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迪最為大膽、也是最有爭議的政策建議是在全球范圍內征收累進的資本稅。他認為，這是遏制全球貧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具體來講，可以考慮對100萬歐元以下的凈資產不征稅，對100-500萬歐元的凈資產征收1%的資本稅，對500萬以上的凈資產征收2%的資本稅?；蛘?，也可以進一步細化，比如，對相對小額的資產，比如20萬以下的凈資產，可以象征性地征收0.1%的資本稅，對于20-100萬歐元之間的凈資產可以征收0.5%的資本稅。對極其巨額的資產，比如10億歐元以上，可以征收5-10%的資本稅。

        皮克迪自己也承認，這是一個烏托邦的概念。在全球范圍內征收資本稅，遇到的最大障礙是需要各國之間的密切合作。這類似“囚徒悖論”：如果各國都征收資本稅，那么各國政府都能夠得到更多的收益：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稅收增加；但如果其它國家不征收資本稅，只有一個國家征收，那么資本會離開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會下降、稅收減少。最后的結果是各國都不征收資本稅，但這對它們來說其實是個次優選擇。

        “烏托邦”概念也有其價值所在。學者的職責不是如何實施政策，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議，供大家批評和參考。征收資本稅，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通過征稅改變規則，提高金融數據的透明度，防范金融危機、鞏固民主社會。

        如果要征收資本稅，各國政府必須掌握及時、準確的關于資本的數據。稅收有助于改善統計質量。法國在大革命期間開始征收財產稅，但稅率非常低，與其說是征稅，不如說是強制要求公民申報自己的財產。如果我們不知道確切的收入數據，將無法客觀、公正地討論收入分配問題。資方可以辯解，說自己并沒有把錢裝進口袋了，都分給工人了，工人們是不會相信的。工人同樣可以申辯，說自己一分錢都沒有拿到，錢全都被資本家拿走了，他們會要求把自己“應得”的部分要回來，甚至分掉資本家的家產。消除這種尖銳的社會矛盾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數據和事實本身說話。

        或許會有人說，這種法規必然會導致很多回避管制的新做法，比如，“地下銀行”會盛行。這是肯定的，監管和回避監管，一直都是“貓鼠游戲”，問題在于，哪一方的優勢更大。在盛行資本自由化、放松管制的過去，資本騰挪的空間一定更大，但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加強金融監管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政府的決心越來越大、政策工具越來越多，相關的國際協調也在加強。

        也有人會認為，強制申報個人財產的做法會增加每個人的成本，變成繁文縟節，費時費力。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像過去那樣，靠個人自己填報財產，一定會出現瞞報和漏報，如何給資本定價也是個很麻煩的事情。但是，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完全有可能得到更為及時、準確的個人財產信息，而且為個人節省時間和精力。以所得稅的實踐來看，一般的做法是雇主就幫雇員把收入信息上報了。美國很多州在征收財產稅的時候，會由政府給個人發去信息，聲明納稅人擁有的房地產數量、當時的市場價值，應該繳納的金額，個人只需核實這些信息是否有誤就行。

        從最根本上來講，反對個人申報財產信息的最主要擔心就是，政府可能會使用這些數據，侵犯到個人的財產權利。不能不說，這種擔心是值得關注的。政府總是比公民的個人權力更大，如何制約政府的行為，是一件極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從邏輯上講，政府掌握財產信息，并不意味著就要干預經濟自由，更不意味著政府就有權利以各種方式剝奪個人的財產。從實踐中看，一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法治的成熟程度，是約束政府行為的最可靠保證。一個征稅的政府，比一個不征稅的政府更容易制約。征稅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承認財產的私人所有權。政府只有征稅的權力，沒有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不會是一只“閑不住的手”。在前蘇聯那樣的計劃體制下，政府根本就不關心征稅。連你的工資都可以凍結，哪里還需要征稅？如果所有的私人財產都要充公，怎么還能談得上申報個人財產？

        征收資本稅還有助于防范潛在的金融危機?；仡櫄v史，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央行對于金融體系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模式，有的國家，比如美國，甚至長期沒有央行。結果是，金融危機不斷爆發。經歷了多次慘痛的教訓之后，各國央行才開始意識到，央行除了發行貨幣，還有一個重要的職能就是防范金融危機。當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央行必須挺身而出，承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之所以遠遠小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國央行吸取了1929年股市崩盤時美聯儲無所作為的教訓。當時美聯儲不僅不緊急貸款，反而提高利率。

        但是，應對金融危機，僅僅靠央行是不夠的。央行可以迅捷地實施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即使央行及時發放緊急貸款，但它無法強迫企業用這些錢去投資、居民用這些錢去消費，由于擔心潛在的風險，“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很多銀行拿到央行的緊急貸款，轉手就又存進了央行的賬戶。

        為了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必須做兩項改革：第一，央行手中要有更及時、準確的金融信息，才能確保在平時更好地監督金融機構，再危機時刻更好地制定救助方案。第二，僅僅靠央行是不夠的。央行必須和金融監管機構，比如銀行、證券的監管機構通力合作，財政也應該是一個有力的支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比，實施的速度會更慢，一項財政政策的出臺，需要經過議會的批準，需要向全社會公布，但其劣勢也是其優勢，財政政策不是靠專家治國，而是靠民主政治治國。經濟學中的“丁伯根問題”指出，政府能夠采用的政策工具必須比其面對的政策目標更多。為了應對未來的潛在風險，政府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必須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