多時黃昏方回；他的午間步行顯然有坐下的時間，以他帶鉛筆和五線譜上路，其間記下不少靈感突至的“音符”。在氣候宜人的季節，他晚間不是在客棧（酒吧）會友便是去聽音樂（這大概在他二十七歲耳聾前）；冬天他大多在家看書。貝多芬很少在晚間工作，而他的晚餐通常是一碗湯和吃午餐的“餸余”（殘羹剩飯）。他最遲十時便睡覺。

        筆者去過馬勒（1860-1911）在阿特湖（Attersee）湖濱小鎮Steinoach的“馬勒小屋”，這是他于1893至1896年夏天來此作曲的“望山居”（見北京海豚版拙作《遠游·鵝肝·松露》）；《大師起居注》所記則為1909年前后夏季馬勒寫《第五交響曲》時住于南奧地利沃爾特湖（Worthersee）湖濱的事。

        據馬勒夫人阿爾瑪（Alma，小馬勒十九歲，學作曲，有意成作曲家，婚后馬勒說一家不必有二作曲家，遂做職業主婦）的記述，馬勒六時至六時半起床，馬上以通話機著廚人為他準備早餐（即磨咖啡〔未說用多少咖啡豆〕、牛奶、纖體面包〔Diet Bread〕、牛油及果醬），由于馬勒“等靈感”時不想見任何人等及聽到任何雜聲，廚人因此得爬后山斜坡從后門進入馬勒作曲的小石屋。馬勒入石屋后必點燃取暖的小酒精爐，常為火柴灼傷手指，馬太說“并非他用火柴的技術不到家，而是他經常云游物外”。馬勒把咖啡及牛奶壺子放在爐上保暖，然后坐在門外長椅上吃他的面包……當他入石屋作曲時，阿爾瑪的“任務”是保持環境絕對肅靜，她本人固不敢彈琴，還以歌劇票（時馬勒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利誘鄰居禁聲及把狗關在屋內以免犬吠擾亂馬勒的思緒。

        馬勒工作至正午，回住所換泳衣，吹口哨召妻子共去湖濱，“曬熱”后落湖游泳，不一會上岸，攤在湖濱“曬干”后跳入湖里游泳，如是四五回，才回家吃不會致肥的簡單午餐——阿爾瑪形容“如病人的食單”（An Invalid's Diet）。午飯畢，馬勒“強拖”（Drag）阿爾瑪和他去湖邊散步，每次都要三四小時，當然，和貝多芬一樣，他亦帶備鉛筆五線譜，常常停下埋首疾記，有時長達一二小時，其間阿爾瑪坐在草地上，不敢和馬勒有眼神接觸，以免搞亂他的“煙士彼利純”（Inspiration）！

        精神分析心理學派鼻祖弗洛伊德（1856-1939）是工作狂，除了工作，可說什么“俗務家事”都不過問不沾手——太太瑪塔是“有高度效率”的管家，她不僅為乃夫選擇日常衣著，怎樣配搭鞋襪手帕袋巾亦一手包辦，還為他擠好牙膏請他刷牙……弗洛伊德因此可以心無旁騖“一心一德”專注于工作。

        弗洛伊德七時起床，吃早餐（“菜色”不詳）后，理發師上門為他“修葺”胡須及“修發”；八時正開始“聽”病人的“心聲”。他的午餐（Dinner）時間為一時正，他什么都吃，只是不喝酒不食雞肉；他不講究飲食唯晉食時全神貫注且顯得非常享受。偶爾會邀友人來“飯敘”，但他常常心不在焉，陷入沉思的寧靜，令客人很不自在（Discomfited Guests）。

        午飯后弗洛伊德出門狂走（通常是維也納的Ringstrass），其子回憶時說乃父散步“有如操兵”；途中有時停下買雪茄；三時回家“聽”病，直至九時方休。此時才進晚餐（Supper），餐后有時與妹夫玩紙牌，更常做的事是與妻子出門散步，時間短長不一；晚上他在書房讀書寫論文及寫信，凌晨一時后才上床休息。

        令長時間工作不致拖垮身體的“補品”是吸雪茄和長暑假。他“煙”不離手，從二十多歲至彌留前，日吸雪茄二十支。他的暑假長達三個月，通常是住進山間的礦泉療養院（酒店），日間以行山、采菇和摘草莓消磨永晝。

        勤奮是本書所記“大師”的特色，這使筆者想起格拉德威爾（M. Gladwell）那本暢銷書《異類》所創的“一萬小時法則”（The Ten Thousand-hour Rule），真是所言無虛。除了不懈工作，步行似為大師的共同“健身運動”；不過，步行最大得益應該止于腦筋清明、思想快捷，與壽元短長似乎無關（這是筆者不嫌麻煩記下他們生卒年的底因）。

        喜歡散步、急行的，還有理查·施特勞斯（德國作曲家，1864-1949），他通常早上步行半小時，午后四時步行至六時；本杰明·布里頓（英國作曲家，1913-1976）午餐后出門散步，同時“計劃”（Plan Out）寫什么。埃里克·薩蒂（Erik Satie，法國作曲家，1866-1925）住于巴黎近郊Arcueil時，每晨步行約六里路赴巴黎市區工作、會友（是否步行回家，不詳；2012年夏天筆者曾路過他在翁弗勒爾〔Honfleur〕如今名為“薩蒂之家”的故居）；G.格什溫（美國短命作曲家，1898-1937）晚餐前散步一二小時；柴可夫斯基（俄國作曲家，1840-1893）早餐后步行四十五分鐘，不論天陰天晴，午餐后再作長時間散步（A Long Walk），他堅信每天散步兩小時有益健康，有時因故散步少于兩小時，他便悶悶不樂甚至感到不適！

        無意間寫了多位比較熟識的作曲家（及心理學家）的“起居注”，作家有怪癖（如雨果、海明威站著寫作）、鐘情散步同時攜帶筆記記下所思的亦比比皆是（尤其是卡夫卡和雨果），只是已寫得太長了，“有待下回分解”吧。陸灝的《聽水讀鈔》中有篇《嫻小姐》，寫“紅學專家”俞平伯居杭州時常偕太太和嫻小姐（妻妹）去清河坊“雅步”的“逸事”。“散步”原來稱“雅步”——希望不久后能見識描述我國文人墨客“雅步”的大作。

《大師起居注》，原名Daily Rituals：How Artists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