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如何同朝鮮打交道，日本方面是有分歧的。1873年副島種臣從中國歸國之后，和西鄉隆盛以及板垣退助等人，更為積極地主張遣使朝鮮，迫使朝鮮與日本通交。但這個時候，適逢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等人從歐美考察歸來，他們主張借鑒歐美，以內治為先，“整備國政，富贍民力”，暫時不能搞征韓的一套。最后，巖倉一派勝出，西鄉和副島等征韓勢力一度消沉。

        日本當時的外交局面，其實十分困難：除了就臺灣“生蕃”問題和中國艱難交涉之外，在北面還在就庫頁島（日稱“樺太島”）和千島群島等地的領土問題和俄羅斯奮力周旋。但是，日本從來不是一個只做口頭辯論功夫的國家，它很快在1874年5月以討伐“生蕃”為由出兵臺灣，迫使清政府賠償了一大筆銀子，第二年8月又以領土交換的方式和俄羅斯解決了領土爭端，接著在9月以江華島“云揚號”事件為由對朝鮮動武。

關聯：從臺灣到朝鮮

        這里有必要提一下1874年的日本侵略臺灣的事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牡丹社事件”。當時，日本利用李仙得的經驗，以臺灣“生蕃”地區“在中國政府管轄之外”為由，準備出兵臺灣，但英美等國起來反對，因為大家都清楚，日本的目標是整個臺灣，而不是幾個“生蕃”。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Parkes）專門寫信給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說：“我在中國幾乎駐扎了20年，從來聽到的都是整個臺灣都是中國的。”在這種外交壓力下，日本政府本來決定停止行動，但前方的西鄉從道并不買賬，依舊帶兵去了臺灣。與此同時，東京派遣公使柳原前光和全權辦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先后前往北京與總理衙門繼續辯論臺灣“生蕃”的地位問題。

        這一中日辯論，實在是值得說幾句的。這次柳原和大久保的中國之行，沒有歐美顧問跟隨，所以在同總理衙門辯論的時候，幾乎是在“同文之國”的語境中進行的，并沒有占到什么便宜，反倒被總理衙門引經據典的照會逼的理屈詞窮?？偫硌瞄T甚至直截了當地告訴日本來使，即便臺灣的“生蕃”是野蠻之人，那也是中國的野蠻之人，他國不能懲罰。最終，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調停下，中日議結了三項條款作為收場。

        簡單說來，第一條，中國不說日本此次“保民義舉”不對；第二條，中國給日本10萬的“撫恤銀兩”，出40萬兩購買日本在當地修的道路房屋；第三條，這次兩國的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去注銷，永遠作罷。

        從前兩條中，我們可以見到，清政府沒有承認琉球是日本的領土，只說日本為了琉球被害之人出兵臺灣是個“保民義舉”而已，而且中國給日本的錢，也不是賠償日方的軍費。但是，第三條的內容很是奇怪，分明是在一筆勾銷日本在此次辯論中所說的一些從國際法上不好解釋且不利于日本的話，也是要讓中國說過的有理有據的有利于中國的話歸于無效。從此以后，日本與中國的外交談判，回復到了歐美國際法層面的軌道上去，幾乎再也沒有在這種“同文”的語境中同中國進行了。在朝鮮問題上，尤其如此。

        這1874年的中日臺灣交手，對日本來說，是外交上一個不大不小的挫敗，但卻是實際中一個大大的甜頭。對中國而言，是“同文”語境下外交的大勝利，但卻是國際法下外交的大失敗。簡言之，日本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對中國，這是一個典型的“無外交而弱國”的例子。中日的外交對壘，由此慢慢鋪開。

目標：“截斷清韓關系”

        1875年9月20日，日本的軍艦“云揚號”在朝鮮江華島附近海面突入朝方水域，遭到朝鮮方面的炮擊，日軍迅速登陸攻占了炮臺，并搶掠永宗鎮，隨后撤回了日本，準備更大規模的對朝軍事行動。江華島事件，如果說從頭到尾都是日方的陰謀，是一點都不為過的。之后，日本國內征韓論卷土重來，以木戶孝允、森山茂和廣津弘信等人為代表的勢力抬頭，積極擬定征韓計劃。

        這個時候，日本的外交環境已大大改善——臺灣問題解決了，與俄羅斯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也簽了，接下來就可以集中精力對付朝鮮了。

        對日本政府而言，此時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中國。木戶孝允建議，處理朝鮮問題，應首先厘清朝鮮與清朝之間的宗屬關系，待北京拒絕對朝鮮的行為負責之后，日本即可自由對朝鮮采取行動。這一邏輯，和當年李仙得與副島對待臺灣“生蕃”問題的政策如出一轍，關鍵在辨明清政府到底能否為朝鮮負責。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那個時代許多外交上的問題，機關都非常深，且互相關聯。很快，日本政府派人前往北京與中國辯論中朝關系。

        11月初，日本外務少輔森有禮以特命全權公使的身份，赴華辯論朝鮮地位問題。這一年，森有禮虛歲才30歲，但這位少壯派人士卻有著深邃的國際眼光。1865年，薩摩藩選拔優秀子弟10名赴海外留學，時年19歲的森有禮入選，在倫敦大學學習三年之后，轉赴美國。1870年森有禮出任日本駐美國少辦務使，后升任代理公使。1873年3月他自美歸國，經停英國時曾拜會提煉出“適者生存”理論的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同年8月，森有禮在東京與福澤諭吉等人結成啟蒙團體“明六社”，任會長，發行《明六雜志》，對日本當時的社會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875年9月江華島事件爆發后，森有禮迅速會同外務省的國際法特別顧問美國人斯密，研究對朝政策，對該事件及其所涉及的國際法內容比較熟悉。而明治政府能夠任命一位年僅30歲的外交官充任全權公使，也足見其魄力之大。在當日的中國，30歲這個年齡，恐怕很多讀書人還在忙著考科舉，否則沒有功名，也就無從為國效力了。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等人給森有禮下達了對華交涉方針，其最重要的一點是“認朝鮮為一獨立國”，并以中日兩國共同利益做基礎，力求促成日朝修交。事后，森有禮自己對使命做了總結，就是要“截斷清韓關系”。為了配合森有禮的行動，外務卿寺島宗則訓令日本駐北京代理公使鄭永寧，強調日后在涉及中朝關系方面要更為慎重，其中提到不確定朝鮮是否中國的藩屬，而日本與朝鮮的交涉事件應視為與中國無關。萬事俱備后，1875年11月24日，森有禮一行乘船從東京品川駛往中國。

行動：森有禮抵京

        1876年1月4日抵京之后，森有禮便馬不停蹄地準備同清政府的外交談判，同時積極與各國駐京公使交際，為日朝交涉謀求國際空間。抵京第二日，森有禮與鄭永寧拜訪了駐京公使團的首席外交官、英國公使威妥瑪，希望威妥瑪能夠就日朝交涉問題，同中國政府進行一下斡旋。

        威妥瑪為人張揚，自升任公使團的頭頭以來，每逢日使進京與總理衙門會晤，他一定積極參與，充作調解人。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威妥瑪時時想著改變中國，他曾經對其美國同僚說，他當年是騎著毛驢進的北京，但決心坐著火車離開北京，可惜最終并沒有實現。他也總想把中國外交拉到歐美這條路上來，所以動不動就跑去總理衙門，給那里的大臣們上上外交課，所以大臣們都不甚喜歡他。詎料1875年2月，云南發生了一起英國人被殺的“馬嘉理案”（又稱“滇案”），而馬嘉理是威妥瑪親手選拔的一位年輕才俊，所以威妥瑪非常生氣，使盡渾身解數同總理衙門交涉，并以關閉英國駐京公使館相威脅，出京南下上海。

        森有禮赴京之時，威妥瑪剛回北京一個多月，目的是觀察清政府對“馬嘉理案”的處置情形，結果令他大失所望。至此，他已同總理衙門斗法十余月，雙方關系極不愉快。日本人的到來，讓威妥瑪看到了機會，他迅速請求倫敦派遣艦隊來華施壓，迫使焦頭爛額的清政府答應其就“馬嘉理案”所提出的要求。自然，森有禮也看出英國正在和中國鬧矛盾，而中國的難處正是日本的好處。

        拜訪威妥瑪之后，森有禮確認其他列強不會插手日朝交涉，并隨即展開同總理衙門的交際，以掃除征韓道路上的最后一個障礙。1月6日下午，森有禮偕隨員造訪總理衙門，進行禮節性拜會。恭親王、董恂、崇厚、郭嵩燾、成林、夏家鎬等六位大員出面歡迎，雙方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茶話會，商定1月10日在總理衙門進行正式會晤。這次談話由日方長期駐京的漢文造詣極深的鄭永寧擔任翻譯。

        會談中，森有禮送給恭親王兩份日本國書的副本，表示在謁見光緒帝之時再正式呈送正本，言外之意是要請求覲見中國皇帝。恭親王以天子年幼、太后垂簾且已一律拒絕各國公使謁見等為由，拒絕了森有禮的請求，也一并婉拒了森氏提出來的以“私謁”代替“公謁”的請求。所以，森有禮的全權赴任的正式國書，未能面呈清帝，后來攜回了日本。

        恭親王并不是搪塞森有禮，因為這個時候，年僅19歲的同治皇帝已于1875年初駕崩，同治無嗣，所以年方4歲的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被過繼給咸豐帝，繼承大統，是為光緒皇帝。這樣一來，光緒皇帝和同治皇帝一樣，都是繼承的咸豐帝的衣缽，而慈禧皇太后也就可以繼續以皇太后的身份掌握權力了，這也就是恭親王提到的垂簾聽政的緣由。森有禮抵京的1876年初，也算剛好趕上了又一波大清朝政治中樞的大變化。

        不成想，包括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在內的許多故事，都發生在了這位光緒皇帝在位的34年間。光緒帝的生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所以慈禧太后乃是光緒帝的姨母。光緒帝的一生，都生活在他這位姨母的陰影之下，一直到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兩人在24小時內雙雙歸天（光緒在前，慈禧在后。2008年，北京相關科研機構通過科學手段檢測光緒皇帝的頭發樣品后，認為其死于砒霜中毒；但究竟是誰下的毒手，并無定論）。

        森有禮和總理衙門約好會晤的1876年1月10日，是大清光緒元年臘月十四日，年味已經很濃。但森公使似乎并不打算讓總理衙門的大臣們過個好年。就在同一時間，日本特命全權辦理大臣陸軍中將兼參議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以及特命副全權辦理大臣議官井上馨，帶領一干軍艦前往朝鮮施壓。

        可惜，總理衙門無從看清日本這種雙管齊下的行動策略。從最基本的技術層面來看，中國在日本沒有外交情報機構，就算李鴻章最早也是靠著歐美公使的轉告才知道森有禮來華談判的。中國首任駐日的外交官，要一直等到1877年12月才能行抵日本，而當時距離1873年副島種臣來華刺探中外情形已經過去了將近5年，距離1870年柳原前光赴華談判締約，已經過去了7年有余。更要命的是，森有禮和總理衙門很快都會發現，雙方根本談不到一起去。這一年的年關，對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而言，實在有些不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