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史偏偏打上門來”

        在張愛玲的自傳體小說《小團圓》當中，女主角盛九莉曾經抱怨道：“不喜歡現代史，現代史偏偏打上門來。”“不喜歡”源于文化優越而產生的自負，而“偏偏”一詞則又意味著不得不接受的那份屈辱。強烈的情感落差當中，連接著因西力東漸“打上門來”，卻又無力還手的一段痛史。

        女學生當日那種復雜心緒與敏銳感知，較之當日士大夫筆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熟語，或許更為真切。通商口岸與不平等條約，帶來了小女人的嘆息和大時代的新陳代謝，也讓“門里”的讀書人重新打量“門外”的世界。

“天下”裂變為“萬國”

        對于晚清士人而言，糅合了地理觀念與政治認知的外部世界，其實不完全是陌生的概念。但或許直到鴉片戰爭爆發，當道光皇帝盤問“英吉利到回疆有無旱路可通”，“與俄羅斯是否接壤”的時候，傳統的“天下”觀念才由戰爭打開缺口，裂變為對于“萬國”的新鮮體驗。

        梁啟超回憶，18歲那年（1891年）經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作為晚清以來廣泛傳播的新學之一，地理知識也從沿海向內陸逐步擴張，在讀書人心頭劃下深淺不一的痕跡。1908年，在江西萍鄉讀小學的張國燾，除了“確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型的”，還知道“圣人不僅出在東方，也出在西方”。四年后的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時，“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他驚奇地發現，在這張巨大的地圖上，中國只是偏居一隅，長沙不過一個小點。而自己的老家——韶山，在世界地圖上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據湘籍歷史學者陳旭麓考證，在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當中，“洋”開始取代“夷”，出現在正式文本當中。較之古代中國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稱呼周邊族群，“洋”字的客觀表述，已讓鄙薄之意大為淡化。或許可以說，從那時起，至少在政治外交場合，晚清中國開始嘗試與“萬國”平等對話。

        然而，同一時段里，戰爭勝利者“打上門來”的“世界”步步進逼，反襯晚清中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外來的這個“世界”面前節節敗退。錢鐘書為鐘叔河編訂的《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所作序言，最為精妙：“中國‘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

        如果說，從“夷”到“洋”的退讓，還只是放低身段、委曲求全的話，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諸國為“文明”，而自己為“野蠻”之時，“世界”帶來的觀念震蕩，的確相當劇烈。

        因此，在中國“走向世界”的吁求背后，其實是自身旁落于外部“世界”的現實。難怪錢鐘書說：“‘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愿，兩腳仿佛拖著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無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

黃白合種，方能救國

        晚清讀書人破天荒地以“千年”這一長時段，描述門外“世界”天翻地覆的巨變，的確獨具眼光。既然“世界”無法回避，中國如何在“世界”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變得迫在眉睫。

        當時一種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中國人在人種上不如西方，未來只有與西方人士“合種通教”，方能轉弱為強，融入世界。1902年，梁啟超興奮地宣稱，20世紀將是“兩大文明結婚之時代”，“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

        易鼐也在《湘學報》上，極力宣揚通過“黃白合種”提升國民素質：“如以黃白種人互為雌雄，則生子必碩大而強健文秀而聰穎。”與此相對，伴隨義和團運動而起的徹底排外，則代表了另一種對于“世界”的極端看法。

        周作人曾經回憶：“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它表示是贊成義和拳的‘滅洋’的，就是主張排外。這壞的方面是‘沙文主義’，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但它又懷疑乃是‘頑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實，則又是保皇思想了。這兩重的思想實在胡（糊）涂得很。”中西新舊之間，同一時空中不同讀書人心中的那個“世界”的形象，竟然如此紛繁多歧，確實遠超后人想象。

“向野蠻看齊”

        不過，正如蔣夢麟所看到的，“如來佛是騎著白象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所以，中國人雖然極力“走向世界”，但對于這一目標仍心存疑慮。

        湖南湘潭人楊度注意到，當時世界諸國“對于內則皆文明，對于外則皆野蠻”。其實，這并非楊度的個人觀感。游學歐洲的王韜早前就說過：“西人在其國中，無不謙恭和藹誠實謹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為，竟有前后如出兩人者。其周旋晉接也，無不傲慢侈肆；其頤指氣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邇。……彼一味駕馭中國之人，惟勢力可行耳，否則不吾畏也。”章太炎也斥責這些“始創自由平等于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國之人”。因此楊度索性主張，中國也不妨“向野蠻看齊”，來實現“并立于野蠻世界”的目標。

        然而，支配“野蠻世界”的是“弱肉強食”的邏輯。因此，這樣的世界注定是一個鐵血橫行道義淪喪、只認成敗不講是非、崇尚蠻力漠視文明的“叢林世界”。

        191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在胡適看來，世界固然由“萬國”鑄就，但是，為了“我之國須陵（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陵（凌）駕他人之種”，無視“國中人與人之間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的行動，背離了文明的普世價值，既是“狹隘的國家主義”，也是世界之“大患”。而真正的愛國者，必然相信“萬國”之上有人類，強權之上有公理。青年胡適將古老中國比擬為“睡美人”，而不取拿破侖眼中“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的“睡獅”，也正是相信“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于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

        胡適作《睡美人歌》過去百年，在20世紀大潮中載沉載浮的中國，今天已經發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詠嘆。回望百年以來，由“打上門來”的現代史所引發的對于“世界”的想象、體驗與言說，中國讀書人或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