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95年5月17日，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離開了繁華的都市，深入到高原。今年，已經是上海援藏的第20個年頭，上海共選派了七批376名援藏干部到日喀則地區工作，為那里留下了1216個援建項目。

        1994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開創了“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援藏工作新方式，全國14個經濟發達的省市分別負責西藏的7個地市，即每兩個省市負責西藏1個地市。在中央的安排下，中央33個部委和14個省市，選派了首批496名援藏干部，國家教委選派了100名優秀大學生，到西藏7個地市機關和44個縣擔任領導職務。

        按照中央要求，上海市委從3500多名志愿者中遴選了49名中青年干部，赴西藏日喀則地區江孜縣、亞東縣、拉孜縣、定日縣，以及地區機關、直屬單位任職。當時，對口支援是一種全新的機制，與以往的援藏有很大區別。過去的援藏主要是派干部，而當時則不僅要派干部，而且要有資金、項目的相應配套。

        那個年代，西藏的生活條件還非常艱苦，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到達的時候，水、電、糧、菜等人類基本的生存條件在西藏都成了問題。有些地方人畜飲水只能靠山頂上淌下來的雪水，一桶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泥，拉孜縣每天按人頭配一桶水。定日縣有時夜間室內氣溫低達零下20度，連墻面也會結冰。援藏干部晚上睡覺只好把頭蒙在被子里面，把牙膏也放在被子里面。否則，呼吸會在被子上凝霜，牙膏會凍得擠不出來。亞東縣遭遇特大雪災，援藏干部只能在1米多厚的積雪中徒步4天到達災區。

        如今20年時光流逝，當年平均36歲的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團隊，如今已有9位同志步入老年、光榮退休，一位同志因沉疴不治、英年早逝。而在他們看來，不管世事如何變幻，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對西藏那段歲月刻骨銘心的記憶。

        為紀念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座談會全面開展對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之際，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市委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共同合作征編，全面反映上海對口援藏工作歷程的史料專輯《口述上海 對口援藏》暨《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于近日公開出版?，F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的徐麟是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的領隊，時任日喀則地委副書記，以下是徐麟口述的回憶文章節選。

        我是1995年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在西藏任日喀則地委副書記一職。一晃快20年了，但這段援藏經歷對我而言是刻骨銘心、永世難忘的。

入藏時的三件大事        

        我們當時入藏有比較特別的背景，或者說有三件大事對我們影響重大。

        一是1994年7月，中央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12字的援藏工作新方針。

        “分片負責”即劃分片區，包干負責，如明確了上海市和山東省負責支援日喀則地區；“對口支援”即15個省市分別對口支援西藏７個地市，中央有關部委對口支援區直單位，如上海市重點對口支援日喀則地區的四個縣：江孜縣、拉孜縣、亞東縣、定日縣；“定期輪換”即對口支援時間為10年，援藏干部每三年輪換一次。

        1994年之前，國家也從內地抽調干部到西藏工作，但那時并不明確在西藏工作的時間，進藏干部所有關系都是轉到西藏的。而從我們這一批起，明確了在西藏工作時間為三年，轉到西藏的是黨組織關系。具體操作是先由中組部、自治區區委組織部及上海市委組織部溝通后確定在西藏任職的崗位，然后再按照崗位要求挑選合適的同志進藏。

        雖然我們在西藏有一定的行政職務，但這是階段性的，我們在上海的工作職務、級別都不變，而且主要供給關系還在上海，僅在西藏拿補差，就是工資是上海發的，然后按照西藏的同級別干部的工資加上高原津貼的標準補差，差多少補多少。以我為例，我的供給關系在上海，同時在西藏拿補差500 元左右，這在當時上海援藏干部中是最高的，科級干部一般是300元左右。

        二是當時全國范圍內正在開展向孔繁森同志學習的活動。

        1995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發出了《關于開展向孔繁森同志學習活動的通知》，時間正好在我們進藏前沒多久。時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陳士杰同志把我們援藏干部骨干召集到市委組織部召開座談會，專門學習孔繁森事跡?？追鄙镜氖论E很感人，使我們很受激勵，也使大家對西藏的艱苦條件有了更具體的了解。

        記得孔繁森同志的事跡報道里有一段，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覺得胸悶、喘不過氣，覺得自己好像馬上就要不行了，所以半夜起來寫了遺書。這段情節使我們這批馬上要進藏的干部對西藏的高原反應有了直接的認識，也多了心理準備。之所以這么說，因為當時西藏的交通不像現在這樣方便，通訊也不發達，上海去過西藏的人也非常少，全社會對西藏還很不了解，西藏給大家的感覺是非常神秘的。

        我舉個例子，知道我要進藏后，有幾個過去團縣委的同事經常晚上跑到我家里來，把聽到的所謂的西藏消息告訴我。這些消息如果放到現在，大家聽了都會哈哈大笑，但當時卻不能明辨究竟，很有意思，這說明當時大家對西藏都不了解，信息非常少。我們第一批49個援藏干部，都沒去過西藏，老實講，心里也有一定的擔心，家人、朋友對我們健康和安全也有擔心，雖然沒人明說，但是大家都有感受。

        三是達賴擅自宣布班禪轉世靈童。

        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在印度突然宣布西藏一名兒童為“班禪轉世靈童”。自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頒行“金瓶掣簽”制度以來，轉世靈童的產生都是要按宗教儀軌尋訪出幾名候選靈童，在釋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簽”認定，最后報請中央政府正式批準。這已成為歷史慣例和定制。達賴無視歷史定制，破壞宗教儀軌的行為，充分暴露了達賴集團在一系列分裂祖國的活動屢遭失敗之后，利用班禪轉世，繼續從事分裂活動的政治圖謀。所以，當時西藏地區的氣氛非常緊張。

        我們是1995年5月17日離開上海的，抵達成都后在那里稍作休整，于5月20日進入西藏。

        到了日喀則后，我們住在當地政府給我們安排的招待所里，主要是讓我們休整一下，以盡快適應高原環境，第二天就給我們上課培訓，由當地的領導來給我們講西藏的政策、風土人情和日喀則的概況。當時，我高原反應還很嚴重，所以除了學習，就在宿舍休息。另外一部分要下到縣里的援藏干部在日喀則待了幾天后，縣里就派車來接他們了。

        我們剛到日喀則，實際上就已進入與達賴集團斗爭的第一線。因為達賴在5月14日就已經通過美國之音“宣布”班禪轉世靈童。

        班禪駐錫地在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所以，當時軍區和武警工作組，軍區首長、武警首長和自治區政府一位副主席在日喀則駐扎。街面上均有武警武裝巡邏，這種場面，我們這些上海來的同志以往只在電影電視里看到過，現實中繁華的都市哪里會有？

        我們的援藏干部許一新同志是到定日縣任縣委書記一職（現任上海鐵路中院黨組書記、院長）。他到定日縣的當晚，下面干部向他報告有五個反動喇嘛寫了反動標語，正在逃往山那邊去。他顧不上休息，連夜研究分幾路怎么追擊，最后到第二天早晨把他們抓了回來?？梢哉f，我們上海干部一上任，就進入了反分裂斗爭的第一線。

        在上海，對敵斗爭一般是隱蔽戰線、特殊戰線的同志參與得比較多，在經濟氛圍濃郁的繁華都市里，其他干部一般不會面臨這種對敵斗爭。但到了西藏，我們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開展工作的。所以，我們一直說講政治對援藏干部來講是 最深刻的教育。

        什么叫“講政治”？在西藏，講政治就是實實在在、具體化的，邊境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如果不能正確、及時、妥善處理，最后都是政治問題。像“抓捕反動喇嘛”不講政治行嗎？你說我們先睡覺，明天再抓，行嗎？肯定不行。所以縣委書記就要立即部署，下面同志就要馬上行動，縣委書記還要等消息，往往一等就等到天亮。要知道定日縣海拔4440米，比日喀則3836米更高，許一新同志到了那里因為缺氧嘴唇都發紫了，但是因為情況緊急，他一宿都沒睡。這就是在那個環境下的工作要求，跟上海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就是在這 樣的背景下到西藏工作的。

出發去西藏        

        我們第一批援藏干部最大的特殊性就是要面對太多的未知。

        我們49個人一共分為6個小組，出發前，組織上明確，每人可以帶兩個箱子去，每個組再配一到兩個箱子，專門裝高壓鍋。每個人的兩個箱子，其中一個是裝棉花被、羽絨被。但到了西藏才知道，當地組織都給我們配好了，高壓鍋、棉花被、餐具等，都給我們準備好了。但因為信息不通，大家都不甚了解，只能憑空想象，覺得西藏物資供應較欠缺，許多東西都沒有，導致最后很多東西都帶重復了。

        此外，家屬還會給我們準備很多食品，箱子里稍微還有點空隙都給塞上各種食品。實際上再塞也是有限的，到了那里也吃不了幾天。還有藥品、生活用品、學習用品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些同志還帶了些補品。當然，抽煙的同志還要多帶一樣東西，就是香煙，抽煙的同志家里人會準備很多香煙帶去，總不能“彈盡糧絕”。但實際上時間長了，這煙都很干燥了（西藏空氣比較干燥），吸煙前，要先把熱水瓶打開，把煙在熱水瓶瓶口上滾一滾，吸點水蒸氣再抽，否則就太干了。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出發當天大家為我送行的場景，歷歷在目，依然非常感動。

        那天，我們南匯的四套班子領導和干部在南匯南門招待所那里集體為我送行。有一小部分干部是送到展覽中心統一出發點，包括親屬也在那邊送行。那天一早，他們把我的行李都拿走，家里就剩我跟我愛人。我當時住在聽潮二村，下樓后看見下面不大的院子里，黑壓壓的全是人，都是小區居民自發來為我送行的，我一點都沒有預料到，那么多人沒有一點聲音，下樓準備出發的時候才看到大家，非常感動。

        大家和我握手告別的時候也沒有多說話，用力地握握手，最多兩個字“保重”，有些更熟悉些的同志跟我緊緊擁抱一下，整個氣氛很凝重，有一種悲壯感。這樣的歡送場面，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剛才講的，對當時西藏的神秘感、恐懼感、悲壯感，實際上不僅是我們有，來送行的同志本身也有這種感覺。

        我們在5月20日抵達西藏。出了拉薩貢嘎機場，一路開往日喀則的時候，天上的藍天白云非常漂亮，但路兩旁則像戈壁灘一樣，草也不多，稀稀拉拉的，感覺很蒼涼。現在的日喀則很有點城市的感覺，但在20年前，那里房子一般最高 兩層，以藏式建筑為主，街道也沒幾條。迎風飄蕩的經幡，也給我們一種神圣感和神秘感。

        這對我們從上海繁華的大城市來的同志而言，反差是很大的，完全是一種陌生的環境。再加上強烈高原反應帶來的身體不適的體感，當時我們都帶著點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豪氣和悲壯。

2007年7月，拉孜發生水災，第五批援藏干部、拉孜縣委書記陳賓帶領援藏干部到錫欽鄉給災民發放慰問品和慰問金時，一位藏族婦女感動得流淚。

頂著壓力打開工作局面        

        雖然上海組織稱我們是“援藏干部”，但是進藏以后，我們自己不說“援藏干部”而稱“進藏干部”，這個細節也反映了當時大家希望能盡快融入新的工作環境和群體的心態。上海任命我為援藏干部總領隊和援藏聯絡組組長，我就自己把名稱改為上海進藏干部總領隊和進藏聯絡組組長。

        在遠離熟悉的組織環境的情況下，市委要我帶好這支隊伍，這是交給我的一項重任，對我也意味著很大的壓力。我們進藏干部是在當地黨委領導下開展工作的，這個定位很清晰，但我們這支隊伍也有一定的獨立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上海干部在那里的紀律要求、工作標準要高于日喀則地委、行署對我們的要求，這是為了展示上海干部的良好形象。作為上海進藏干部中的帶隊者和領頭人，我感到責任重大，壓力也很大。

        另一個壓力是如何盡快打開工作局面。剛進藏的時候，我們認為干部派出了，項目帶去了，資金到位了，任務就完成一大半了，其實不然，我們的進藏干部不帶資金，在那里是很難有所作為的。

        作為上海進藏干部總領隊，我在當地開展了一個多月的調研后，提出了四條工作思路：一是首先以個人的出色表現贏得尊重、站穩腳跟；二是以公益事業開道；三是實施 人員培訓；四是打造“造血”工程，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項目發展經濟。

        我們當時抓住的是公益事業中最重要的希望工程。

        調研后，我們發現日喀則當地教育資源稀缺，教師還有余量，但缺少校舍，而當地政府又沒有財力來建設校舍。另一個更嚴峻的形勢是當時有部分農牧民群眾把子女送到喜馬拉雅山 那邊的境外就讀，這其實是達賴集團在與我們爭奪藏族下一代。因此，我們就決定把希望工程的建設作為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

        為了籌措建設希望小學的資金，我們積極向大后方求助。當時那邊還是使用程控電話，西藏的電話要通過成都，線路沒有幾條，和外界的電話很難打通。進藏一個月后，我和王博士（王磐石，現任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第一批援藏干部中一共三個博士，他是其中之一），還有另外一個同志一起到拉薩出差，其實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打電話。

        到電信局登記好，辦好手續，到一個個獨立的電話亭去打電話。當天下午整整半天，王博士負責幫我撥電話，撥通了我就趕緊通話。當時拿電話號碼本打了半天，有的打得通，有的打不通，最后一圈打下來，還是收獲頗豐，很多單位都有了初步的捐助意向。而后又經過書信往來、人員跟進等其他工作，一共募集到資金800萬元，都是跟這半天電話有關的。

        當天大概打通了20多個電話，差不多有16個是通話有效的，那平均一個電話就是募集了50萬。這800萬元資金就用于第一期的希望工程建設，我們從此順利地打開了工作局面。當時我們援藏干部中有句話很流行，就是“在西藏工作，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錢也是萬萬不能的”。

        1996年8月，時任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羅世謙及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左煥琛率黨政代表團來西藏，參加上海援建的西藏自治區傳染病醫院竣工儀式并慰問上海援藏干部。

        在聽了我們的工作匯報后，羅世謙同志非常感動，很動情地對我們說，“你們援藏干部是公事私辦，用個人資源在辦援藏的事情”。他還說，“上海干部一定要憑自己出色的表現站穩腳跟，但是光有出色的表現，沒有后續的資金支撐，要得到較高的評價也是很難的”。

        羅世謙同志回上海后，向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和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作了匯報，市委、市政府領導高度重視，經過研究，形成了一個新的機制，即組織上每年給每位援藏干部安排一定量的資金，作為援藏工作資金。這個機制之后一直不斷完善，現在已成為國家層面的要求和制度。

克服艱苦的生活環境        

        前面說到在西藏往外打電話很困難，這可能也是我們第一批援藏干部獨有的體會了（之后通訊逐漸方便起來）。

        兩個小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第一個，當時我的秘書也是上海援藏干部，他半夜在宿舍給愛人打電話（剛到的時候電話都沒有 地方打，過了幾個月，宿舍才安上了電話），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接通一個，因為長時間沒有聯系上，他愛人一接到電話就激動得哭了，結果話還沒說上，聽了幾聲哭聲，電話就斷掉了；還有一個故事，是日喀則地區人民醫院書記張予敏（進藏前任靜安區中心醫院副書記），星期天休息，就帶了壓縮餅干和熱水瓶，泡了茶，帶了煙，坐到辦公室，把電話機的免提鍵打開，就開始撥電話，結果從早上８點鐘一直到晚上６點，就一直坐在那里打電話、看書，手就不停地按重撥鍵，撥一天才可能撥通一個電話。

        此外，我們還要面臨入藏的三道關：缺氧、缺水、少電。

        缺氧，舉一個例子，到西藏后我堅持每天寫日記，但一年以后看日記，錯別字多得不得了，還生造詞語，這就是腦部供氧不足造成的。為了盡快適應缺氧環境，加強對大腦的訓練，我到西藏后就要求自己，在會議上要脫稿發言，但有一次差點出了大洋相。

        有一天開大會，大概 600個人，我計劃講四個問題，講完第二個問題后，第三個問題像電腦黑屏一樣整體消失了，就是一個字都不記得了，哪怕一個關鍵詞都想不起來。當時手里又沒書面材料，但是要講的四個問題還是記得很清晰，而且本來這四點是 遞進關系，但是沒辦法，就先講第四個問題。講第四個問題時嘴巴在講，腦子里還拼命在想第三個問題，后來好不容易想出來了，比較流暢地講完了。講完以后才發現，背上都是汗，衣服都濕掉了，西藏多冷啊，這一身汗都是急出來的。

        所以，這次以后我也算吸取了教訓，每次發言內容我都會在筆記本上列個提綱，就怕再出現這種情況。

        缺水，主要是缺干凈的水，剛進藏時地區自來水改造工程沒有完全好，縣里的條件更有限，所以，每天每人限用一桶水。大家在一起就經常交流節水的經驗，留出多少是喝的，然后剩下的水先洗什么、再洗什么，最后拖地板。因為我們睡的是泥土地，非常干燥，容易揚塵，地板拖濕了之后就不容易起灰。還有同志說拖完地板的水還不能倒掉，用來沖廁所。

        少電，沒電的時候，大家經常在研究，是用手電還是點蠟燭更好。

借《進藏一月間》向家鄉人民報平安        

        當時西藏和外界的聯系不方便，我們進藏后，家人、朋友對我們都比較關心，也有擔心，所以我們也想盡可能地把那邊的信息傳遞出來，讓家鄉人民知道。

        基于這個原因，我在入藏一個月后，牽頭組織了一篇文章《進藏一月間》，1995年7月7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告訴我們的領導、家人、朋友，我們在西藏非常好，也很健康，而且都代表上海在那里積極努力地工作，盡管進藏只有一個月，但是大家已經風風火火地展開工作了，而且好多工作可以說開局良好。實際上是要讓上海人民放心，讓領導、家人、朋友放心。

        文章是我們兩個援藏干部寫的，當時正好要派干部回上海，與有初步捐款意向的單位接洽募集資金的事，所以就順便把這篇稿子一起帶到上海，交給了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的宋超同志。現在再來讀這篇文章，可能文章還缺少文采且表達較生澀，但是感情是非常真摯的，49位援藏干部，每個人的名字都提及了，這也是我特別要求的，而且都是真人真事，很實在。最后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

        據說當天的《解放日報》賣得特別火。因為當時和現在的情況不一樣，那個時候誰去援藏，在家里親戚間是一件大事，在單位同事中也是一件大事，所以報紙上有這個消息，大家都爭相傳閱、奔走相告，然后還給我們援藏干部的家屬送報紙?？赡芗覍僮约阂操I了，更多的是親戚朋友，包括單位同事送的，有些援藏干部家里就收到幾十份當天的報紙，可能還有更多的。當然，這篇報道對我們援藏干部也是一個鼓舞，在《解放日報》上登出了自己的名字，大家也覺得非常光榮。

寶貴的收獲        

        從西藏回來以后，我們援藏同志都說要把這段經歷當成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三年的時間，我們受到了深刻的國情教育，深刻感受到東西部的差異，深刻體會到基層最普通、最樸實的民眾對我們黨的感情，但同時這種反差——沿海地區的發達和西藏發展的相對滯后、人的觀念上的差異，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中國最現實的國情，對我們而言這段經歷是最深刻的國情教育。

        同時，這種現實環境也是“講政治”的一種最好的歷練。

        作為援藏干部總領隊，我曾兩次走訪了所有援藏干部在上海的單位，分別是在援藏第一年和第三年回上海過春節的時候（第二年時，全體干部在西藏過春節沒有回來），主要是向派出單位領導介紹援藏干部在當地的工作情況。第三年走訪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領導都說有一個比較直接的感受，就是這三年下來，這些同志政治上更成熟了。這就是環境歷練的成果，也是援藏給予我們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