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克迪的這本書里，也有些部分講到了中國，但從這些片段，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情況并不了解，很多觀點似是而非、隔靴搔癢。

        比如，他講到，資本的規模越大，收益率可能越高，他不僅講了超級富豪們的收益率，還拿美國的大學基金作為參照，像哈佛、耶魯這樣規模最大的大學基金，收益率明顯高于小學校的基金，接著，他講到主權財富基金。如果單以資本的規模來看，中國完全可以建立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那是否意味著我們就能得到最高的收益率，最后把全世界都買下來？遺憾的是，資本歸私人所有，還是歸政府所有，結果會相差很大。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以安全性為第一考慮，收益率其實非常之低。

        皮克迪還講到中國的資本管制，他認為資本管制也是遏制貧富分化的一個手段。這個觀點也很難令人茍同。資本管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持宏觀穩定，中國之所以存在資本管制，是因為國內金融體系尚不發達、匯率又沒有充分浮動，不得已而為之，就算資本管制幫助中國逃掉了東亞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肆虐，但指望這一政策遏制貧富分化，恐怕有些緣木求魚。

        皮克迪的長項是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收入分配的變化。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足夠長遠，皮克迪的故事在中國也大致成立。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國的貧富分化程度也很嚴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歷了長時期的動蕩。二戰之后，中國實行了較長時期的計劃體制。在計劃體制下，收入不公現象得到了極大的遏制，但問題在于，經濟活動也變得萬馬齊喑。有個政治笑話說，市場經濟是有人富裕有人貧窮，計劃經濟是大家一樣貧窮。話雖說得刻薄，但確實講出了一段慘痛的歷史教訓。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同志才會鼓勵大家致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帶來了“鯰魚效應”，帶動了整個經濟的活躍。總體來看，過去30多年，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隨之擴大。這使得“共同富裕”再度成為全社會的期望。

        但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并非由于皮克迪所說的r>g。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過去30多年能達到9%以上的年均增長率。在中國，g很可能會大于r。不要忘了，皮克迪在分析西方社會的貧富分化的時候，格外強調代際之間的繼承。這一因素在中國，至少到現在為止，并非一件值得擔憂的事情，家長最多幫孩子買個房、買個車，富二代還沒有到完全繼承衣缽的時候。

        皮克迪講到，極端富裕的家庭，主要是靠金融資產，而從金融資產獲益，更多地是靠企業分紅。這其中有強大的復利效應，也就是說，你拿到分紅之后并不花掉，而是繼續讓這些錢為你增值，利滾利，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和這些西方的富豪相比，中國的有錢人只能算土豪。有幾套房產，在中國就可以躋身有錢人之列了。買股票，等著企業給你分紅？做夢吧。在中國投資股票，唯一賺錢的辦法是靠股票價格上漲，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這是一個賭性極強、投機氛圍濃厚的市場。巴菲特所說的價值投資，在中國得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這并不是說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值得擔心，恰恰相反，如果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都沒有辦法填平貧富鴻溝，那么，一定是在其它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已經到了亮紅燈的時候，要想理解何以會有貧富差距，必須在中國自己的制度和國情中尋找原因。

        腐敗和官商勾結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收入不平等。官員手中的權力，本來是為了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但卻被用來謀取私利。官員腐敗的時候，不是一個人貪污，而往往是整個家族在掠奪財富。這極大地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甚至讓公眾對執政黨的信譽產生了動搖。新一屆政府上臺之后，雷厲風行的反腐敗政策，正是直指收入不公的命門。

        除了一些不法官員的腐敗，還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有很多行業成了壟斷行業，或是被政府過度管制，這就帶來了巨大的尋租機會。這種不平等也是對市場自由競爭原則的直接踐踏。靠壟斷掙來滾滾利潤，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是中國經濟的恥辱。正如一個農民抱怨的：“要是全中國的豬都教我一個人騸，我也能像中石化一樣賺錢。”

        過去幾年，房地產價格不斷飆升，也明顯地拉大了貧富差距。房地產價格失控，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房地產行業自身的問題，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沆瀣一氣，土地市場被人為地割裂，貨幣增發導致大量資金流入樓市，政府的調控政策顧此失彼，缺乏全局考慮，最后釀成了畸形的房地產市場。這個行業本來可以伴隨中國的城市化，再有至少20多年的黃金時期，可惜早早地被大量注射激素毀掉了。

        一個奇特的現象是，過去20多年，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如此大規模的移民，一定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大幅度縮小，何以到現在為止，城鄉差距仍然如此懸殊？遲遲未能改革的農村土地制度、類似計劃體制的糧食安全政策、戶口制度帶來的城鄉福利差異，是導致中國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城市和農村兩個反差鮮明的社會的重要原因。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中國人反感的不是作為結果的收入不平等，更令人痛恨的是作為起點的機會不平等。有人說，生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人是最幸運的，大體來說，這一代人完全可以靠個人的努力，獲得理想的工作，過上體面的生活。但80后和90后已經開始感到巨大的壓力。從上學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感受到同學與同學之間的不平等。在我父親那一代，大學同學中來自農村的孩子占大多數，在我這一代，大學同學中來自農村的孩子還能占一半，到了現在，大學里來自農村的孩子還有多少？大學畢業之后，勞動力市場上也不公平，壟斷行業成了人人羨慕的最好的工作，沒有后臺、沒有關系的年輕人只好靠邊站。社會的流動性越來越差，最后變成一潭死水。

        過去，當我們遇到各種社會問題的時候，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靠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能減少貧困，經濟增長能提供就業，經濟增長能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經濟增長能贏得人心。未來，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不斷放緩。低增長會成為新的常態。令人遺憾的是，老齡化的到來又太早，這不僅會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還會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富裕家庭的孩子輕輕松松，就可以繼承到數倍，甚至幾十倍于普通家庭孩子能夠得到的財產。

        中國的貧富分化或許并未達到極端的程度，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產生的機制也不同于皮克迪的判斷。皮克迪只是在講發生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事情。臺上的演員，演的是別人的生活。臺下的觀眾，不妨在歡笑之余，想想自己的生活，因為不幸的家庭才總是相似的，收入不平等是每一個社會都必須正視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