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四月間震動臺灣的太陽花運動至今余波蕩漾，兩岸的服貿協(xié)議也就此延宕至今。

        3月30日凱達格蘭大道的游行據(jù)主辦者說聚集了大約50萬人（警方說11萬，所以雙方統(tǒng)計數(shù)字出入很大），整個臺北市的人口也才300萬人左右。這場運動固然以學生為主體，但是也有眾多公民團體、非政府組織和普通市民的持續(xù)參與。

        能夠動員起如此廣泛社會能量的運動——姑且不論其對臺灣正負面的影響，可能不是單純的服貿爭議、馬（英九）王（金平）政爭，乃至制度危機所能完全解釋的，而必然觸及到臺灣民眾的深層社會心理和思維習慣。

        先從一個小事說起。去年在臺灣的時候，與友人路過一家照顧寵物狗的店面，友人說要跟熟識的老板道個別，因為這家店要搬家。從店里出來，我問道，這家店看上去生意很好，為何要搬走？友人的回答出人意料：就是因為生意太好，所以店老板覺得無法充分照顧好每一只寵物狗，因此決定搬到一個較為偏僻的地方，少接點生意，才能為寵物提供更為細致的服務。

        這則小事教人印象深刻，對店主來說，愛護動物重于盆滿缽盈。在今日的臺灣，這并非個別現(xiàn)象。在臺灣告別了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之后，民眾的價值追求漸現(xiàn)多元化，經濟發(fā)展于很多人已然不是頭等大事。不少人只愿小確幸——“微小而確定的幸福”，不想發(fā)大財。

        年輕人也許不是懼怕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競爭，而是根本不愿意競爭。由此，服貿協(xié)定所允諾的經濟利益的吸引力就打了折扣，更何況不少人相信，兩岸經貿往來帶來的好處僅為大企業(yè)大財團所攫取而沒有惠及大眾。因此，盡管馬英九苦口婆心一遍遍講述臺灣推進兩岸和區(qū)域經濟整合的急迫性，卻無法真正打動很多人的內心。

        支撐太陽花學運的另一個心理層面是，臺灣民眾對現(xiàn)有政治運作方式和效能以及對政黨和政治人物品性和能力的懷疑、失望和憤怒。在被問及如何合理化占領“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的行為時，學運參與者都會指出“政府失能”這一動因。對他們來說，2014年3月17日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三十秒鐘的“強度關山”之舉，就明白表明“立法院”應負的監(jiān)督職能已然失效，行政部門獨斷專行既成事實，因此需要民眾挺身而出挽狂瀾于既倒。

        長期以來，臺灣“立法部門”的內耗空轉以及“朝野”的死纏爛斗，使得民眾的失望和不滿蓄積已久。斯坦福大學學者拉里?戴爾蒙德(Larry Diamond)的研究表明，從2001到2010年間，臺灣民眾對“立法院”和政黨的信任度一直低于20%，且呈下降趨勢。此次占領期間，也有人認為，“立法院”癱瘓運作三個星期對臺灣損失并不大，因為反正平時也是在浪費時間。

        就政黨而言，在學運支持者眼中，國民黨固然飽受指摘，而民進黨也不被信賴。有臺灣學者指出，盡管出身于街頭運動，民進黨卻正逐漸喪失對臺灣社會運動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此次學運爆發(fā)之后，民進黨盡管見獵心喜，但卻一直處于一個尷尬的邊緣化地位，只能隨學運的起伏進退而游走，無法站到舞臺中央。最后說到馬英九。這位曾經席卷千軍如卷席的政治明星，如今動輒得咎，多做多錯，不做也錯，支持度更跌落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兩位數(shù)以下，尚不及陳水扁弊案纏身時期的支持度。批馬甚至成了全民運動、政治正確，教人唏噓不已。

        總之，呈現(xiàn)在學運支持者腦海中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從“行政部門”到“立法部門”，從“執(zhí)政黨”到“反對黨”，都“失職失能”，無法指望，因此民眾必須起而自我拯救，并且因為體制內合法方式已經窮盡，縱使違法占領“立法院”也在所不惜。

        殊不知臺灣民眾對其“政府”和政策近乎苛刻的批判態(tài)度，也加劇了他們自己所痛批的“政府失能”。一位臺灣友人曾抱怨說，自己反對某項政策，“政府”便追問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果連解決辦法還要問老百姓，那要“政府”干什么？筆者反問，當“政府”要做A時，你表示反對，而“政府”問你要怎么做時，你又說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如此則“政府”如何做才有可能是對的？簡而言之，“政府”欲有所為時灰頭土臉，無所為則罵聲一片；堅持既定政策是“獨裁”，妥協(xié)則恰好坐實了政策本身的“缺失”。臺灣民眾對“政府”的要求似乎是：責任最大化，權力最小化。一位曾任要職的臺灣學者也對筆者感嘆，臺灣眼下的最大問題是“自由過度，治理不足”。

        與太陽花學運相關的第三個心理層面則是繞不開的中國大陸因素。臺灣的主流民意固然贊同兩岸關系的和平發(fā)展，但是對于兩岸進一步的經濟乃至政治整合，尚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

        隨著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兩岸相對實力的日漸失衡以及東亞地緣政治的深刻變動，臺灣民眾產生了一種莫名的焦慮感和無力感。這種焦慮感在上世紀70年代臺灣退出聯(lián)合國以及卡特政府與臺灣當局斷交前后曾席卷全臺。當時一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梅花》意即為了撫慰和振奮風雨飄搖、民心動蕩中的臺灣。1978年12月底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沃倫?克里斯托弗銜命去臺北解釋卡特政府的斷交決定，被絕望和憤怒的臺灣民眾包圍險些受傷。

        及至后來，臺灣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民眾財富的增加,以及冷戰(zhàn)后經濟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使得臺灣當局和民眾重拾信心。當時有個閩南語諺語叫作“臺灣錢，淹腳目”（“腳目”即腳踝），可見當時臺灣財力之勝。時至今日，臺灣經濟風光不再，很多年輕人自嘲為“魯蛇”（loser）。甚至有人戲言道，“臺灣錢淹腳目”，但是“大陸錢淹死人”。

        臺灣社會普遍感受到大陸由經濟而輻射到臺灣社會和政治的存在感和影響力。往日的自信不復存在，這也使得臺灣民眾在與大陸交往時躊躇不前、畏首畏腳。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的焦慮感是源于美國政策轉向的突然性沖擊的顯性表達，那么現(xiàn)在這種焦慮感則是細涓長流、漸行漸強式的隱憂。這種隱憂在兩岸服貿協(xié)議的簽署過程中，由于馬英九當局被認為不夠透明化的操作而高漲。

        上述三層社會心理因素——多元化的價值追求取代發(fā)展至上論、臺灣民眾對其政治運作和政黨政治的失望和詬病、對兩岸相對實力變化和臺灣優(yōu)勢喪失的隱憂，并不必然導致太陽花學運，但是卻為這場學運提供了豐富的社會能量，也使得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一個三十秒的策略性失誤，演變成一場史無前例的占領運動。

        中國大陸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的低調應對可謂最佳之策，而習近平總書記在5月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時提出的“四不”也清楚表明中國大陸對臺的基本方針不會因這場學運而受到干擾。

        就政策層面而言，上述分析或許有以下三點啟示：

        其一，支撐太陽花學運的社會基礎廣泛而分散，聚合了多重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會群體，因此其核心領導成員的某些主張未必隨時代表大眾訴求。近日來林飛帆、黃國昌等學運核心成員在北美地區(qū)呼吁美國政府拋棄“一個中國”政策，并與熱比婭會面，筆者認為實為自我邊緣化之舉。

        其二，面對價值追求日漸多元化的臺灣社會，大陸可能需要增強經濟層面以外的吸引力。

        其三，大陸方面如能在臺灣參與區(qū)域經濟整合方面采取更為積極的態(tài)度，或能多少緩解臺灣的焦慮感，并能削弱反服貿者對于馬英九當局所謂“過度傾中”的指控。至于如何解決臺灣政治運作的沉病積疴以及平衡“政府”的權責關系，則是需要臺灣“朝野”和民眾共同面對的課題。